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汽车。
好了，笑吧。”于是淡若尽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怜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昆明。这次我们没有坐在后面的拖车里。我们和胡兰、家国还有其他飞行员一起坐上了公共汽车。当时没几个飞行员离开昆明，所以汽车不挤。我和文福坐在长椅上。我坐在窗口，淡若坐在我的膝盖上。这次我们带了很多箱子、盒子，不像刚到的那会儿，只有一只箱子。我们甚至把挡雨用的油布也带上了，以防万一过夜的地方没有合适的被褥时用得上。
汽车上了路，大家都回头最后望了一眼我们住过的屋子。只有我没回过头去。我干吗要看那个使我失落了希望的地方？我已经二十七了，我只想忘掉我生活中发生过的一切。我只想朝前看。
我看到街上很拥挤，到处是汽车、卡车和搬运东西的人们。我们开出城门，来到了郊区，沿途经过几个小村子，然后爬上了山。我的心在激烈跳动着，充满了担忧和急促感。这种感情和我曾经以为我们会被日本人追上的感情是一样的。只不过这次我怕的是，要是我们不快些走，突然会有人说，“全搞错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得回去。”
这时有个飞行员喊道，“停车！”然后跑过过道，对司机吩咐了几句，指指路边。真的，车子大吼了一声，停下来了。我咬住自己的手，免得大声哭出来。三个飞行员跳了下来。我以为我们遇到抢劫了。我站起来，朝窗外望去。我一见他们的样子，马上就笑出来了──原来他们在拍照！
其中一个站着，做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很骄傲地指着蓝天──好像这儿的天跟别的地方的天有什么不同似的。我想笑了。然后我又抬头看了看天。我记得当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就像你刚从一场乱七八糟的梦中醒来一般。就好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昆明似的。因为我看到的不是平常的天，平常的云。天色是那么亮，那么蓝，就像蓝宝石似的，直逼你的眼睛。云共有三朵，一朵接一朵，形状就像专门为天上的神仙做的巨大的坐垫。然后我看到了一只鸟，一只大鸟，它的翅膀像彩虹一般闪闪发光。我看到了森林覆盖的青山，树木的手臂挥舞着，拂动着大地。大地上鲜花盛开，各种各样的野花争相斗艳。在这后面我看到了古老的城市，安静的弯曲的街道，白色的墙壁，从远处望去更加明亮整洁。
我第一次看到了这一切，我并不快乐，反而觉得痛苦，因为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美景，现在已经晚了。
在去武昌的路上，我看到了战争造成的破坏。几乎每一个村子，看上去都只剩下一排排的泥巴垒起来的平房，要么是中间塌掉了，要么是屋顶被掀掉了，要么是一边的墙壁倒掉了。有些房子已经算是修过了，这儿那儿的墙洞，用破桌子或床上的草褥或破汽车门挡住了。
一次我望见一个绿色的山谷，高高的茅草丛中散落着几处黑洞洞的屋子。远远望去就像几个被人随便扔掉的破煤球。我一直认不出这是一个村子，直到我们差不多要走过这地方的时候，才辨认出那些黑洞洞的东西原来是小屋，好多年前就被烧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留下来修复它们。
但是我见得最多的是那些可怜的饥饿的面孔，一路上那么多面孔，年轻的，年老的，全都是同样的憔悴和痛苦。他们在瓦砾堆中扒拉着，把废品扔进薄薄的口袋中。他们一听到我们的汽车声，就扔下袋子，双手合成讨饭碗的样子，哀求着，“小姐，瞧我们可怜的样子，行行好吧！”他们的哭泣的嗓音，随着我们汽车的远去而渐渐消失。
一看到他们我的胃就痛。
我们这些坐在车子里的人也有自己的担忧。我们早就听说许多穷人已经成了土匪，成群结队地流窜在中国的大地上，山区特别多。我们坐船过洞庭湖时，有人警告我们，土匪已经扣住了许多船只，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割断我们的脖子。国民党说这些事是共产党干的。而杜阿姨偷偷告诉我们，这不是真的。她的女儿写信给她，现在有人把中国发生的一切坏事都怪到共产党身上。所以你瞧，战争结束了，可斗争并没有停止。
就在我们安全到达武昌的时候──我们只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过了一夜──我和胡兰都以为这辈子我们无法再相见了。她和杜阿姨还要往北走到哈尔滨去，家国也被派到那儿去。文福、淡若和我要乘火车向东到南京去，然后再从那儿坐船到上海。
不错，八年来我和胡兰有过多次争吵。但现在真的要分手，大家都有点依依不舍。在旅馆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谈了好几个钟头，直到眼皮撑不住为止。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在一起吃了早饭，我们吃得很慢，吃的是平常的简单的早饭，就是我已经跟你讲过的，同样的小米粥和小红豆。吃完后，我们互相交换了地址。我写下了我父亲的和崇明岛上的叔叔的地址。她把家国写给她的哈尔滨的地址依样画葫芦地写给我。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从箱子里找些互相送别的礼物。
