“美国罗曼司以死亡和悲剧告终。”我读着。我看到自己的照片，看上去很坚强，像个革命党。“‘我宁可坐牢！’坠入情网的女人喊道。”
旁边是文福的照片，他的眼睛转向一边，好像在看我的照片，他的眼神既愤怒又得意。下面是文字说明，“‘她的自私杀死了我的儿子’，这位国民党的英雄宣称。”
最底下是吉米·路易的一张小照片，他低着头，好像害羞了。“这位美国特工说，‘我还想把她要回来。’”
我把文福编造的所有谎言全都读了，说什么我放弃了受人尊敬的生活，背叛了我的父亲，让我自己的儿子死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疯狂地想和美国人睡觉。文福知道报纸想听什么。
杜阿姨望了望女看守睡眼蒙眬的样子。“小人，”她轻轻地说，“我是个笨女人。我本该早就在那张纸上签字的。真对不起。”我们俩叹了口气，彼此了解了对方。
“吉米·路易在哪儿？”最后我问道，“他什么时候来？”杜阿姨低下了头。“哎，小人哪，”她说，“我干吗老给你带坏消息呢？”
这张照片上照的是你父亲回美国时坐的轮船。瞧下面写的什么？
“海上山猫号”。瞧见底下的画上圆圆的窗户没有？那就是他待过的工作人员舱。
瞧，有多少人在这上面为他签了名？“最美好的祝愿。李文成。”“最美好的祝愿。玛丽·艾玛格瓦。”“最美好的祝愿。雷沙·汉森。”“诚挚的问候。琼尼·豪。”“以基督之爱。马克斯玛·阿斯庇拉。”
这一位写得最好：“亲爱的吉米，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个风流登徒子。后来和你交往多了，我才觉得这么想真对不起你，因为你是这条船上最好的好小子。我很爱你。你的小雯妮有你这样一个丈夫真幸运。祝你好运。你的真正的朋友，玛丽·莫伊。”
你父亲对船上所有的人哪怕是陌生人说，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他在护照上写了“已婚”就回家了。这是杜阿姨告诉我的。
她还告诉我说你父亲不会再待在上海了。
我被关进监狱后，文福跑到美国领事馆去给吉米找麻烦：“瞧你们美国人都于了些什么？破坏我的家庭！”接着他又跑到报社说同样的话。当时正有许多传闻，说美国特工回国前强奸中国姑娘，勾引中国女人。
于是领事馆的人就告诉吉米不要去看我，等事情平息下来再说。
但事情反而越来越糟。报上的小道消息传了好几个星期。每隔几天就出来一段新故事，文福说了什么，我说了什么，过后他又说了什么，过后我又说了什么。还有照片──我在监狱中和二十个女人坐在一张长桌旁的照片；文福和他的女人牵一条小巧玲珑的哈巴狗，得意洋洋地在散步的照片；吉米在战时拍的照片，他站在飞行员身边；还有淡若小时候的照片。
有时报纸把我说成一个既有魅力又有坏心眼的女人；有时报纸把我说成一个天真的女人，说我进监狱是冤枉的。杜阿姨告诉我，我成了上海年轻姑娘心目中的名人。一天她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两位姑娘在谈论我，她们说，真漂亮，真悲惨呀。
但领事馆的人可不管我漂亮不漂亮，悲惨不悲惨。过了一阵子，你父亲的工作也丢了。那儿的人告诉他，回家吧，别再惹麻烦了。他不能来看我，可又待不住。你猜他怎么着？他只好回旧金山老家去了。
当然，他给我来了许多信，寄到杜阿姨处，还寄来美元，以便她能在上海待下去照顾我。杜阿姨不管有没有钱总会照顾我的。但他这么做，我们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中国纸币太不稳定了。
