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信由你。”那士兵说着，朝地上吐了一口痰。
我后来才发现我是对的，那士兵说的──仅仅是谣传，因为实际死亡的人数比这大得多。后来一个军官告诉我，也许有十几万，但他又怎么知道？谁一下子数得清那么多人？那些被活埋的，被烧死的，被抛在江里淹死的人，难道他们数过吗？那些活着的时候就没被人放在眼里的穷人又怎么算？
我尽量想象着这一切，然后又拼命想把它从脑袋里弄出去。南京发生的悲剧我不能说是我的悲剧，我没有受影响，我没被杀死。
但此后好几个月我都在做噩梦，非常噩的恶梦。我梦见我们又回到了南京，跟厨师和王贝蒂讲我们在天息村看到的美景，吹我们在贵阳吃的美味佳肴。然后厨师对我说，“你不必离开南京看那些东西，尝那些美味，我们也有，就在这儿。”
她给我端来一盘堆得高高的鳗鱼，都有手指头般粗，它们还没死，挣扎着要游出我的盘子。
海伦告诉我有一家刚开张的饭店，他们也有这种鳗鱼，是用滚烫的油加葱炒的。她想让大家一起去尝尝，这饭店到底怎么样。可我说不，我再也不想吃那种鳗鱼了。
我的舌头再也辨不出味道了。比方像芹菜，我再也不吃了。我这辈子最喜欢吃芹菜，可现在，我一闻到芹菜味，就对自己说不。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使我再也不喜欢吃芹菜了，可为什么不喜欢吃鳗鱼，我是知道的。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有些记忆只会留在你的舌头上，或你的鼻子上？为什么另外有些东西总会留在你的心上？
第十四章 坏眼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运气是什么时候转的，是怎样越变越坏的。你来说说看这是不是我的错。
到达昆明时，我差不多已经有八个月身孕了。我的肚子很大，我觉得车子每颠一下，好像娃娃就要蹦出来了。现在既然我们已经出了山区，司机似乎就更想加快速度。他沿着笔直的大路开得飞快，汽车颠簸得很厉害，我不得不紧紧捂住肚子。
“哎！”家国对他喊，“你开得太快了，要把我们直接送到魔鬼那儿去吗？”老马回过头来说了句，“再快点？”他压低吵闹声喊道，然后笑了笑。还没等家国回答，卡车吼得更响，马力更加大了。
这倒不要紧，大家都想早点到达我们的新家，省得每天早上爬汽车，也省得到那些小村子去吃坏食物了。
时候虽然还是在冬天，但吹在脸上的风已经不冷了。大家都觉得已经来到一个季节完全不同的地方，一个四季如春的地方。
胡兰转过头跟我说，“瞧那儿，昆明就像画上画的那样，青山绿水。天气总是那么晴朗。”
当然，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只是在昆明的郊外。再往前走，这些美景就消失了。
车子慢下来了，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我们经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他们都背着口袋，看上去都很疲惫。文福冲他们喊道，“让开！
让开！”见他们没有马上跳开去，他就骂他们──“蝼蚁！”这说的是很贱的东西，把这些可怜的人与蟋蟀、蚂蚁等微不足道的东西相提并论。
到处都能看到工人们在路上掘石头，把它们装进手推车里。走了一程，我们遇到了一辆军车，接着又是一辆，接连不断。文福每次都要向他们挥挥手，指指自己，喊道，“空军，杭州，第二班的。”
然后我们就进了城。这个城市比我想象的要大，又拥挤又忙乱。
我们经过了火车站，开进了一条大街。街上的建筑灰不溜秋的，既不是老式的，也不像新式的。再往前走路就狭起来了，弯弯曲曲的路上，挤满了人群、手推车和自行车，司机每隔几秒钟就要按一次喇叭。
