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命。”她说，我觉得她已经麻木了，只好用这种非常背时的方式接受了这种生活。可她接着又告诉我，“你得当心点。不要落到我的地步。”所以你明白了吧。
下面这张照片好像是在春天拍的。瞧后面的树上都开花了。我剪了个短发，很时髦。呵，我记得这张照片。我看上去很快活，只因你父亲说了句，“笑一笑。”
实际上，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很担心。我已经用了两根金条，雇了一个好律师，是南京路上一个有名的律师，以聪明干练著称。
他在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说我已经离婚，因为文福在昆明用枪顶住我的头，逼我写下“我丈夫要和我离婚”。广告登出的那天，有两个大汉来到律师的办公室，把里面的东西全都砸碎，把我的离婚书也撕了。律师很怕，也很生气。他问我，“你丈夫是不是黑帮里的人物？”打那以后，他就不敢再帮我了。
我开始想，说不定我丈夫真的入了黑帮。杜阿姨也这么想，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要问她已经晚了。
这张照片很有趣。瞧我系着围裙。我在我们的新居里，是在潮州路上一套两室的公寓里。你父亲和我已经登记为夫妻关系。上面是这样写的，“吉米·路易先生和夫人”。但我还是用了我自己的真名的印章，“江雯丽”，这是我的合法名字。
你父亲在早上上班前给我拍了这张照片。后来我就带淡若上电影院去了。我们差不多每天去，因为我不想整天待在家里，怕文福找到我们。
实际上，在这张照片里，我根本没做什么饭，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你父亲很喜欢拍些自然的照片，不要一本正经的。“宝贝啊，”你父亲对我说──他总喜欢用美国式的亲热称呼叫我，“宝贝啊，笑一笑，但不要看镜头。”所以你瞧，这张照片很自然。
这里又有一张我和淡若的合影，还有一张，还有一张。看看有多少？瞧他看上去多高兴啊？他的脸有些模糊，因为你父亲按快门的时候，他动了一下。你无法让一个六岁的孩子保持安静，他手里拿一块石头正想往池塘里扔呢。
这张照片我们是在一个庙里面的花园中拍的。这一张我们是在一个放满了卡通人物那样的小动物的公园里拍的。这一张我们是靠在湖边的一棵树上拍的，你看不见湖，但我记得湖就在那儿。
我还记得我们拍完这些照片后，就把淡若送到北方──哈尔滨去了，让他和家国、胡兰和杜阿姨待一起。这是因为房东太太告诉我们，有两个男人来过，找我和淡若。我想和他一起走，吉米随后也去。
但我决定再待几个星期，因为我又找了个律师，他收了我最后一根金条。他说我的离婚快要办成了，但办离婚手续时我得待在上海。于是我就待着。我告诉淡若我马上就来。当然，他相信我。我也相信这件事我做对了，我救了他。
那天半夜里，趁淡若睡着，我们和房东太太把他抱到火车站。她答应把淡若带到北方，她在那儿有个堂兄弟。但刚上火车，淡若就醒了。他大叫起来，“我妈妈在哪儿？我改变主意了！我现在不想去了！”他大哭起来，哭得好伤心啊。
我冲上去说，“你怎么能这样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叫你妈为难。”可他还是哭个不停，他的小心脏都要碎了，我的心也要碎了。我责备他，“别哭了，别哭了。我一有空马上就过来，和你在一起。”
当然，我是好好跟他说的，但我还是很后悔。我抱抱他，我该表扬他哭着不愿离开我，我本不该让他走。
可是瞧，这张照片，还有这张，还有这张，他都很快活。你可以看出来，哪怕照片有点模糊。大多数时间，我是让他快活的。
这里有一张我和杜阿姨的合影，是她到上海来看我后的几星期照的。我一看到这张照片，心里就很难过。因为我记得她到的那天，她在走廊上耐心地等了好久，直到我们回家。
