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伦笑了，“我不记得了。”她说，“不管怎么说，你怎么能凭空说我偷东西呢？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
我说，“可那是在战乱中，你推开了一个男人，把自己的手指头也弄破了，你的关节炎就是这个破手指头引起的。后来你找到了我，把我带回家，当时我已经有六个月身孕了。”
但海伦还是没想起来。对于在南京住过的那段日子，她只有一点点记忆了。她只记得在那儿吃过一次鸭胗干，后来就再也没去过，还有一张她舍不得丢掉的桌子。当然她还记得王贝蒂，她以为贝蒂是她的朋友。
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住在同一个地方。对我来说，这是我这辈子最不幸的时刻之一，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对海伦来说，除了鸭胗干，就没什么值得记忆的了。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记得的只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最不幸的时刻，别人不会记得这个。这是一种非常孤独的感情。
不管怎么说，当海伦抱怨她的关节炎的时候，我告诉她，花圈上绕铁丝的事我会完成的。我说这话，并不是为了感谢她在南京救过我一命，她不会明白的，可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现在我要告诉你，我们是怎样在自己都不知道的情况下逃命的。
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这就是我们能带走的全部东西，而且一个小时内就得离开南京。当时就是这样的──留什么，扔什么，一切都必须在一个钟头内作出决定。没时间变卖东西，整个城市都处在逃难的疯狂中，我真是怕得要命。
但文福不知道怎么安慰我，当我跟他讲市场里发生的事情时，他挥挥手把我支开了。
“你没长眼睛吗？”我丈夫吼道，“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比你谈你买东西的经过更重要。”然后他走过去和卡车上的一个男人说话。他点了一根烟，吐了两口，然后看看表，把烟灭了，又点了一根，由此我知道他心里也很怕。
家国告诉我和胡兰每人只能带一只箱子。“那我的新桌子怎么办？还有我的两把椅子呢？”胡兰哭了。我们刚到南京没几天，就去买了几样家具，满以为能在首都多待几天的。尽管胡兰买的桌子和椅子很便宜，质量不是太好，但它们肯定比她置办过的任何东西要漂亮。
“别为这些东西操心。”家国说道，然后把胡兰拉到一边去，说了几句悄悄话。我听不见，只见胡兰的脸像小姑娘似的，一会儿撅起嘴巴，一会儿眉开眼笑。
“快，”胡兰换了一种命令的口气对我说，“没时间坐在这儿自寻烦恼了。”
我想告诉她，“不是我在发牢骚。”但我们没时间争吵了。
我们打包的时候，勤务兵出出进进的，替我们拿东西：文福的空军服，我的缝纫篮，这样我就可以光拿针，两只碗和两双筷，文福和我每人一副。
那勤务兵发神经似的不停地和我们说话。“你要是光听广播，光读报纸，就一点都不知道日本人要来了，一点也不会知道。”他说，“可你只要看看城里人的脸就知道了。”
他越说，我们就收拾得越快。他说逃兵在抢东西，甚至为了抢衣服而杀人，想赶在日本人进城前打扮成平民。那些有钱或是有关系的人早就逃走了，连市长也逃走了，随身还带走一大笔款子。这个人是蒋介石任命的，因为他保证说要永远保住南京。
“我们可不是逃跑，”胡兰很凶地对勤务兵说，“二班和三班到昆明去是有新的任命，有非常重要的任务，所以我们要走。”