所以，杜阿姨每个月都来看我，每次都带三四封吉米的来信。他说的总是同样的话：不管怎么样，他两年内一定要来看我。他怎么爱我呀，什么也阻挡不了他的爱情。他怎么样每一天、每一分钟都在祈祷，我快快回去和他团圆呀。我觉得他祈祷得那么多，快要变成一个信徒了。我想这就是他后来加入教会的原因。但我觉得他没告诉别人他的妻子入狱了，是她的另一个丈夫把她送进去的。那样说出去不好听。
监狱里的人对我很好。我觉得，看守和其他女犯人都相信我，我向她们解释我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为什么我不应该待在这儿。我觉得她们全都尊敬我，因为我也尊敬她们。我是一个有教养的人，现在我也和她们一样了。一位姑娘说，“我要是有你这种性格，我就不会在这儿了。”另一位姑娘老帮我洗衣服。我没要她洗，是她自己提出来的。
我也帮她们做事。我请杜阿姨带块木板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马桶里的臭味盖起来了。我找到了清洁房间的方法，把床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收了。有两位姑娘要我教她们读书写字，我就叫杜阿姨带些旧报纸和粉笔头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画笔划了。我们上完课后，就把这些报纸撕了，作卫生纸用。
我还叫她们行为举止、说话怎样得体，就像在昆明的时候，我教那位舞女敏姑娘一样。我跟你讲过她的事吗？咳，说起来真是太难受了。一天我在撕报纸的时候看到了她的照片，报上说，“金嗓子小姐弃世，芳龄三十三岁。”我惊讶地看着她的照片。我惊讶地发现她起了个金嗓子的艺名，跟我向她建议的一模一样。我惊讶地得知了她的年龄。现在我又找到她了，可惜她死了。
她已经成了上海一个有名的夜总会的歌手。不是什么大名气，或许是小有名气。我想，因为她死得惨，他们才把她的照片登出来的。
这事发生在冬天，一个很冷的晚上。
她正沿着江边码头走着，穿一件漂亮的无袖舞裙，没穿外套。路上的行人全都盯着她，也许是码头工人和渔民。然后她就唱起歌来。
他们觉得她很怪，但唱到后来，他们出于礼貌都鼓起掌来。她鞠了个躬，挥挥手，退下了，好像在夜总会里谢幕似的。她微笑着说，谢谢，谢谢。然后她就跳过围堰，跳进冰冷的江水中。
报上说，她的心破碎了，这是某个认识她的人说的，但报上没说原因。我读着报，想到了自己。我曾以为她和我一样，只是比我更坚强。要真是这样，那我又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好几天。
实际上，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有的是时间想。我和其他妇女每天坐在工作椅上。我们一天工作八小时，不能请假。我nl做小火柴盒，剪呀，折呀，贴呀，翻来覆去都是老一套。进监狱前，我从来没想到要有人做这些小盒子，把火柴装进去，也从来没想到这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东西是用一些人的痛苦换来的。这工作实在太乏味了！
于是我就考虑能不能用另外的办法来干这工作，在粘胶水前先把最上面的一层折好，要么就把它们全叠起来，让我的脑子没法闲下来。脑子一闲下来，各种各样的不好的念头就会乘虚而入。
我记得有一次收到吉米一封信。我把手头的活计放下，停了几分钟，这样我就可以把信念给坐在同一条椅子上干活的妇女听。每当我收到一封航空信时，她们都很兴奋，因为她们连一般的信都没收到过。当然，那是因为她们不识字。
“‘亲爱的小夫人。’”我读下去。所有的姑娘都叹了口气。小夫人！然后，我又把通常的内容读给她们听。
他多么爱我呀。大家都格格格地笑起来。
他怎样整天为我祈祷呀。她们又叹了口气。