我见一位老太太慢慢站起来了。“小人……”她说。我真是又惊又喜啊。是杜阿姨──从哈尔滨来的！我冲上去迎接她，怪她也不事先写封信，好让我们去车站接。然后我看看她的脸，她的嘴巴闭得紧紧的，眼里噙着泪水。你一看到这张脸，你就明白了，你就明白了。
我想把她推开，口里喊着，“回去！回去！”吉米伸出手拦住我，不让我赶她走。当她告诉我为什么要来时，我吼道，“你怎么能这么说？怎么能开这种玩笑？怎么能对一个母亲说她的儿子死了？他没死。我救了他！我把他送到哈尔滨去了！”
但她没怪我。她跑那么远的路，知道我会恨她。她告诉我日本人养了成千上万只带病毒的老鼠。战后，他们没有杀死那些老鼠，他们让它们跑了。过了一年多，大祸临头了──成千上万的人得病了，没机会逃脱，然后就死于老鼠和跳蚤身上带来的急性传染病。可怜的小淡若，才一天工夫就死了。
咳，更糟的还在后头，家国也死了。
我想跑到哈尔滨再去抱一下我可怜的儿子，看看他们到底有没有搞错。毕竟，他从来不哭。他不大容易醒来。他们不知道淡若是这样的，他是那么相信我。
但杜阿姨说，他们想也不想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就在淡若和家国死的那天把他们埋了。她说他们不得不把家里所有的东西，淡若的衣服，他的玩具，一切的一切全烧了，怕跳蚤还躲在里面，所以你瞧，连一件希望和回忆的东西都没留下来，他就永远地去了。
直到第二天，我才向杜阿姨问起胡兰，“她在哪儿？为什么她不和你一起来？”
杜阿姨说胡兰在哈尔滨，在照料坟墓。她每天去供食品，告诉家国和淡若，她希望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长得胖胖的。“她一定要这么做，”杜阿姨说，“她说，她过后到上海来这里和我会面。她没有理由再待在哈尔滨了。至少她现在神志清醒了。但他们刚死的那会儿──真可怕呀，她整整两天哭不出来，人就像疯了似的，老是不停地念叨，‘他们怎么会死呢？战争已经结束了呀。’整整两天，她不停地说这句话。然后她忙着收拾房间，用松节油擦墙壁和地板。干完这个后，她就坐下来给你写信，尽量用缓和的口气告诉你谈若死了。
“可她脑子僵了，写了一句‘你的宝贝儿子’就不知道怎么写下去了，她就去问家国。可她找不到他，她就喊他。我见她站在房间里大声喊他，气得眼泪都流下来了。‘家国！家国！’她拼命喊，‘不要现在就死呀！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我怎么知道写“你的宝贝儿子”呀？’”
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这张照片里我瘦得皮包骨头。瞧我穿的毛线衣都从肩上耷拉下来了。你看不出来，这件背心是深红色的，胸前和口袋上还用真的金线绣了花。你父亲要我穿上它拍照。这是我满二十九岁时他给我买的，所以是在1947年春天。以前我从来没收到过生日礼物。按理说我该高兴才是，但我还是为淡若而伤心，我还是在责备自己。所以你父亲也没要我笑。我没笑，这张照片是自然的。
现在你看这儿没我的照片了。因为打那以后，有人见我进了理发店，我出来时，两个警察把我抓进了监狱。
没人告诉我为什么要抓我。他们把我带进了有着厚实的木门和高墙的女监。他们把我一带进里面，我就病了。那里面的味道可真难闻啊，就像你把鼻子伸进了厕所！一个女看守把我领进一条长长的黑洞洞的走廊，经过一排木制的长桌和长椅。通道的尽头全是牢房，一间接着一间，每间关五个女人，那些人走在大街上你连看都不敢看，每张脸上都写着一个悲惨的故事。他们就把我关进这种地方，和四个女的住在同一间臭烘烘的牢房里。