胡兰送我两副钩针，一副大的，一副小的。我把我最好的一件毛衣送了她，那是我自己精心编织的。然后我们两人都笑了，我们都猜中了对方的心思，一个需要织的工具，另一个需要织好的成品。家国送文福一枝自来水笔，文福送他一瓶美国威士忌。
这时我见杜阿姨在和淡着玩。她对我的儿子就像一个奶奶似的。
我又回房间去翻箱子，想送她一样特别的东西。我想起来了，她很喜欢我有时让谈若玩的蓝色的香水瓶。我又一次把香水瓶举起来对着阳光，然后就出去送给了她。杜阿姨大声推辞，连声说，“我要这玩艺儿干吗？”我把瓶子硬塞在她手中，她哭起来了，告诉我她拿这东西是多么不好意思。“我没东西回送你呀。”她说。
于是我告诉她，“我给你的也不算什么，只是好看罢了，这样你就能记得一个傻女人和她的儿子。”
分手前，胡兰和我握了手。我很想为我们这些年来的争吵说声道歉。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于是我说，“我想确确实实是一百颗红豆。”她马上就明白，我指的是我们离开昆明前的最后一次争吵。
胡兰摇摇头，又哭又笑，“不，或许是你对，只有五十颗，没有更多了。”
“一百。”我坚持说。
“五十，或许还要少。”她坚决地说。然后她又不好意思地加了句，“当时我们家很穷。我只得每天早上把数量不多的豆子，一五一十地数成两堆，一堆给我妹妹，一堆给自己。所以你瞧，我只是希望有一百颗豆子。”
我们到了上海码头后，没有马上去看文福的父母。本来这是惯例。但因为日本人一占领上海，他的父母就搬到内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得再坐一天火车才能到达他父母亲那儿。所以文福就坚持说我们应该先到我父亲家去。我知道他也在梦想我们可以住在那幢高级住宅里。
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妈妈，瞧！”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缠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交给这些“红头阿三”，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诉淡若，“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湿衣服缠起来晾晾干的。”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亲，”我要哭着告诉他，“他说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着。他就这样让她死了！”
我想起文福怎样把我的陪嫁钱赌光的。“当他从我这里再也偷不到钱后，他就把我的身体当本钱，他笑着告诉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踪了，随便哪个都可以和我睡觉！”我想起那么多个晚上，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又来折腾我的身体，“他还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的床上来，叫我看。当然，我没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帮我的忙呢？他当然会帮我的！哪个家庭会要这么一个可恶的女婿？──没有感情，没有道德，没有廉耻。这就是我在到达巨鹿路我父亲家时的想法。但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的生活在这八年中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么也许我父亲也同样。
我一穿过门廊，马上就发现这屋子出奇地静。朝外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好像整个冬天都一直关着似的。可现在才九月呀，天气还相当热呢。
“这么大的房子，谁住在这儿呀？”淡若问。
“安静。”文福说。
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屋子不是很熟悉，也没注意到其他的变化，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前门破了，随便修了一下。院子里的扶梯已经塌下来了，然后又改了个方向。屋子下部的墙壁很匆忙地重新油漆了一下，色彩与原先的很不协调。下面的百叶窗已经破了，还没有换过。
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佣人出来开门。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赶紧告诉她我们是江少炎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阿姨。”我客气地叫她，因为我不知道这佣人在家中的地位，“我是来看我父亲的。”这女人长得矮小肥胖，年纪已经不轻，穿一件普通的工作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种替大户人家看门的佣人，倒是更像那种没人见的时候扫垃圾的清洁工。
