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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对他发火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我已经作好了准备。在我们上楼的时候，他就用了一切难听的话来骂我，还是我们结婚以来他用过的那老一套：“婊子！狐狸精！叛徒！”他嘴里冒出一股酒气。我没反抗，但我也没一点怕的意思。让他骂好了。
突然，他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摔倒在地板上。“你想当婊子！”
他喊道，“我成全你！”他走到桌边，打开抽屉，从里面拉出一些东西，丢下一张纸、一支笔和一瓶墨水。
“现在我要休掉你，”他说，“写下来。‘我丈夫要休掉我。’”
我抬起头来，看到他正用手枪指着我，狞笑着。“没用了，我们的婚姻已经结束了。”他说，“你要是不写，我就杀了你。”
他把我当什么人了？他以为我怕了。我没有。他以为他在强迫我离婚。不必强迫。相反，我觉得简直是天大的好事。我很快就写了。
我的血在加速流动，我的思想流得更快。我感到我马上就自由了，我很快写下我们两人的名字。我写好日期，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留了三个空白地方，让他和另外两位证人签字。我把这张纸看了两遍，然后把纸递给他。我尽量保持愤怒的口气，把快乐藏在心底。“你签吧。”我说完，指指纸的下方。
他读了纸，然后用非常仇恨的目光看看我。他用力地签了字，几乎把纸都捅破了。然后他把纸扔到地上。我捡起这张对我来说十分宝贵的纸。
“你瞧，你已经离婚了，”他用一种古怪的声音说，“一钱不值了。你没有丈夫，没有家庭，没有儿子。”
我抬起头，惊呆了。我没想过这对淡若意味着什么。我真傻呀！
我只想到我的身体是属于自己的，无论是失去还是保护，都只考虑到自己。我永远不能离开他。我不能做出我母亲对我做过的事情。
他对我挥舞着手枪。“好了，现在求我不要休掉你吧。”他说，“求我亲手撕掉这张休书吧。”他说着，把枪顶在我的头上，他的嘴又丑陋又野蛮，像个疯子似的，但他的眼睛是清澈的。“求我！”他吼道，“跪下，求我！”
一下子我明白了，他是想要看我受苦。他想要随心所欲地支配我，使我再也没有力量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他要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他已经完全征服了我，要不他是决不会罢休的。
我的精神崩溃了，我的斗志垮掉了，我的口中只能发出大声的哭泣。于是我脸朝下趴在地板上，哀求他。
“响一点！”他喊道，“说你是一个奥婊子，说你对不起我。”
我照样说了。
“磕头，说你保证做个听话的老婆。”我磕头，照样说了。
他高兴地笑了，“说，你离开我这个丈夫就活不下去。”我说了这些讨厌的话。
文福笑得更开心了，“我喜欢这样，非常喜欢这样。”然后他安静下来了。他走上前来，从我手中夺过那张体书。我以为磨难结束了。他等我抬起头来。他的脸很难看。他摇摇头，看看我，又看看那张纸。
“太迟了，”他说，“我不能把婚姻还给你了，你还得离婚。”
然后他把那张纸扔在我的头上。“起来！”他喊道，“上床。”
“杀了我吧，要是你愿意。”我哀求说。
“我当然要杀你，”他说，“你要是不服从，我要把你连同这屋子里的另外男人一起杀了。上床。”
那天晚上，他用枪逼住我的头，强奸了我。还说，我已经失去了做妻子的名分，只能尽一个妓女的义务。他叫我干了一件又一件可怕的事。他要我喃喃地感谢他。他要我求他更多的惩罚。我一一照办了，直到失去知觉为止，我又哭又笑，感到整个身体已经不属于自己。
第二天早上，文福上班后，我捡起那张丢在地板上的离婚书。我找出了自己的箱子。现在我得赶紧走。我只收拾了几件东西。我找出了我能找到的所有的现金，大约还有两百元钱。我去抱淡若。下楼的时候我碰到了胡兰和杜阿姨。从她们的脸上我猜出她们已经听到了昨晚的吵架。
“每个女人的丈夫都有坏脾气，”胡兰说，想尽力劝我，“你的情况并不特别。”
我给她们看了离婚书。
“这是什么？”胡兰问。
“我的离婚书。昨天晚上，我丈夫跟我离婚了。所以你瞧，现在我得走了。”
“唉！”杜阿姨喊起来了，“作孽呀，作孽呀！”
“谁是你们的证人？”胡兰问，看看纸，她把眼镜凑近了脸，“我没见到有盖章嘛。”
“没有证人，”我说，“昨晚上，我们来不及请证人。”
胡兰高兴地拍手了，“那就不能算离婚！他不能叫你走。现在坐下来，吃点早饭。静下来，别担心。不过是个误会嘛。今晚，他会很难受，他脸上会流下悔恨的眼泪，你瞧吧。”
“你什么也不懂！”我喊起来了，“是我要求离婚的。我干吗非要赖着不走！”我开始发抖了，“不光是因为他的脾气。他是个魔鬼，他比你想象的还要凶狠。”这时我有了个主意。“正好，你们两个可以给我做证人，”我很快地说着，“你们的印章在哪儿？要是你们帮我这个忙，我一辈子都欠你们的情。”
“我怎么能干这个！”胡兰说着，躲开了。
“她说得对，小人，”杜阿姨说，“你怎么能叫你的朋友做你悲剧的见证人呢？再想想吧。想想你的小儿子吧。”
“就是为我的儿子着想，所以我才要离。不管离不离，我们走走了。”
杜阿姨哭起来了，“哎呀！哎呀！你能上哪儿去呢？想想看，小人。缅甸公路，铁路──全都断了，四面八方都有危险，一个比一个糟，土匪、蚊子、小日本。”