我以为这些女人知道我是被错抓进来的。她们都用好奇而可怜的目光打量我，一点也没同情的表示。四双眼睛一下子全盯住我的旗袍，这种服装一般是太太穿的夏装。她们还盯住我刚刚从美容院里做好的亮晶晶的鬈发。住在这里面的大多数女人都穿着肮脏的长裤和上衣，她们的脸很粗，头发油腻腻的。
过了一会，一个女人用粗嗓门说道，“嗨，小妹妹，坐下，坐下，待在这儿来做几天客啊？”大家全都笑起来了，但不是出于恶意。
我想她们以为开个小玩笑能使我感到舒服些吧。然后另一个女人从她坐着的木凳子上跳起来，说，“坐这儿吧。”当她拉上裤子的时候，大家又笑起来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她坐的不是什么凳子，而是房间角落里的一个马桶。这马桶用处不少，一点没什么遮拦，你无法冲洗厕所，也无法把它盖上，因为根本就没那东西。大家就坐在那儿“方便”，像一大锅难看的汤。
房间的另一角地上铺着一张草席，大小仅够三个人挨在一起。我们不得不轮流睡觉，三个人睡草席，另外两个就坐在水泥地上。
整个晚上我就那么站着，整个晚上我都担心着，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吉米。我想象着他到处在找我，找遍了公园，找遍了电影院。他是个好人，非常善良，很能体谅人，但他不够坚强。他从来没有经受过磨难，所以我很担心。我希望杜阿姨能帮他找到我。
到了早上，我的腿实在受不了了，簌簌发抖。一个女看守来提我了。她叫着我的名字：“江雯丽！”我连忙大声回答，“到！到！”
我还以为她们要放我了呢。恰恰相反，看守给我戴上一副手铐，好像我是个重犯人似的。然后就把我推进一辆卡车，跟另外戴手铐的女人在一起，她们的脸都很粗，像小偷似的。说不定他们把我们带到乡下去枪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像一群被绑起来的牲口，送到市场上去，汽车每拐个弯，大家就互相碰撞一下。
然后卡车停下来了，原来这是省级法院的大楼。我一进法院大门，就看到了他：文福，像个胜利者那样笑着，高兴地看我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我的头发乱糟糟，衣服皱巴巴的，皮肤上还残留着昨晚的臭气。
然后我听到有人在轻声议论，“她就在那儿！”然后我看到了杜阿姨、花生，还有吉米，他脸上又高兴又痛苦。后来我才发现事情正像我希望的那样，杜阿姨到我父亲的住处，要求知道我的去处。于是她就知道这都是文福一手干的好事。
法官告诉我犯了什么罪，我被指控偷走我丈夫的儿子，又让他死了，偷走了我丈夫家值钱的东西，抛弃了我的中国丈夫，和一个在战乱中相识的美国士兵私奔。
我气得发抖，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这些全是谎言，”我平静地告诉法官，“我丈夫早就把我休了，那还是在抗战期间，当时他用枪顶住我的头，逼我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我说我没从我父亲家中偷走任何东西，我只拿了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我说，我怎么能被指控为抛弃我的丈夫面和另一个男人私奔呢，既然我的丈夫已经休了我，而且眼下正和另外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我说，另外一个男人现在就是我的丈夫，我们已经正式登记为夫妻了。
我看到吉米在点头，有人在给他拍照。然后我听到屋子里又响起了议论声。我看到还有些人在那儿──就像电影院里的观众，人们因为没事可于而来看热闹。他们对我和吉米指指点点，然后又议论纷纷。后来杜阿姨告诉我，他们在说，“瞧她多漂亮啊，就像个电影明星。”“听她说话的样子，就知道她是个好人。”“她要跟着私奔的男人根本不是外国人，谁都看得出是个中国人。”