我不知道她自己是不是相信这个说法。难道家国就是这样跟她说的吗？昆明有什么样重要的任务呢？昆明从前是放逐贬官的地方，如果他们不砍你的脑袋，就把你送到昆明去。它差不多已经是中国边境，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然事情也许不是这样，但我还是想起叔叔有一次说过：“困境昆明”──“陷入困境就像到昆明一样”。意思是说你被现实世界推出来了。住在昆明就像藏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秘密地方一样，非常安全，我很乐意去。
收拾好文福的衣服后，我就开始收拾自己的箱子。我在底层的衬里下，放了十双银筷子，那是我嫁妆的一部分。在这上面，我放了一只装满我所有首饰的小饼干盒，一小瓶母亲老早给我的香水，我在这些东西上面压了几件高级服装。然后我见自己只放了一件冬衣，好像活不过一个季节似的。多不吉利的想法！所以在最后一分钟，我又抽出一件毛衣，放进两件夏天穿的单衣。
那些瓶瓶罐罐、炒菜锅和旧鞋子就送给厨师和她的女儿了。还有那些我带不走的东西，我马上就得考虑送给谁好呢？正好王贝蒂路过，我就叫她待一会儿。
“你打算上哪儿去？”我问她，“是回南京，还是到你婆家去？”
她很快摇摇头。“他们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们，”她说得又坚强又勇敢，“我就待在这儿。”
“那就帮我拿几样东西吧。”说着，我就叫勤务兵把我理剩的衣服、文福的收音机、我的黑色的小缝纫机拿来，我叫他把这些东西全放在那辆还停在我们门口的三轮车上。
“你把这些东西拿回去吧。”我对王贝蒂说。这时我看到胡兰咬住嘴唇，眼看着勤务兵把缝纫机拿出去，我看到她是很想要那台缝纫机的，哪怕我们没地方放。
王贝蒂开始推辞。我打断了她，“我们没时间说这种客套话了。”
于是她笑了笑说，“那好。我要用这缝纫机为我自己和我的小宝宝挣钱过好日子。”她拉起我的手，紧握着不放。“我永远欠你的情，”她说，“就算我能还你十倍，也是永远还不清的。”
我知道她这是在说吉利话，希望我们还能活着相见。然后她很快从自己的钱包里抽出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张她自己的新娘照，她穿着白色的婚纱，她那位飞行员丈夫穿一条黑裤子，一件白外套，打一个领结。他们穿的服装是向那个专拍西式结婚照的摄影师借的，每一对新婚夫妇都这样。
我谢谢她的照片。我觉得她很勇敢，敢一个人待在这儿，因为我觉得她完全可以和空军吵一架，要他们把她一起带走。
这时家国在喊了，“我们要走了！”接著文福也喊了，勤务兵也来催了。我们把箱子丢进敞篷的军用卡车后面，然后就跟其他人一起爬了上去。卡车的后座太高了，文福在前面拉，胡兰在后面推，才把我硬弄上去。
“快！”家国的嗓子提得更高了。我的心跳突然一下子加快了，我想要是我们逃得不够快，我们前脚走，日本人后脚就到了。看来大家都有同样的恐惧。
“快，我们走了！”现在大家都喊起来了，“快上车，别磨蹭了！”
卡车后面很快就坐了九个人，全都肘靠肘地挤在一起，只有胡兰和我是女的，此外就是我们的丈夫，两个三班的飞行员，两个军官，其中一个好像官阶高一些，还有一个老头，为挤上这车付了好多钱给司机。当然还有司机，我们都叫他“老马先生”，其实他并不老，这么叫无非是出于尊重，一路上由他负责把我们送到昆明去。
接着老马先生用他的粗嗓子骂了句，卡车发出一阵轰鸣就开动了。我们上了路，经过那些已经失去往日优雅的房子，就像我们刚离开的那幢一样，然后转入另一条路，出了西城门。
车子一路上拐了许多弯，驶过两边树木林立的小路。出城的时候，我们见到了莫愁湖。即使在冬天，它也是那么美，那么宁静，垂柳轻拂着湖岸，仿佛从黄帝时代以来，它连一片叶子都没改变。我很后悔以前没到这儿来散散步，让心灵感受一下那种永不改变的宁静。
