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根本就没什么瘤。我跟她这么说了，可她不信，她以为我这么说只是出于好意。“我干吗要出于好意呢？”我问她。“因为我快要死了。”她说。跟她这种人你还有什么好争的呢？
所以我要亲口告诉你这个故事，而不要让海伦来告诉你。你得相信我，因为我是你母亲。我不爱文福，从一开头就不爱。当然，我很高兴，但这只是因为我觉得结婚是一个新机会。也许我有点糊涂，错把高兴当爱情了。
宣布亲事后的那几天，我一直低着头，做出一副顺从的样子，留心听两位婶婶的开导。她们告诉我，文家怎么怎么好啦，我怎么怎么运气啦。老阿婶说，尽管我母亲名声不好，我的公婆还是同意我去文家做媳妇。她们告诉我，文家在海外生意做得很红火，文福能帮助我父亲和叔叔把我们家的丝绸和棉花全卖到外国去，他已经答应了。她们说，文福的母亲很能干，是个裁缝，又是个风景画家，还烧得一手好菜，家里的事全是她一手张罗的。她能教我许多东西。房子嘛，当然不如我们啦，不过还不错，有一大群佣人，甚至还有一辆汽车！
我越听越信。我想象著文福用汽车把我接走，我很高兴终于要和我的旧生活告别了。我梦想着住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那里没有一个人会发牢骚。我想象我未来的婆婆对我好得不得了，简直令人没法相信，她只会表扬我，从来不会责备我。我想象着我自己还不觉得渴，佣人们已经在为我倒茶水了。我脑海中跑过了许许多多孩子，模样全差不多，扯着我的裙子，一个接着一个，逗我发笑。当婶婶们告诉我说我要嫁给文福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个算命女人跟花生说过的话。
现在好事都要落到我头上来了，我当然为花生感到难过。但她开始指责我，说我背叛了她。在婚礼前的那段时间里，我们还是不得不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一进房间，她就往地上吐口水。半夜里，她踢我的腿，把我推一边去，掀掉我的被子，咕哝说我比那些叮死牲口的蛆虫还要坏。
“你听听你妈怎么说的，”我说，“我最大，我得先出嫁，我得听话。你要是想改变这个决定，自己跟你妈去说。”
当时我要是仔细思量一番，就会明白：我的婶婶们根本就没考虑我最大、花生最小的问题。花生是全家的宝贝，他们给花生安排的一切都要比别人好：衣服最好，表扬最多，零花钱最多，求运气时做的法术最多，生病时抓的药最多。我已经说过了，他们并没有虐待我，他们只是对花生更好。所以，我干吗那么傻呀？我早就该明白──既然她们要把我嫁到文福家，那么说不定就不是什么好事。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使我觉得所有这些好事全都会泡汤。我的婶婶们跟我说，她们要把我带到上海去看我父亲，我的婚事要征得他的同意。她们给我看了他的来信，告诉我们必须去一趟，就这些，连一句祝贺的话也没有。那时，上海和崇明岛之间还没通电话，这封信是托熟人送来的，而不是通过正式的邮局寄来的，所以我把信掂在手上觉得事情很严肃。
你用心想想我当时的感觉如何。打我父亲把我送到这岛上来以后，我差不多有十二年没见到他了。我们到上海去的时候，我的婶婶们从来不带我去看我父亲。他从来没给我写过信，也从来不到崇明岛或到我的寄宿学校来看我。所以我不知道他见到我时会生气呢，还是会高兴；我也不知道我见到他时该害怕呢，还是该高兴。
那天早上，老阿婶、新阿婶和我早早地洗了澡。我们穿上了最好的衣服，闪闪发亮的丝绸衫和外套。我们买了去上海的轮船的头等舱，两个钟头就到了上海港。我们刚下船，一辆长长的黑轿车和一个司机早已等在大门口，把我们带到九龙路我父亲的住宅内。一切就像一个幸福的童话故事。