但这时文福微笑着对法官说了，“根本就没有离过婚，我妻子搞糊涂了。或许我们很久前吵过架，我说过要是她再不守规矩就休了她。”
他把我当成傻丫头，好像连是不是真的离过婚都不记得了！
“要是我们真的离过婚，”文福说，“离婚书在哪儿？证人又在哪儿？”
就在这时，杜阿姨站起来了，“在这儿！我就是证人，还有我的侄女，她现在在东北，她也是证人。”杜阿姨真是个好女人哪！一下子想到了这一点。这不是说谎，一点也不。她听到过我们的吵架，也看到过那张纸。屋子里的人们听杜阿姨这么说，一下子兴奋起来了，他们高兴地议论起来。
文福冲杜阿姨狠狠地盯了一眼，然后转向法官，“这女人说的不是真话。她怎么能作为一个证人在离婚书上签字呢？我认识这个女人，她是个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法官从杜阿姨一脸的不高兴中看出，这是事实。
“那张离婚书你还在身边吗？”法官问我。
“去年我交给律师了，”我说，“但我们在报纸上登了离婚启事后，这个男人，文福，把律师办公室的东西全砸了，把他的所有文件全撕了，把我的离婚书也撕了。”
“她在撒谎！”文福咆哮起来。大家马上又议论纷纷。我又一次坚持说文福逼我在离婚书上签了字，杜阿姨说她看不懂休书，但她知道里面的内容，“我在上面按了手印！”
但现在法官要大家安静。“类似这样的案例，”他说，“不管大家是否同意，我必须凭证据作出判决。没有人拿得出离婚书，所以就等于没有离婚。既然没有离婚，丈夫就有权利指控妻子带走他的财产和儿子，妻子也没否认她带走这两者，因此，我判决江雯丽两年监禁。”
法官在文件上写下了他的判决。人们喊叫起来。文福笑了，杜阿姨哭了，吉米和我四目相对，哑口无言。我完全给搞懵了，脑子乱成一团。我根本没想到要为文福的谎言而再回到监狱去。我以为他只是想羞辱我一番，送我在监狱里住一夜，让我生气。我以为我是在做梦：看守把手铐给我戴上，有人在给我拍照，法官在文件上盖大红印章。
突然，文福走到法官跟前大声说，“也许我妻子现在已经接受了教训，只要她说声对不起，我就既往不咎，她就可以跟我回家了。”
他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冲我微笑。
所有的眼睛全都转到我身上，看我说些什么。我想他们都在等待我跪下来，请求宽恕。我想连杜阿姨和吉米都在希望我这么做。但我心中充满了仇恨，哪里还会考虑他们的希望呢？我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文福的笑脸，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能够想象到他会怎样笑我，他会怎样强行上我的床，他会怎样每天给我痛苦，直到我的意志完全崩溃为止。
“我宁可睡监狱里的水泥地，”我听见自己大声说了出来，“也不愿意回到那个男人的屋子去！”屋子里爆发出一阵惊讶的骚动和笑声。你瞧，结果，受羞辱的还是文福自己。他们把我带走的时候，我笑了。
三天后，杜阿姨来看我。我们坐在小小的接待室里，一个女看守坐在角落里，监听我们所谈的一切。
杜阿姨把一个布包放在桌上，我看到里面有两条短裤，一块包裹布盖在我的衣服上，免得弄脏，一把梳子、一把牙刷、一双筷子，还有一个小小的观音菩萨像。
“把这件衣服摊在床上，”杜阿姨解释说，“这样你的床就干净些。把观音菩萨挂起来，让你心中有一块净土。”
然后她伸出她的衬衫袖子，从里面掏出一张折成四折的报纸。“瞧他们于的好事，”她小声说，“所有大报都登了。吉米·路易说他们写得太坏了。”
我打开报纸，读了起来。吉米说得一点不错，木可怕了，好像是下等流氓写的。我的脸都气得发烧。
“美国罗曼司以死亡和悲剧告终。”我读着。我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