这时我发现湖边有一个小男孩站着，虽然离我们很远，但看得出他在向我们挥手。他跳上跳下的，口中在喊着什么。我们以为他肯定是看见了飞行员的服装，把我们当作英雄来欢呼，于是我们也向他挥挥手。他开始跑起来追我们，然后跳上跳下的，举起双臂，在头顶画十字，他想要我们停下来。我们当然不能停。我们开过他身边时，他跺起双脚。然后我们看到他从岸边拾起一些石块，他把石块扔到平静的湖面，激起了水波。他把双臂伸向天空，做出大爆炸的样子。“砰！”他喊道，“砰！砰！”然后这野孩子又从地上捡起石块，向我们的卡车扔来，虽然没打中我们，但我们都听清了他喊的话：“逃兵！
胆小鬼！”
我们开到了城外的长江口。有人告诉我们，一到那儿就坐船，到我们的中转站，汉口一武昌。这地方位于中国的中部，俗称“魔鬼的火炉”，因为这地方热得要命，人们开玩笑说，当地人避暑的好办法是跳进滚油锅里洗澡。当然，现在不这样了，眼下是冬天，又处在战乱中，谁还有心思开玩笑呢？
我们在船上走了好几天，也许走了一个星期。我现在记不得了，到底有多远，因为后来又换了一条船，我全给弄糊涂了。
总之，我们在汉口一武昌下了船，在旅馆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发现老马已经把我们的行李装到一辆军用卡车后面去了。
这辆车跟我们在南京坐来的那辆一模一样，只不过后轮上挂了一个大油罐。那时到昆明去只能这么办。当时没有十里路一个的加油站，没那种东西，也不是在每小时至少七十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开车。离开汉口后，我们就进了狭窄的泥路，有时是双车道的，大多是单车道的。
每小时开二十公里，因为卡车只能开这么快，所以，要是路上有日本人，他们只要跟着汽车跑，就能把我们一个个全抓出来。
第一天，我很担心我们逃得不够快。第二天，我还稍微有点担心。打那以后，我把担心全抛在了脑后。我厌倦了。我们行进在内地，远离了战争，就像是在倒退，退到另一个世界，一个很久以前，远在战前就存在着的地方。谁也不在乎，我们要的是安全。
在西往长沙的途中，我们一路上沿河经过不少溪流淙淙的村庄。
有个地方河里鱼多得要命，胡兰说，这河看上去就像那种很稠的鱼汤。
在这些贫困落后的地方，你根本想不到中国正在与外来的入侵者打仗。那儿的人看不到报纸，也不识字。不管怎么说，战争刚刚开始，这些人认为不值得为一亩地去打仗。他们没时间为别的事操心，他们关心的只是市场上的粮价，明年种子的价钱，以及要是没钱剩余他们吃什么的问题。
一路上，我们没碰到日本鬼子。我们唯一的敌人是倒在路上的大树，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或轮胎上的一个大洞，迫使我们放慢速度，诸如此类的事。
有一次路上出现了一头猪，老马按了好几下喇叭，慢慢从它身边擦过。那猪来回兜圈子，拱着头向卡车冲来，把车看作另一头猪。哇！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可这时文福说他知道怎么解决这问题。他跳下车子，从挂在胸口的枪套中拔出手枪。
“别打它！”我喊道，“它马上就会走开的。”但文福没听我的。他走近那畜生，它正在围着轮胎喷鼻息呢。胡兰闭上了眼睛。家国说，“他不过是开个玩笑。”这时文福把枪瞄准了猪。我们全怔住了，就像那头猪那样，它摇着耳朵，竖起尾巴，眼睛小心地盯住文福。
忽然，一个老头从路边冲过来了，口中喊着，“原来你在这儿，你这个又臭又老的东西！”文福回过头去。只见那老头手中挥着一根小绳当鞭子。“蠢猪！”他嚷道，“到这儿来，你这个坏东西。”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都笑起来了。就在这时候，文福忽然转身朝猪开了枪。一枪就打中了它的肚子，可怜的猪尖叫起来，血哗哗地流出来了，它踉踉跄跄地走到路边，然后倒在一条沟里，四脚朝天乱蹬。
那老头的嘴咧开了，连忙跑过去看他的猪。他口中骂着，一面用鞭子抽打着地，好像那就是文福似的。“你真的是疯鬼吗？”他喊道。文福皱起了眉头，然后用枪指指老头，那个人的眼睛睁得像铜钱那么圆了。