他读书用功得头都要炸了。她们大笑起来。
在基督教青年会上乡村舞蹈课好有意思呀。我停下了，舞蹈课！
姑娘们一声不吭，回头干自己的活去了。我看看自己变粗的手指尖。我想象吉米正握住一位漂亮姑娘的纤手。他怎么能既爱我，又和别的姑娘跳舞呢？他怎么能一面闭上眼睛为我祈祷，一面又拍手又跺脚的？然后我又想，他说他在护照上写了“已婚”，或许是说他已经和别人，而不是和我结了婚呢？一下子，吉米在我脑海中跳起舞来，越跳越快──一、二、三，跳下教堂走廊，跳进一个新夫人的怀抱！
类似这样的念头爬进了我的脑袋，我被它们紧紧缠住了，不知怎么把它们赶走。我无能为力，只能等着瞧，等着瞧。我有时想，或许我是空等一场。但是随后我又赶走这个念头，回想起我和吉米度过的美好时光，他紧紧抓住我的手，不让我走。
除了杜阿姨外，还有许多人来看我。老阿婶和新阿婶抽不出时间经常来看我。花生只来过一次，后来她和小俞的母亲马上就搬出了那屋子，失踪了。我父亲当然没有来，或许他连我在哪儿都不知道呢。
我听说他现在还在做梦，他的脑子跑到另外地方去了。他躺在床上，无论是睁眼还是闭眼，好像都无所谓了。
但有一天，三妈和五妈两个人一起来了，我很惊讶。但我随即就发现她们穿了一身白衣服，我就明白我父亲的太太们的来意了。
“死了？”我说。
三妈点点头，五妈别转脸去。然后她们就哭起来了。我也哭了，我想起了父亲给我金条的那一天。
“他死的时候神志很清楚，”五妈说，“他到死都是很坚强的。”
我点点头。这些都是一般的客套话。我感谢她们来告诉我这个消息。
但三妈说，“真的，他临死前好奇怪呀。他的神志那么清醒。”
“真是个奇迹呀。”五妈说。
“兴许这些年来他一直都在骗我们，”三妈说，“假装不会说话。你父亲真能忍呀。”
“我觉得这是个奇迹。”五妈说。
“事情是这样的，”三妈说，“五天前，我像平时一样，到他房间去，想给他喂点稀饭。结果他没吃多少。每天我都得撬开他的嘴，给他灌点东西下去。真的，他比娃娃还难侍候，不肯吃，还常常尿床。那天早上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吼道，‘观音娘娘啊，让他把嘴张开来吧！’突然，他的眼睛亮起来了，盯住我。我寻思，嗯，莫非他听见我说话了？我就对他说了，‘吃一点吧，吃，吃。’他看看我，开口了，用p就给我吃点像样的东西。’就这句话，冲口而出了！因为差不多快七年了，他没说过一句话──可现在，‘那就给我吃点像样的东西。’我赶紧迈动两条老腿下楼去。”
五妈点点头，“她跟我讲了这事，我还不信哩。我说，‘你也像他一样在做梦吧。’我就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
“我跟厨娘说了，”三妈说，“文太太听说了也想去看看。于是大家全上了楼，带了馒头，包子，一大碗面条，都是他喜欢吃的东西。我一进他的房间──嗯！──他已经睡着了。”
“我又说她了，”五妈说，“‘你是在做梦。’这时我发现窗子开得大大的，大风从外面吹进来了。‘干吗开窗？’我说着，走到窗前。这时他醒来说话了，‘让它开着！’”
“我们的嘴巴全像窗户那样开大了，”三妈说，“然后我就给了他一个馒头，他吃了。厨娘给他一张大饼，他也吃了。于是文太太赶紧下楼去叫她丈夫和儿子来看。他们就上来了。”
“我们全看见了，”五妈说，“你父亲看看四周，见大家都站在那儿，就皱起了眉头。他说，‘这儿出什么事了？干吗这么寒酸相？
我的画呢，我的地毯呢？’”
“他就跟以前一模一样了，”三妈说，“非常自大，主意很多。
五妈点点头，“我告诉他，‘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全没了。没那么多钱来整这些东西了。’他说，‘怎么会没有钱的？’我说，‘现在不景气，到处都一样，不光是我们。钞票不值钱，床上的破布还更值钱些哩。’”