空气污浊而难闻，我的头都痛了。我看到了许多土坯盖的屋子挤在一起，有些比较干净，用白灰刷过，有些破败不堪，不知什么缘故还没塌掉。许多人回过头来看我们，面孔都不是汉族人的面孔，他们是刚下山到城里来的少数民族。看得出他们不是本地人，因为他们穿的不是云南穷人穿的那种土褐色上衣和裤子，也不是商人穿的长衫，或那种有文化的人穿的西式衬衫和便裤，他们穿的是色彩斑斓的裙子，袖子上有很夺目的彩带，头上围着缠很多道的围巾，或是那种看上去像碗般扣得紧紧的草帽。
不管是不是汉人，一路上我们看到的人都用黑脸盯着我们。他们看得是那么专心，那么安静──现在战争的所有征兆已经开到他们家门口了。这个沉默了许多世纪的城市，现在到处都充满了喧哗声。
我们搬进一家旅馆住了几天，同时有一些空军工作人员为我们寻找合适的房子。最后我们搬到了一个坐落在东门和北门之间的一幢两层楼房中。除了我们搬进去那天碰到的另一对夫妇外，家国和胡兰也住在那儿。
那个女的比胡兰和我都大，她很霸道，她的丈夫虽然不是飞行员，只是一个管交通运输、桥梁、公路、铁路的视察员，但和空军也有关系。
我们第一次看房子的时候，胡兰说，“瞧瞧它长长的木头墙面，还有两个大窗户──就像两只朝外看的眼睛。”那条街上所有的房子全一样，都是两层或三层的木头房子，我们管它们叫洋房，就是外国风格的房子。
房子前面没院子，没东西把大街和房子隔开来，只要走下三级台阶──砰！──你就走下人行道，在大家眼皮底下了。但我们倒是有个后院，用栅栏围起来了。它不是一个会客的好地方，不是那种院子，只不过用混凝土浇了一下，随便种了几丛灌木作点缀。栅栏的一边有个水泵和一只洗衣服长水槽，上面拉了几根晾衣服的绳子，旁边有一具石磨，是用来碾米或芝麻之类的。
栅栏有道后门，通向一条小巷，宽度仅供拉粪的独轮车通过。从小巷出来向左拐，有条两边都是灌木的小路，通向城内的一个小湖。
听说这湖看上去很美，也许曾经是这样。可我看到，城里最穷的穷人全在那儿洗澡、洗衣服，还干一些说不出口的事情。
我说过，这房子从外面看起来很有外国派头，可里面，还是中国的老一套。楼下有两个公用的大房间，一间是一个大厨房，里面有两只用粘土砌成的煤炉，外加很多供做饭用的燃料。还有一只带排水沟的水槽，但没有自来水，只有佣人。这也是中国式的，厨师和佣人得到设在后院的水泵处，把很重很大的水桶抬上来，也许他们还得抬上台阶，我现在想不起来了。由于你自己从来不需要做这些事，就不会想到别人是怎么做的。
总之，肯定是有人在抬水的，因为我每天无论早晚都有清洁的热水洗脸和擦身，早上擦上半身，晚上擦下半身。我肚里的娃娃太大了，无法一下子都全部擦好。每天，佣人得来倒脸盆和脚盆里的水，还得倒马桶，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就是从那个小巷子带出去，洗干净的。
还有个公用的大房间是吃饭和会客的地方，那儿有一张大桌子，很多椅子，两张廉价沙发，还有一台老式的手摇留声机，是文福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找出来的。并不是说没有电，我们才用这个手摇的机子，因为是在战时，哪儿去找个新式的留声机？当然，说实话，这里大多数人都还没用上电，他们住在老式的泥屋或草屋里。但在我们的房子里，我们这条街上，家家户户都有电，无论是住楼上的，还是楼下的。当整个城市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时，我们这里还照样开收音机，开电风扇，玩麻将牌，直到深更半夜。
我们总是准备抓住每一时刻寻欢作乐。我们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柏林的那些人们。我们听说那是个疯狂的地方，那儿的人们根本不想战争，只是抓住每一天寻欢作乐──赌钱啦，喝酒啦，逛夜总会啦。我们就是那样的，渴望过同样疯狂的生活。当然，这不是柏林，我们是在昆明。所以，当我们听腻了留声机里那种搔痒似的音乐，当收音机放完音乐，当没有人可以聊天的时候，当双手累得摸不动麻将牌的时候，还有什么好干的呢？我们没夜总会可去，只能上床。