“我宁可冒这种危险也不愿回到丈夫身边。”我说。
“没用了！”杜阿姨说，摊开双手，“我们劝不动她。她气得发疯了，什么话也听不进去。她是非走不可了。”
这时胡兰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口气说，“既然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就必须帮助她。没别的办法了，”她向我转过头来，“我不能做你离婚的证人。我敢肯定，家国也会反对。但我能帮你逃走，如果我们俩都守口如瓶的话。”
我扑上去抱住胡兰，就像孩子抱住自己的母亲那样。我感动得哭了，弄得她很不好意思。“现在没时间说这些了，”她说，“我们得想想，你该怎么办，该往哪儿走。”她走到她的针钱筐边，把手伸进去，抽出一些钱，放在我的钱包里。杜阿姨叹了口气，然后进厨房找了些鱼干、蘑菇、干面、茶叶，然后把这些东西分别包在一张干净的纸里。
那天上午，她们帮我在湖边靠近市场的地方，找到了一间没人住的房子。这是一间破草房，就像我的处境一样糟糕。但我没有一句怨言，能住在这种地方我已经够满足了。
胡兰说我会安全的。她说回去给我找辆卡车来把我带走。
下午我和淡若就在地上玩。我用筷子把床垫里的虫子赶出来。淡着追上它们，然后用碗底把虫子碾死。我们就这样玩着，一直玩到没有虫子，一直到我们把肮脏的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为止。干完后，我就为我们的胜利向他表示祝贺。我们吃了点东西。然后我们俩就睡着了，他的小身体安全地蜷缩在我身边。
我们被文福的粗嗓门吵醒了，“她在哪儿？”他像一头公牛般吼着，准备破门进来。我坐起来，躲在暗角落里。
“安静，不要发出声音。”我悄悄对淡若说。他真乖，他明白了。他信任我。他没哭，也没吵。他紧紧地抱住我，一声不响。
“她在哪儿？”我们听到他又在吼了。淡若把脸更深地埋进我怀里。
然后我听到了胡兰低声说，“可你答应要好好待她的。”
你瞧，胡兰就这样帮助文福找到了我。当然，后来她很后悔。她看到他的诺言一钱不值。他没有好好待我。我也不必告诉你后来发生了什么。
所以，许多年过去了，愤怒永远无法完全消除。你可以从我的口气里听出这一点。现在一提起他，我还怒从中来。要是你以为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候，那你就错了。最糟糕的事总在后面，一个接一个而来，没完没了。最糟糕的就是你永远不会知道何时是尽头。
过了一个月，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我去找了医生，把孩子打掉了。两个月后，同样的事又发生了。又过两个月，又是同样的事。我们没有节制生育，那时还没有。有没有孩子，文福不在乎。
所以现在你或许会认为我杀死了很多孩子，我也不在乎。这个坏男人在玩弄我的身体。每天晚上他都要用，好像我是一台机器！
今天你可以教你女儿对一个陌生人说，“我的身体是我的身体，别碰我。”一个小孩子都会这么说。我是一个成年女人，我就不能这么说。我只能不让孩子出生。
我独自哭泣，这是犯罪呀──给一个孩子这么苦的命！可怜的淡若，他信任我。所以我让另外那些孩子死去。在我心中，我是爱他们的。
现在瞧瞧我的脸。那时我还是个年轻女人。但已经没有了希望，没有了信任，没有了天真。有好多次我差一点就自杀了，我恨透了自己，因为到头来我还是没能自杀。
所以我问你：你怎么想？还有什么可留恋的？我干吗那么想活下去？
第十九章 软弱与坚强
我已经跟你讲过我结婚开头那些日子，这样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我既软弱又坚强了。或许，在你们美国人心目中，一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具有这两种矛盾的东西的。但从我自己的生活来看，我不得不具备这两者，只有这样我才能活下去。
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我过着一种没有希望的生活。但虽然没有希望，我却不再绝望。我不再反抗我的婚姻，但我也不顺从。
这就是我的生活，一切总是徘徊着──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没有反抗，但也没有顺从。所以，你瞧，就是这样，既软弱又坚强。
我不要你欣赏我。这不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没这回事。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只不过要你明白，我就像一只关在笼中的母鸡，无知无党，不再梦想自由，但也从来不担心什么时候脖子被砍断。
但是，当然，哪怕是最笨的鸡也会趁笼子破的时候飞出去。现在我就要告诉你，这事最后是怎么发生的。
我不得不等到1945年的仲夏。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吃了些什么，杜阿姨说了些什么，胡兰穿了件什么样的衣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打那以后，一切都变了，可为什么我对那个时刻的琐事还记得这么清楚。总之，我们挤在小方桌边──胡兰和家国、文福和杜阿姨，还有淡若，坐在我身边的一只小凳子上。我们在吃早饭，很平常的一顿早饭，──用小米煮的稀饭，一种像小蜗牛那样的酱菜，冷莴苣，是前一天晚上的剩菜，很粘的臭豆腐，还有像小孩牙齿般大小的炒红豆。我们的早饭很平常，我们对饭菜的好坏也不费口舌加以评论，只有在菜丰盛的时候，我们才会评论哪道菜做得好，哪道菜做得不好。
