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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淡若得病后，我只得带了一个口信给老阿婶和新阿婶，告诉她们我们去不了的理由。战后，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还没通电话。
过了一星期，我收到了老阿婶的一封回信，是用弊脚的中文写的。像胡兰一样，老阿婶没上过学。她直到长大后才学会写信，所以她的中文不是你学的那种正规的写法。她不知道怎么遣字造句，而是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
“你的这位老阿婶，”她写道，“一见那男的站在门口，就担心得要命，差点把信撕成两半。你怎么能说只不过是小毛病，不要紧呢？身体好总是最要紧的，大家的身体都很好，不像缪太太。你可记得她，就是给你和文家做媒的？事情就发生在上个礼拜。她站了一会儿，说是有个苍蝇缠着她，过一会人就躺地上起不来了。真是作孽呀。
后来缪太太的先生下楼去打电话请郎中。他叫呀，叫呀，叫呀，可就是不通！线路全占了！他又是叫呀，叫呀，叫呀。没用。干是他跑出门外，冲一个小孩喊，嗨，快去叫郎中，快，给钱。那孩子就跑去了，像赛马场上的马一样，这是隔壁的女人说的。谁知道郎中干吗拖这么久哪？谁知道他在给谁治病哪？反正不是给我。过了两三个钟头，郎中总算进了缪家大门。你猜他看见什么来着？缪太太正趴在她丈夫身上哭呢，他躺在地上身子已经冷了，死了。你想想看，他是以为老婆死了，给吓死的。她没死，他倒死了，死得不明不白。我告诉你叔叔，所以你要相信我，我们该修修电话了。打仗那会儿，电话不灵了。那会儿你叔叔在厂里，我正想给他打电话呢，可就是不通。这会儿你叔叔说，谁要电话呀？我的身体不大好，他是晓得的。我要是倒地上，不知会怎么样？雯雯，不要为我担心，但你要是来这儿，千万跟你叔叔讲，阿姨说得是，该修修电话了。你要问他，哪个要紧，是电话，还是老婆？我说了，身体最要紧。你快来。要是发冷，就吃点热东西，要是发热，就吃点冷东西。什么时候来写信告诉我。现在我得打住，参加缪先生的葬礼去了。问大家好。”
当我带着淡若终于到达崇明岛的时候，已经过了1946年的新年了。
我已经跟你说过，小时候我的婶婶们是怎么对待我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她们不怎么关心我，她们把我看作是讨厌鬼，一个白吃饭的。
我一直以为我对她们也是没有强烈的感情的。我干吗要去？
所以你想想看，当我们的平底船靠近那个岛屿时，我惊讶地发现眼泪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对自己说，这只不过是冷风吹的。但是我一见到她们──叔叔、老阿婶、新阿婶──在码头上向我招手，又是喊又是叫的，“她在那儿！”我才知道不是风吹的。
他们看上去都老了，尤其是老阿婶。她已经失去了早年的那种精明干练。连她那双本来乌黑的眼睛也失去了早年的神采。新阿婶头上生出了好些白发，每笑一下脸上就露出深深的皱纹，就像蜘蛛网似的。叔叔好像是在梦游似的，每走一步人家就要提醒他，“当心！走这儿！”
实际上，我一见到叔叔走路的样子就觉得他和我父亲实在太像了。他们的神志同样恍惚，性格同样懦弱。他们的眼神迟钝，在听取别人的意见时，自己拿不定主意。这使我想到他们俩在这方面总是那么相似。那么多年来，他们只是装出当家的样子，当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的时候就大声吼叫，当他们自己害怕的时候就恐吓别人。
老阿婶在我的脸上摸了又摸，跟我说，“哎！哎！瞧你，又白又瘦！这孩子，不会就是你的儿子吧，已经这么大了？”
淡若上前一步，把我买的礼物，几克很珍贵的人参送给老阿婶。
“给您的。”淡若说。他皱了皱眉头，然后想起他该说的话：“祝您长命百岁。”他又皱了皱眉。“身体永远健康。”他又加了句。他又皱了皱眉头，然后转过头来问我：“说完了吗？”我点点头。
老阿婶和新阿婶拍拍他的头，笑着说，“你最近的来信中好像没说起他新年才六岁。怎么可能呢？他聪明得很。瞧瞧他的眼睛，跟小功一个样。”
我不知道是岁月的流逝使她的心肠变软了，还是因为我在生活中吃的苦太多了，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景。
“小功和小高在哪儿？”我问道，“他们肯定有──多大了──十五六岁了吧？”
“一个十九，一个二十！”新阿婶说。
“已经那么大了！他们在干什么？上名牌大学了吗？”
老阿婶和新阿婶互相看看，好像在考虑怎么回答才好。“他们眼下在造船厂干活，就从那条路下去。”小婶婶终于说。
“是在修船，”老阿妹又加了句，“但他们不久就要上大学去读书了。”
“实际上，不是他们自己在修船，”老阿婶说，“他fll把铁带给其他工人。一个装料，另一个推手推车，工作很辛苦的。”
我竭力想象着这个场面，两个被宠坏的孩子现在长大了，在于这么重的苦力活。