既然家国是机长，这幢房子中最好的部分，楼下的两个大房间就归他和胡兰占了。我们剩下的人就住到楼上的房间去。对我来说，这实在太不方便了，我走路看不到自己的脚，只能看到自己的肚子，所以每次上楼我都得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用脚摸索着上楼梯。
我们刚搬到那儿时，文福和我分到的是最差的房间，两间的朝向都不大吉利。要使床的朝向吉利，唯一的办法是把床顶住厕所门，把进出的路都堵死，可那又怎么行呢？
这就是我们的房间──可是因为视察员的老婆已经把楼上最好的房间占了，声称她丈夫的官阶比我丈夫的大。这倒是实话。可她满可以不这么说的，她本来可以那么说，“就这儿，你先挑吧。”我肯定会挑那两间不吉利的房间，以表示我的大方，而不像她那么小气，至少我会挑一间。
所以住在这屋子里的头一个星期很不舒服。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些房间，我一点也不喜欢视察员的老婆，我尤其不喜欢她打麻将的样子。每次我出一张牌，她就扬起眉毛，说一声，“和！”最讨厌的是，每天晚上，我们还不得不听隔壁视察员两夫妻的吵架。
开头只听见她丈夫低沉的嗓音，然后是太太的尖利的声音，不一会这女人哭起来了。文福脱下鞋子，朝墙壁扔去。但这对活宝只安静了五分钟就又吵起来了。
就这样过了三四夜，文福就对那个女的发牢骚了，而胡兰也抱怨扔在墙上的鞋子──“像炸弹一样，”她说，“简直把我们吓死了。”过了一会，大家都争论起来了，各种各样的坏脾气全发出来了，直到后来谁也不跟谁说话，房间里没声音了。晚上，当收音机停止广播以后，我们不得不离开，各自回到自己房间里。周围静得连苍蝇撞到天花板上的声音都听得见。
这个问题只持续了几天，因为那视察员去视察缅甸公路的进展情况去了。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地区的蚊子比日本鬼子还危险，听说才三四天疟疾就要走了他的命，所以他死的时候样子十分可怕。打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好几天听他老婆的哭闹声。当然这一次我们不再抱怨了，文福也不扔鞋子了，我们都待她很好。当她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已经成了生死之交。但我现在已经忘了她姓什么了，大概是姓刘或娄吧。
总之，她走后，我就搬到他们住过的房间里去了。当然，得另外再付点钱，我从陪嫁的钱里拿出一部分来付了。花生把我存在银行里的钱汇给我了，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她还汇了四百元钱到南京去了，这笔钱我从来没收到过。
实际上，当时许多开销花的都是我的私房钱。空军不再给我们派勤务兵了，连机长太太胡兰也没有勤务兵了。这样一来我就得自己掏钱，雇了一个老寡妇做厨师，雇了一个年轻姑娘打扫卫生。另外我还出钱为她们俩租了一间以前当过厨房的小房间。
你可以想见每当我的佣人晾衣服、倒马桶的时候，胡兰的脸色有多难看。胡兰这时已经变了很多，不再是初出茅庐的乡下姑娘，嫁一个空军飞行员就了不得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家国升一级官，胡兰也升一级！她心里满以为她的地位比我高。当她看到我雇得起佣人，她却雇不起的时候，简直要气疯了。
当然，我的佣人和厨师也帮胡兰干了不少活，她们打扫公用房间，为大家打井水，供烧茶或洗衣服之用。
可胡兰还是不满足，她走来走去找地上的油污，一发现就说，“啊呀！瞧瞧这儿。”每当我邀请她和家国吃饭，她总是吃得很多，然后说，“不错，就是肉老了点。”下一次她又会说，“不错，只不过肉炖的时间还欠长。”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给她多少好处，她总是不高兴，总要弄得我也像她一样不高兴。