但我们一踏上通向住宅的过道，我就知道我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们的服装太刺眼了，大招摇了，反而让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是什么重要人物。然后门开了，我站在我曾经住过，但现在一点儿也记不起来的通向屋子的大门厅里。
这屋子比我们在河口村住的屋子要大十倍，也要好十倍。或许，根本就没法做这样的比较。这里的所有东西你都想碰一碰，可你又不敢迈开步子，怕碰坏什么东西。我身边有两个华美的高架于，里面放着两尊小小的白雕塑，一尊塑的是一个猎人在追一头鹿，另一尊是两个穿英式服装的女子在走路。一声咳嗽，一声擤鼻，一句话听上去都太响了，肯定会把这些塑像震破。
我瞧瞧我的脚下，恨不得弯下腰去把新鞋上的灰尘擦干净。于是我就盯住白色的大理石地面。
忽然我记起来了，我母亲告诉过我，大理石上的花纹是河水从岩石上流过留下的痕迹。在我眼前的大理石地面上，各种不同色彩的光影令人眼花缭乱，我母亲曾说，就像同一条河中不同颜色的鱼的倒影。
于是我就抬头去找这光影的来源──原来一层楼梯口顶上那扇很大的玻璃窗，把花啦、树啦、草啦、天啦全都映在上面了。我看到了那个螺旋形上升的楼梯，竭力回想我的手触摸着那光滑的红木扶栏下来的感觉。
就在这时我看到我父亲正慢慢从楼梯上走下来，一步一顿，像神一样从天而降。
我想起了他的派头，他总是不慌不忙。我想起了以前我老有一种在等待，在害怕，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的感觉。
但是现在他正踏上最后一级楼梯，眼睛盯着我，脸上没有表情。
我可以肯定，我也正这样望着他，就像一个幽灵盯着另一个幽灵。哦，也许，他从我脸上看到了我母亲，他恨我。我鞠了个躬。
“女儿，”他突然说道，“你应该邀请我们的客人坐下来。”
我转身看看旁边，想知道他在跟房间里的另外什么人说话。但老阿婶捅捅我的胳膊，我不知不觉地指着我右手边的一个小客厅，说：
“请坐，请进来坐下。不必客气，坐吧。”好像我常在这个我从来没住过的房间里欢迎我的婶婶们。
我们全都安静地坐在了沙发上，沙发的羽绒靠垫深深地陷了下去，把我埋在下面了。老阿婶紧张地朝我父亲点点头：“您好吗，大哥？我想，身体还康健吧。”新阿婶重复同样的话：“您好吗？您好吗？”
我父亲笑了笑，缓缓地叉起两腿，然后说，“还可以，虽然不是顶好。你们都晓得骨头老起来是怎么回事。”
“嗨，说得是！”老阿婶忙不迭地接口说，“我也是这样，老犯胃疼，晚饭吃过就疼，还有这儿，我的肠──”
我父亲的眉毛一抬，大家马上又都不做声了。这时另外一个房间里的钟当当敲响了，我的婶婶们假装很高兴地听着，然后异口同声地说，这是她们听到过的最好听的声音。
我一声不响坐在那儿。我发现我父亲看上去比叔叔老得多，也瘦得多。他的脸更严肃，也显得更聪明。他戴了一副圆形的金边眼镜，中式背心外面罩了一套黑西装。他个子并不高，但很有气派，他缓缓地把头转向一个佣人，然后缓缓地挥手叫这个佣人上前。但他没吩咐佣人做什么，而是把头转向了我。
“女儿，你定吧，用中式小吃呢，还是英国饼干配茶？”我心里七上八下，感到就像两匹朝相反方向跑的马。哪一匹好呢？哪个回答才是正确的呢？
“简单点好了。”我最后轻轻地说。
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当然，你总喜欢这样。”他又朝那个佣人挥了挥手，吩咐他拿点英国饼干、中国梨子和比利时巧克力来。