当然，现在我一想起这些饭菜，就要赞美这些美味──所有这些味道你在美国都是尝不到的，真可惜。比方说，莴苣，像萝卜那么粗，又脆又甜，很好吃。还有臭豆腐，每天早上总有一个人推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口中喊着，“臭豆腐！臭豆腐！”我们就是从他那儿买的。它的表皮是脆的，你一把它咬破，就会发现里面像奶酪那样软乎乎的，一股好闻的粘乎乎的味道直冲你的鼻子。
但是就像我说的，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家常菜，每天都能吃到，就像你在商店里买的麦片一样。不管怎么说，因为是在夏天──你们这儿是八月──我们吃东西没什么胃口。
我还记得那天早饭桌上另外一些事情。胡兰吃了一颗红豆，吃得很慢，就像这样。她从盘子里搛起一颗，然后在空中抖动一下，好像是一颗苍蝇卵，摇摇晃晃送进嘴里。当时她已经发福了，穿的衣服又太小，就是我送她的那件桃红色衣服，把她的胸部都绷紧了。
“我当姑娘那会儿，”她说，“村子里只有我一个能一下子搛起一百粒豆子，一粒都不会掉下。”她又把一粒豆子丢入嘴里。
当然，我明白她说的意思，这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当着未来婆家的面表演你有多么文雅，多么有教养。你得用最不像样的筷子搛起最小的食物，不留下一点垃圾。“在你的村子里，”我取笑她，“难道女人没事好做，光会数吃进嘴巴里的豆子有几颗？”
“你不信？”她说着，又嫌起一颗，咽了下去。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说，“只是没时间来数你到底吃了几颗。说不定才五十颗──”
“我告诉你，是一百颗！”她又吃了一颗，然后一颗接一颗，好像要证明自己没说谎。
杜阿姨责备我们两个。“你们俩争这个有什么意思呢？或许有两百颗。不管怎么说，干吗要用筷子搛豆子来试验一个姑娘的身份呢？”
就在这当儿，我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们还没来得及放下筷子，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敲得更响，更急。一个男人冲进了我们的屋子，是三班的一个飞行员。他大笑着，喊道，“结束了！结束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因为我们多次听说不要指望在明年能够听到这消息──所以当他说中国胜利了，永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了的时候，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每个人都高兴得哭了──胡兰、杜阿姨、厨师，甚至我们的丈夫。你真该看看那些快乐的眼泪，听听那些快乐的喊声。我们无法坐下去，也无法站着不动。我们跺着脚，跳上跳下。胡兰把手臂伸向空中，感谢上帝，当然，就在这当儿，她的衣服撕开了，可她一点儿也没察觉。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飞行员冲进我们的屋子，接着，又是一个，又是二个。每次有人冲进屋，我们就叫第一个飞行员重复一遍他听来的消息──是谁告诉他的，开头他怎么不相信，后来又怎么信了。
所以你瞧，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只有我除外。我一会哭一会笑的，假装在听这些谈话。可实际上，我的心跳得很快，我的头有点晕，我的脚底痒痒的。因为我想起好像一个旧梦又重现了。我心想，现在我可以选择了。我可以回上海去。我要给我父亲写封信。我要请叔叔，或老阿婶，或花生帮助。总会有人帮助我的，我敢肯定。
我马上就能离婚，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到下午，一切都决定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昆明。我们连多花一天卖掉旧家具的时间都舍不得。最好把一切全扔了！你瞧我们有多兴奋！我们在昆明待了整整七年，而我则被我的婚姻束缚了整整八年哪！
所以那天我们开始打点行装，把我们的东西分门别类，什么该丢，什么该留，说得快，做得也快，“要这个，不要那个。”淡着已经五岁了。呵，当我说我们不能把那张他从小睡到大的小吊床带走的时候，他哭得好伤心啊！
“别哭了！”文福吼道。淡若是那么怕他的父亲，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但是文福心情很好，这次他没有再责备淡若。只是说，“到上海后，我给你买张更好的床，不但买床，还买一辆木头做的小汽车。
好了，笑吧。”于是淡若尽可能把嘴咧得大大的。可怜的小淡若！
第二天早上，我们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