“哎，雯雯，你瞧是这么回事，”新阿婶拼命解释，“战乱期间你叔叔的生意很不好。许多机器都烂掉了，又没钱修好，让工厂兴旺起来。所以你瞧我们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她说，“大树死了，树底下的草也枯了。”
“哎，”我说，“听到这些真叫人心里难受。”
“更难受的你连做梦也想不到。”大婶婶说。她们陪我和淡若在屋子边走了一圈，到了老东角和新西角，给我看看她们说的意思。
大房子已经破败了，墙上的石灰剥落，地板也开裂了，露出下面的烂泥。床中间全都深深地陷下去了，也没钱把棕绷绷紧一下。但最使我伤心的还是那个暖房。
所有的小窗户不是裂了就是破了。木架子上的油漆剥落像碎片一般。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里面所有的东西不是烂了就是蛀得发黑。
变化真大呀。
看着这一切，听着她们说家里发生的变故，我怎么能责备老阿婶和新阿婶给我撮合了这么一门亲事呢？我怎么能要求她们帮我摆脱我的痛苦的生活呢？不，我不能向她们提这个要求。
我们站在暖房外面，忽然我想起了花生。“你们的女儿怎么样了？”我问新阿婶，“她还住在海德路那幢房子里吗？我最后收到她的一封信是在两年前。每封信上她都要道歉说没及时回信，另外就没说什么了。花生！真是个傻姑娘！”
一听到花生的名字，叔叔好像醒过来了，他轻蔑地哼了哼鼻子，然后站起来走开，回屋去了。“花生已经死了！”他回过头来冲我们喊道，把我和淡若吓了一跳。
“什么！真的吗？”我喊道，“花生──死了？”
“你叔叔还在生她的气。”新阿婶解释说。
“淡若，”老阿婶问，“你饿了吗？”
淡若摇摇头。
“跟你二爷回屋去。”大婶婶说，“叫烧饭阿婆给你一碗面条。”
淡若看看我。“听婆婆的话。”我说。
淡若离开后，新阿婶说，“花生从婆家跑出来了。她跟一帮坏人混在一起，那帮人说什么要帮助女人脱离封建婚姻。”
“哼！她可不是封建婚姻！”老阿婶说，“她是自己答应的。她想嫁人！那些帮助她的人没对她说实话，至少一开头没对她说实话。
要晓得这样，她小的时候我真该多给她吃几个巴掌。”
“当然，她丈夫就把她休了。哼！他干吗还要她回来？”老阿婶说，“然后他在上海大大小小的报上登了声明，说：‘我宣布和江华珍这个私奔的妻子脱离夫妻关系。’你那可怜的叔叔，正在吃中饭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声明，一下子被一块小萝卜卡住喉咙，差一点就呛死了。”
“所以你叔叔认定，她这么做是有意要把我们全家人活活气死，”新阿婶说，“这不是真的，她心肠还是好的。只是鬼迷心窍了。”
“这么个傻丫头！”大婶婶说，“我教她的那些东西全当耳边风了？自己一点没主见。她小时候我真该接她揍得更厉害点。”
“她离婚了？”我说，“我听到这个心里真难受啊。”
我嘴上这么说，可你猜猜我心里怎么想的？当然！我不知道花生怎么离婚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问问她，我怎么才能像她一样离婚。
出于礼貌，我和淡若在我叔叔家住了两星期。住少的话，他们会以为我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在到岛上来之前，我已经去过银行，把剩下的所有陪嫁钱全取出来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战后中国的钞票已经不值钱了。我记得我大约还剩下两千元钱，当时只值两百美元。我就用这笔钱来款待我的亲戚朋友。
每天我都和老阿婶新阿婶一起上市场。每天我都买些昂贵的蔬菜和肉类，我知道她们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这种东西了。每天我和新阿婶都要在摊贩面前大声争吵，抢着付钱。每天都是我付的钱。
有一次在去市场的路上，我终于告诉我的婶婶们，我想见见花生。
“不可能，”新阿婶马上说，“太危险了。”
“我是不会让你去的，”老阿婶说，“这傻丫头不值得你去看。”
我和淡若要走的那天早上，新阿婶很早就到我们房间里来了。她要淡若去和叔公说声再会。
等房间里只剩下我们两个的时候，她开始长篇大论地跟我讲了花生的事，好像我还想去看她，好像她的错全是我造成的。
新阿婶解释说：“她的影响还是很不好，就像一个得了传染病的人。所以你不能去看她。”
我听着，没说什么。新阿婶说完，叹了口气，“我晓得和你争也没用。好吧，我拦不住你，至少你不要让我挑担子！”她在床上扔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有地址，还写了坐几路车，找哪条巷。
突然，新阿婶又出现在门口。“可不能让你老阿婶知道这东西是我给你的。”她悄悄说了句，又走了。于是我就知道她自己已经偷偷地去看过花生。
过了一会儿，老阿婶进门了。“我要请你帮我一个忙。”她说着把一个小包裹放在床上，“这东西我是很久以前从一个朋友那儿借的。我从来没还她，觉得很不好意思。你抽得出空，兴许可以带给她。”包裹上的地址跟新阿婶给我的地址一模一样，还有个名字“李小姐”。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老阿婶含着眼泪说，“可不要告诉别人。”