我现在还能回想起他当时的举止，他的风度是那么优雅，使我觉得非常陌生。但他好像知道我的心思，我要是真的开口说出我想要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喝茶的时间并不长，老阿婶边喝边把文家的事告诉我父亲──他们和他的女儿怎么相配啦，一个好亲家对他的生意如何有利啦。我两眼紧紧盯着交叉着放在膝盖上的双手，不时抬起眼睛瞟一眼，看看我父亲的反应。老阿婶说点真话，又加油添醋一番，大家都仔细听着。
文家的出口生意发展为一家国际贸易公司。文福对海外生意的知识使得他能够和英国与美国最重要的公司总裁建立起良好的朋友关系。文家的母亲嘛，听大婶婶的口气，能干得不得了，简直能够施展魔法让冬天的枯树一夜间长出绿叶来！
我父亲可不是傻瓜，他静静地听着，一面啜他的茶。每当老阿婶吹牛吹得过分时，他就一言不发地盯着她，脸上毫无表情，直到她坐立不安，把她对文家的好评稍稍降低一点。
“啊，自然，他们的生意按您的标准算不了什么，哪能达到您目前的高位啊。可他们在当地也够舒服，够受敬重的了。我是这么想的，对您的女儿来说，嫁一个受人敬重的大户人家是最要紧的。”
现在老阿婶把有关文家的好话都说尽了，但我父亲还是一言不发。
“很好的一个小伙子，很受敬重的大户人家。”新阿婶打破了沉默。
我父亲看看我。我手足无措，竭力想不显示出来。说不定他反对这门婚事，说不定他还在生我母亲的气，生我的气。
“我知道这户人家。”他终于开口了，“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他们的生意，去查他们的背景了。”他挥了挥手，好像在赶蚊子似的，“但是听听自家人的意见也是蛮好的。”
老阿婶和新阿婶吓了一跳，好像两个正在作案的小偷被当场抓到似的。她们做贼心虚地低下了头，等着听我父亲说下去，不知他已经知道了什么。
“女儿，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呢？”他的嗓音很低，几乎有点沙哑，“你愿意吗？”
我咬咬嘴唇，剥剥指甲，扯扯衣服，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父亲又挥了挥手。“她愿意。”他对我婶婶们说，然后叹了口气，“我们干吗要拦着她？”
我的婶婶们都笑了一下，好像这不过是在开玩笑。可我从中听出了不同的意思，我父亲的声音听上去很凄凉。可我还来不及多想，我父亲已经问起了生意上的事，所以也许是我搞错了。
“文家出了多少聘礼呢？”
大婶婶递上一个信封。我父亲很快点清了四千元，然后点点头。
我松了口气。这可是一笔巨款，相当可观，差不多等于两千美元，放到今天说不定值四五万哩。一个中产阶级的人得干十多年才能赚到这个数字。但这并不是说文家真的把这笔钱送给我父亲了，在我结婚那一天，他还得把这笔钱还给文家，说“这辈子我女儿和你们共同拥有文家的财产，这就够了”。
然后我父亲得为我准备一笔数目相当的钱作为嫁妆，他跟我说，“这笔钱是额外给你的，免得你到新家后负担太重。”这笔钱是我的，用我的名字开银行户头，我不用分给任何人，没人能把它从我手里拿走。但这也是我这辈子仅有的一笔钱。
“文家想要多大的一份嫁妆呢？”我父亲接着又问，他指的是钱以外的嫁妆。
老阿婶不得不仔细想想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要是她说文家要得不多，那么这就等于说这户人家不值得结成亲家。要是她说他们要得很多，那就等于说我不值得嫁过去。但是老阿婶已经有过嫁两个女儿的经验，所以她就简单说了句，“把她和她丈夫新房里的家具布置好就行了。”她指的是我们在文家的新房。这种回答听起来使文家显得并不很贪财，就像打打扑克时的叫牌。现在轮到我父亲怎样显示出他额外的大方了。
“当然呷，”大婶婶又加了句，“床归夫家买。”这里她说的是老习惯，因为后代儿孙总是要从丈夫的床上出来的。