“他说，‘我不是在说钞票。金子！金子！你这猪猡！’”
三妈拍拍手，“然后你猜怎么着？文福马上说了‘什么金子，哪里有金子？’你父亲看看文福，好像他女婿长了个榆木脑袋似的。‘就在这里！’他说，‘当然在这屋子里。全是金条，跟你手指一样粗，跟你身子一样重。’
“‘哇！这屋子里没金条呀。’文福说。
“于是你父亲咧嘴笑了，‘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藏哪了。好多年前，我就把它藏起来了。’然后你父亲拍拍脑袋。‘让我想想看──在哪堵墙壁后面？在哪块地板下面？’”
“哎哟！”五妈说，“我们马上就明白你父亲要干什么了。这种举动我们以前见过好多次，可有心计哪。他是在一点一点地吊他的胃口，而文福就像一只上钩的猫跟在后面，乱嗅乱扑！当文福问‘在哪儿？在哪儿？’的时候，你父亲就挥挥手叫他走开。他说，‘现在我累了。过几个钟头再来，我告诉你。’说完你父亲就闭上眼睛，又回到梦中去了。”
“文福又能怎么着？”五妈说，“他说，‘哇！这老头疯了！’但我们见文福和他父亲下楼去了。我们听他们在敲墙壁，敲地板，已经在找起来了。”
“过了三个钟头，”三妈用颤抖的嗓音说，“我们又上楼来了，可你父亲已经去了。真可怜啊！我摇摇他，说，‘什么？你醒了一会儿，那么快就去了，你也不为你这老伴想想啊？’”
“我们全都哭了，哭得好伤心哪。”五妈说，“而这个文福实在太可恶，可恶得叫人难以相信啊！你父亲还躺在那儿，尸骨未寒哪，文福就开始在他床边的墙上凿洞了，太可恶了！”
“过了五天，”三妈说，“你父亲房间里所有的墙壁和地板全被凿得个乱七八糟，文福还打算凿另外房间呢。”
“至于我们嘛，”五妈说，“倒不在乎另外房间怎么样，哪怕他弄个底朝天，我们也管不着。我们明天就走了，住到烟台我兄弟家去。他请我们去，我们已经答应了。”她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三妈和五妈说完后望着我，看我怎么说。我心里就像打破了五味瓶，真是百感交集啊：对死去的父亲的悲痛，对文福的气愤，对即将离开的三妈和五妈的难过，──我们都是无依无靠，没有指望了。
“哎！”我说，“真是苦得难以下咽啊。你们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真是太惨了！眼看我们所有的钱财全落到这么一个坏蛋手中，太可怕了！”
三妈皱起了眉头，“这屋子里没有金子。我们刚才说的难道你没听清？我们知道你父亲，他干吗要把金子留给一个他讨厌的人？他最后一次醒来给我们开了个小玩笑，给文福一个诅咒。”
“这么说来那屋子就这样白白地毁了？”我喊道。
“白白地？”三妈说，“你以为我们和文福住一起没吃苦头啊？
你以为就你一个被文福捏在手心啊？眼下你父亲正牵著文福的鼻子团团转呢，眼下文福正在寻你父亲的梦呢，眼下这屋子正塌下来压在他头顶呢，可不是什么白白地！”
瞧，这里有一封我给你父亲的电报，我问他我是否能去美国，做他的妻子。你瞧，他把这封电报保留下来了，他接到它时甭提有多高兴了。但他的回电不在这儿。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这事我一直不敢告诉你，我老想忘了它。
第二十四章 报恩
一天，杜阿姨给我带来一个惊喜──胡兰，肚里还怀了个孩子呢！我哭了，看到她好高兴啊。她也哭了，到监狱里来与我相见，心里难受极了。这是1949年2月，这时我已经在狱中待了一年多了。
我们通过几次信，我给她写过五次，可她大概只给我写过三次。
她老是为自己找借口，说家国去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