我回到上海后，过了一个星期才去看花生。但是，我没告诉任何人。我穿着平时的衣服出了门，好像是去菜场买东西，或是去公园散步。我一穿过两条马路，就跳上了公共汽车。
我已经跟你讲过一点花生的情况，她爱各种各样的舒服享受，只留意漂亮的服装和脸上的粉霜。她总是喜欢赶时髦，可她自己心里又没个辙。所以当汽车越开越远，一直开到城区最糟的地段，你就可以想象出，我心里是怎么想的了。
我在山阴路下了车，然后不得不从这儿走进小汽车都开不进的狭弄里，那里挤满了自行车、三轮车和手推车。她住在日本区，那儿的建筑七拐八弯，就像一条长龙似的。所有的建筑看上去全差不多，都是带尖顶的两层砖房。这些弄堂里没有人行道，小路上到处是煤灰和痰。
你也许会想，既然日本人占领上海那么多年，这儿应该是城里最好的地段。当然有些地段还不错。但大部分地区的房子都是战前造的，我觉得这儿臭气熏天，垃圾遍地，拥挤不堪。你要是问我的印象，我只能说这儿比华人区只好了一点点。
我弄不懂为什么那么多学生、作家和艺术家都喜欢住这儿。或许他们觉得这儿比较浪漫──要是你没东西吃，可以吃人家的思想。这儿妓女也很多，但档次没南京路上那些住在夜总会里的妓女高。这些女人被称为“路边夫人”。好像每走几步，就能看到一家只有三条板凳的饭店，或是一家和门面同样宽的酒店，或是一架陡梯，通向二层楼上的茶室。
然后我进了一条满是小摊贩的街上，很多人在卖旧书、旧地图、旧杂志──有历史的、言情的、诗歌的、政治的。
“禁书！”一个男子冲我喊道。说着他从桌子底下摸出一本杂志。封面上一个年轻的女人正在哭，一个男的鬼影抓住了她。我没看下去。它们跟我和花生以前在暖房里经常读的故事一模一样。我站在街上回想这些故事，说的都是姑娘不听父母劝告，为爱情而结婚，诸如此类。结局总是悲惨的，用道德说教结束：“不会控制，白白送命！”“坠入私情，坏了名声！”“丢开家庭观念，丢了自己脸面！”我想起那些读后使我哭泣的故事──我总觉得大多数女主角的结局跟我母亲同样悲惨。
就在这时候，我明白了，所有这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只不过是故事罢了。像花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曾经为我母亲想象过一个不幸的结局。像花生那样，我曾经被这些悲惨的故事所吓倒。但看看实际发生的情形，它并没有阻止灾难落在我的头上。恰恰相反。于是我就这样想：也许我母亲现在生活得很幸福！或许我也还能找到同样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我老实告诉你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这就是我为什么总以为接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巧合，还是一个征兆，它说明我终于有了自己真实的思想。因为接着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我觉得有人在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一开头我还不认识这个微笑着的男人。“雯妮？”他说，“还记得我吗？”
我寻思，这个名字，雯妮，好像很熟悉。你瞧，我还以为他在说他自己的名字呢。我拼命回想着。
然后他就说了：“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给你带来的麻烦。”
什么？这男人在说些什么呀？
然后我认出了他的嗓音，这个华裔美国军人，吉米·路易，就是他给我起名为雯妮的。
是的，是的，就是你父亲！就有这么巧，五年后，我们的过去和未来在上海一条陌生的街上碰撞在一起了。你能想象得到吗？要是我不去看花生，要是我不停下来看一本傻杂志，要是他不是正在找一张报纸──一分钟后，我们的生活就会擦肩而过。我问你，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好多年以后，我对你父亲说过同样的话，那时我们已经结婚了。
我们多幸运啊，命运把我们带到一起。可你父亲并不认为这是命，至少不是中国人的命运观念。
“所谓命，”他告诉我，“就是说另外有个人在替你决定你的生活。我们的爱情比这要伟大得多。”这儿他用了一个美国字“命运”
①，某种无法避免的东西。
①该词英文原文为“DESTINY”，意为“命运”、“定数”，不同于另一个同义词“FATE”，意为“命运”、“运气”。
不过在我听来命运和命是一回事。他坚持说这是两码事。于是我告诉他，“或许同一样东西，你在用美国方式看，我在用中国方式看。你说，‘瞧，碗里有条漂亮的鱼。’而我则说，‘瞧，漂亮的碗里有条鱼。’用什么词无关紧要。反正是同一只漂亮的碗，同一条漂亮的鱼。”
但你父亲仍坚持，一我们俩一见钟情，这就是我们俩的意志合在一起，互相寻找对方的原因。”
打那以后我就不说什么了。我怎么能告诉你父亲，说我对他并不是一见钟情的。不是在昆明，不是在舞会上。我不知道有那么一种瞬间产生的感情，又怎么能感觉得到呢？当然，当我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