“还要茶吗？”我父亲问道。他只是问问，并不真的叫佣人马上来倒茶。这是我们家表示访问到此为止的信号，我和我的婶婶们马上就站起来。
“不用了，不用了。我们该走了。”大婶婶说。
“那么快就走？”
“我们已经晚了。”小婶婶说。这不是真话，那天下午，我们没别的地方要去，我们的船要到傍晚才离开。我们准备离开房间。
但就在这时，我听到我父亲在叫我。他没说“女儿”，他叫了我的名字，“雯雯啊，”他说，“跟你的婶婶们道别。然后到我的书房里来，我们谈谈你的嫁妆问题。”
那天下午我被带到我父亲房间里来的时候，希望是多么渺茫！可现在多么巨大的希望伴随着我的喊叫要从我喉咙口跳出来了，他真的把我当他的女儿看待了，中间那么多岁月完全被遗忘了！
当然，他没有拥抱我，也没有亲吻我，不像你们美国人，分开五分钟再见就又亲又搂的。甚至在我的婶婶们走后我们也没谈多长时间。他当时对我说的一些话，我至今还很纳闷：他是真的以为我找了一门好亲事呢？还是找到了一种把我这个令他想起自己不幸婚姻的人永远赶走的捷径？
所以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的几个字。我觉得，我没有让它们的意义按照我喜欢的方式改变。
他的神色是严肃的，他的表情是坦白的。他没有为十二年来的父女分离道歉。“现在既然你要出嫁了，”他说，“你就要明白你在人生中的真正位置。”然后他指指一幅占了整个墙面的古画，画上是一百多个不同的人物，有男人、女人、孩子，他们都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在干活，有的在吃东西，还有的在睡觉，人生所有的时刻都被捕捉住，在这里化作了永恒。
“你小时候，”我父亲说，“经常到这儿来，一遍又一遍地看这幅画，还记得吗？”
我盯住这幅画看了好久，想认出它来。最后，我终于认出了角落里的一个小人物，这是一个正从阳台里向外眺望的夫人。我点点头。
“当时我问你是否喜欢这幅画，你跟我说，这幅画画得很糟糕，还记得吗？”
我无法想象我那么小就会跟我父亲说这种话。“对不起，我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对不起，你记忆中的我竟是这么一个不听话的孩子。”
“你当时说，这幅画很乱。你不知道这个弹琵琶的女人弹的是一支悲伤的曲子，还是一支高兴的曲子。你不知道那个挑担的女人是刚刚上路，还是已经走完了她的行程。还有阳台上的这个女人，你说她有时看上去好像是满怀希望地在等待，有时看上去又好像是满怀恐惧地在张望。”
我不禁掩住嘴巴笑了起来。“我小时候多怪啊。”
我父亲管自己说着，好像根本没听到我说的话。“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然后他看看我，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他的思想感情。
“那么告诉我，现在你对这幅画是怎么看的？”他问。
我的心跳加快了，竭力想找一个能使他高兴的回答，想让他知道，我还是没有变，还是那么老实。
“这一部分我很喜欢，”我说着，紧张地指指一个正站在法官面前宣誓的男人，“比例匀称，细节生动。而那一部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瞧，底部太黑、太沉了，人物也没有立体感──”
我父亲走开去了。他点点头，但我知道他并不同意我的看法。
然后他转过脸来。“从现在起，”他终于板着面孔说，“你必须听你丈夫的，你自己的想法再也算不了什么。明白吗？”
我急切地点点头，很感激我父亲以这种巧妙的方法，给我这个有用的教训。然后他说我要在他家里再待一个星期以便办些嫁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