我怀孕的第九个月，肚里的娃娃已经长成有两个那么大了，但是它还是没出来。我不担心，因为我能感觉到它就在我肚子里面游泳，它的身子在转，它的脚在蹬，它的头在晃。我一唱歌，它就动起来了。它一动我就好像在梦游一般。我到菜场去买我想吃的蔬菜，它就动起来了，孩子跟我息息相通。
每天我都为孩子做小毯子，或结小毛衣，用小袖子把打好的毛衣片连接起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缝纫，孩子在肚子里拼命踢我，踢得比以前要凶。我想象这壮实的孩子马上要落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了，就像现在它在我肚子里跑来跑去一样。
“出来吧，小宝宝，”我叫它，“妈妈在叫你出来呢。”我说着，孩子又踢了我一脚，我的剪刀掉在地上了，剪刀头落下去正好扎在地板上，就像一个小士兵，等着执行命令。起先我笑了，但过了一会──哎！──我觉得好怪呀，肚子里的孩子不动了。这不是我自己瞎想出来的，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剪刀一落地，孩子也安静下来了。
我想把剪刀从地上拔出来，但我身子太大了，弯不过来。这时我想起了老阿婶有一回说过，剪刀掉地上是不吉利的。我记不清是什么道理，只记得有这样的故事，有个女人脑子变笨了，有个女人一夜间头发全掉光了，有个女人的独生子眼睛被树枝挖出来了，她伤心得用同一根树枝把自己的眼睛也弄瞎了。
我干了多可怕的事啊，把剪刀掉地上了。我马上喊我的佣人过来，叫她把这把剪刀扔到湖里去。
那天晚上，孩子还是一动也不动。我唱歌，我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它都没有反应。第二天我到医院去，医生忙活了一阵子，想让孩子快点出来，但已经太迟了。
胡兰也去了。等医生一走，她就告诉我孩子很大，也许有十多磅重呢。现在跟我讲孩子的重量有什么用？她好像在说海里捞起来的鱼一样。这个女娃从来没哭过，从来没有透过一口空气。
文福拍拍我的手：“至少，不是个男孩。”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但当即要护士把孩子抱过来。胡兰和文福都愣愣地盯着我。
“我想看看她，给她起个好名字。”我认真地说。胡兰和文福面面相觑。
我叹了口气。“只是为了方便，”我说，“让孩子带个名字到阴间去。这孩子会在那儿长大的。等到我们自己也进阴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叫她，说不定我们下辈子还要靠她照顾呢。”
“这倒是蛮实在的。”胡兰同意我的说法，然后就和文福一起走了。我想他们肯定以为我要为夭折的孩子大哭一场，他们不想尴尬地坐在那儿看着我哭。
护士把她抱进来后，我没有爬起来看她，我躺在床上，连头也没有转过来。我想抓住一些有关她的记忆，我想起了我们在一起手舞足蹈的时刻，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多活泼呀。最后我终于撑起身子，爬起来看她。
孩子长得很大，一头浓发，耳朵跟我的一模一样，嘴巴小巧，但她的皮肤──多伤心哪！──却像石头般灰白。她的双手紧紧握成小拳头，我想把它掰开，就在这时，我哭了。要是这孩子生在上海，要是这孩子不是在战乱中出生，要是我那把剪刀没掉地上，那该多好呀！
但我很快赶走了这些悲伤的念头，我要使自己坚强起来。乡村里人民正在挨饿，战火中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根本就没有原因。所以，至少你可以宽慰自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