“哦！”她说，“请进！请进！”
但她没有叫一个管家出来迎接我们，而是自己把我带到我父亲的书房里了，我见父亲坐在黑暗中，两眼茫然地凝视着前面。
我父亲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从谈若身上移到文福身上。他一边的眉毛立刻抬起来了，但不是出于高兴，而是出于恐惧，就像一个被抓获的人。他很快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见他的背驼了。呵，这八年来，他老了这么多！我等他欢迎我们，但他一言不发。他只是盯住文福不放。
“父亲。”我终于喊道。我捅捅淡若的胳膊，他向前走了一步，轻声说，“外公，您好。”
我父亲很快看了看淡若，然后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文福，然后再看看我。他的眉毛又恢复了原状。他脸上露出放心的表情，然后又坐了下去，让他的身体重重地埋在椅子里。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这是你的外孙，已经五岁了。”我父亲用一只手遮住脸，什么也没说。我怕得不敢再说别的话了。但是我心里在想，有人死了吗？另外人到哪儿去了？
但这时那个佣人轻轻地来叫我们了，“过来，过来。你父亲需要休息。”我们一离开房间，她就用一种讨好我的口气大声说起来了，“你们肯定累坏了吧。到这儿来，喝点茶。”她转向淡若，“你怎么样，小家伙？肚子饿了吧，想吃东西了吧？”
我们进了一个大客厅。当年我就是坐在这儿，听老阿婶和新阿婶来请求我父亲同意我和文福的婚事的。只不过现在沙发和窗帘已经退色，墙纸已经剥落，角落里积满了灰尘。佣人想必是看出了我脸上惊讶的神情和文福皱眉的样子。她冲上前去，拍了几下沙发靠垫，把灰尘掸到了空中。“别的事情一大堆，我忙得照料不过来。”她说着笑了笑，顺手用袖子掸去桌子上的灰尘。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毕竟，大家都吃够了战乱的苦。
情况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佣人看上去很高兴，“是呀，是呀，谁说不是呢？”我们又打量着乱七八糟的房间。
“另外人上哪儿去了？”文福忍不住问道。
“她们怎么样？”我说，“三妈，五妈──她们身体可好？”
“好的，好的，”佣人咧开大嘴笑着说，“身子骨硬朗着哩。不过这会儿她们不在，看朋友去了。”然后她又看看文福，紧张起来。
“可我说不准她们上哪儿了，”她很快又解释说，“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过是个笨老太婆，脑子糊涂了，记不清事了。”然后她又笑起来，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
所以你瞧，我们的回家真是奇怪得很。第一天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猜想是战争使我父亲变得像他住的屋子那样破败了。
直到第二天上午，文福出去看朋友，我才得知我家的新情况，为什么我父亲见到文福的国民党制服会那么害怕。
佣人说的是真话：我们家的房子历经了战争的磨难。但毁了房子的既不是炸弹，也不是子弹，而是我父亲的懦弱无能。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性格的这一面。他这个人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别人。
哪怕在今天说起这件事来，我还是无法相信他的性格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但我相信战乱时期这些事情是会在某些人中发生的。这是三妈说的，她回家后跟我解释了家里发生的事情。她说起这事来还是愤愤不平。
“你瞧，战争开始后，你父亲的工厂就开始败下去了。”她说，“你知道，这是大家都碰到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你无能为力。一样东西撞倒了另一样，接着又引起下一样倒台。家家户户都没钱了，不再买东西了。从前卖高档服装的商店也都关门了，所以他们不再从我们这里进货了。海外的轮船不能进出上海，所以你父亲不能再把他的货运到海外去。
“但我们还有不少钱，所以一开头大家都没怎么担心。坦然后战争一年接着一年打下去。萝卜头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生意抢走了。”
“萝卜头？”我问。
“萝卜头！”三妈说，“这是我们给日本人起的绰号。因为你看到他们到处在啃咸萝卜──然后扑扑扑扑扑──在身后留下一股臭味！
“不管怎么说，无论什么样的生意他们都要插一手，假装什么安全检查啦，卫生检查啦。哼！谁都知道他们无非是看看有没有油水好捞。大家都晓得，谁要是不肯合作，谁要是提出反对，日本人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