这时家国站出来，喝道：“住手！”
文福放下枪，然后朝家国笑笑。“当然我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他收起枪，从后面爬进车厢。但我看到周围的人看上去全都很紧张，那天剩下来的时间大家都一声不吭。
离开长沙不久后，我们一路经过的山坡全都开出了梯田，上面种着稻子。这就是你们美国人常常在电影上看到的中国景象──贫困的农村，人们头戴大草笠避开毒日头。不，我从来没戴过那种帽子！我是上海人。那么想就像以为旧金山人都戴着牛仔帽，骑着马那样可笑。
不管怎么说，这些地方的人都很纯朴，很老实，也很友好。白天我们在小村子里打尖，孩子们就围上来，光是盯着我们看，从来不问问题，也不碰我们的东西。空军勤务兵到小摊上买点东西给我们吃，全是当地土产，已经做好的：一碗辣的担担面啦，白菜烧肥肉啦，有一次还吃了加辣椒酱的臭豆腐，啊，真是太好吃了，我们走了两百公里，还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呢。
夜幕一降临，我们赶紧找地方投宿。路上太黑了，什么也看不见，瞌睡的司机一不小心就会把车开到田里去，就像文福把他的小车开进坟地那样。所以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停下歇息，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幸运。
有一次我们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地方，一家简朴的旅馆，床收拾得很干净，还有一个公共浴室。还有一次是安顿在一所建立在山洞里的学校，或是旅馆。有时候我们在猪棚里隔了一块木板过夜。晚上那些畜生在外面对我们发牢骚，咕噜叽里地想冲进来。
我们倒没发多大牢骚。中国人都知道怎样适应环境，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大家全知道，我们的环境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变化。你生在这个国家是你的运气，你从来不需要这样考虑问题。
一路上，我们经过各种各样居住着少数民族的地方。这些人头上戴着肮脏的帽子，一见到汽车，就跑过来想卖东西给我们，什么烟啦，火柴啦，用铁皮罐做的茶杯啦。当他们把他们最好的食物、最上等的东西卖给我们的时候，你只能盯着浮在水泡饭上面的那两片干肉发愣，不知道是什么兽肉。
我记得我们到了一个较大的城市贵阳。我们想在那里待几天，这样部队就可以修修车，加加油什么的，到昆明还有很长很艰难的一段路哩。文福知道有句说贵阳的俗话，叫做“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那是因为这地方老是下雨，而整个城市的路面都是崎岖不平的。
建筑和街道七高八低的，就像龙的脊背，城外全是磷峋的石山，看上去像僵直不动的古人。
大家都爬出了卡车，经过一天的奔波都累坏了。老马指指马路对面的一家饭店，叫我们上那儿去吃点东西，他去找旅馆。于是我们就穿过马路。我们在饭店门口看到了一只巨大的木桶，往木桶里面一瞧，里面有许多鳗鱼，全是活的，还在游动呢！在上海，这可是一道非常难得的菜。这儿鳗鱼多得不得了，每天都能吃到，无论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
厨师把网兜伸进木桶，捞出几条活蹦乱跳的鳗鱼，跟我们打招呼，“瞧，多新鲜！”那天晚上我们吃了很多，一大盘一大盘堆得高高的鳗鱼段，都有我们手指那么粗。大家都说这顿饭是我们吃过的最鲜美的一顿。所以当老马说他已经为我们找好了一家旅馆，是全城最好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