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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福很运气，家里挤满了几百人，所有的乡民都来吃年糕，这是一种用很粘的米做的糕，它的名字听起来就像“年年高升”。所以，如果说老阿婶和新阿婶被文福的来访搞糊涂了，在那一天也是很自然的，人来人往的，谁知道谁的底细呀。
我正端出一碗煮好的汤圆时，文福走到我跟前，“她在哪儿？”
“她不好意思。”我说。
“她不喜欢我？”他问道。他的眉头打了个结，但他仍在微笑。
“只是不好意思。”我又说了句。说花生喜欢他，恐怕不太合适。
“怎么突然不好意思了？”他笑着问，“是不是因为喜欢我才不好意思呢？”然后他又转向我。“你没有不好意思，这是不是说你不喜欢我呢？哈，是这样吗？”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爱取笑人的样子。
我几乎没法回答他。“我不是那样的──就是说，不会不好意思。”
“那么说不定你也喜欢我。”他马上说。
“不好意思并不表示喜欢或不喜欢。”我说。
我们就这样聊啊聊啊，我想有礼貌一点，想避开他的恶作剧的问题，弄得我头都痛起来了。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小妹妹，请把这个交给她。”他说，“请告诉她明天给我回音。”然后他就走了。
花生一直在偷看。文福一走，她就从厨房门背后冲出来，从我手中要去了信。
“都说些什么呀？”我问她。我觉得我也有权利读这封信，我为她做了那么多事。花生耸起肩膀把信这起来，就像一只母鸭伸出翅膀保护她的小鸭一样。她格格地笑着，咬着手指头，握紧拳头，扯下一绺头发。
“都说些什么呀？”我又问了句。
花生看了我一眼。“他明天就要回音。”她说，“告诉他我没回音给他，叫他等着吧。”说完她就走开了。
于是我就成了花生和文福之间的传信人。我带着他们的情书来回奔走，一会儿到市场，一会儿到路中间。我帮助他俩，我并没想到要把文福从花生那儿偷走。我发誓，我不会为了免于自责而故意记成另一个样子。
我每次把信交给文福的时候，都要把花生形容一遍。告诉他这天花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是玫瑰色的，跟她的脸一模一样。我告诉他她头上戴的什么，一个龙形的发夹，是在想他。我还暗示她茶不思，饭不香，人也瘦下去了。
当然这些话没一句是真的，我只是凭自己的想象在谈论当时那些得了相思病的姑娘们的傻乎乎的罗曼司。
那么结果怎么变成我嫁给他了呢？有时我想问花生。如果今天她在中国还活着的话，她一定会同意的，我敢担保。我并没让文福把他的目光转到我身上来，一点也不，是文福自己变了心。
我心肠太好了，和你一样；我很天真，和你一样。所以或许你能理解你母亲曾经是怎样一个人：一个孤独的姑娘，一个没有希望，却有那么多需要的姑娘。突然有人来敲我的门──他有魅力，是梦想一种更好的生活的理由。
我还能怎么样呢？我让他进来了。
第七章 数嫁妆
还记得吗，海伦老是见人就说她当过我的伴娘，她还说我有过一个非常隆重的中式婚礼。
不错，事情就跟海伦所说的那样，只不过，当时海伦不在场。花生在场的，她脸上搽了白粉霜，嘴唇涂得红红的，像猴子的屁股，笑得很开心，好像她真的很为我高兴。
但是就在我结婚前的那个月，你应该想象得出，花生气得连正眼都不瞧我。她说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文福才娶了我，而没娶她。我提醒她我是怎么帮助他俩的，她假装没听见。
真的，我一直跑前跑后地为他俩传信，而那些信她都不让我读。
后来我发现暖房里有一个秘密的地方，花生就在那里涂脂抹粉的。我就告诉文福，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可以藏他的自行车。我把他带到花生身边，他俩就可以趁午饭后大家都要睡觉的两个钟头里说说话。
他俩在那儿亲嘴的时候，我站在门边望风，注意老阿婶和新阿婶会不会来。
当然，我没看到他俩亲嘴的场面，可我知道，他们肯定已经亲过嘴了，就像那些害相思病的人那样！因为当他们从那破花盆后面出来的时候，花生的脸上、脖子上全是红印，那就是文福亲过嘴的地方。
文福自己的嘴也被花生的口红染红了，他的脸上也沾上了白粉，看上去就像个唱戏的。我看到他推着自行车走的时候，脸上浮现出十分满足的笑容。
然后我就连忙帮花生擦掉这些亲吻的印记，擦掉化妆的痕迹。我责备她：“你怎么能让他亲呢？光说说话、握握手还不够吗？”
把你的嘴巴交给一个你家里的人都不认识的男孩，是很可怕的。
当然，把身体的其他部位交出去更加可怕。
“我喜欢这样。”花生笑着说，满不当一回事。
“什么！你喜欢这样。这么说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你可以把全家的名声扔进阴沟里？就像两条无灵性的狗，相互追赶着嗅对方的脏尾巴！”
但是就在我为花生用力擦洗脸上的脂粉时，她还沉浸在对文福的梦想中，告诉我文福赞美她柔软的脸蛋、灵巧的双手。“嗨！”她发牢骚说，“你要把我皮都擦掉了。”
“你活该，”我说，“这一块地方擦不干净了，他就像一只蜘蛛咬你的脖子。现在大家马上就要起来了，嗨，这下可麻烦了。”
花生只是格格笑着，去拿镜子，然后说，“让我瞧瞧。啊哟，瞧他都干了些什么呀！”她把领子翻起来，笑得更厉害了。
她也不想想，我这样帮她得冒多大的风险啊。她明明知道，要是她母亲知道这一切的话，我的麻烦比她大得多。花生年纪比我小，所以我得对她的行为负责。不知老阿婶和新阿婶会怎么处置我。
当然，对这种想法你可能理解不了，我怎么会因为花生而惹麻烦呢，我有什么好怕的呢？可在当时的中国，你老是得为另外的人负责。不像在这儿，在美国──什么自由啦、独立啦、个人的想法啦、干你想干的事啦、不必服从你母亲啦，没那回事。没人会跟我说，“小姑娘，听话点，我给你吃块糖。”你不会因为做了好事而得到什么回报，甭想。可你要是于了坏事──你家里人可以随心所欲对付你，不需要什么理由。
我还记得那些吓唬我的话。“你是不是要我们把你永远赶走，当个要饭的，像你娘那样？”大婶婶老是这样说。“你是不是想生一场大病，让你的脸全部烂光，像你娘那样？”打我来到崇明岛位后，老阿婶就说这种话给我听──要是这些话是胡说八道也就算了。我不知道我母亲到底怎么样了，她是像花生所说的那样，已经逃走了呢，还是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已经死于一场怪病；要不，就像大家在背后议论的那样，她是因为某种不明的原因惹我父亲生气而被送走了。我刚来到岛上的时候，只要老阿婶一提到我母亲的名字，就不由得两眼泪汪汪。
后来，我不哭了。我竭力不去想我母亲，竭力打消我曾有过的念头，希望我母亲总有一天会来看我。于是老阿婶就想出了新的威胁我的办法，使我害怕。一次，她把我和花生带到上海一户人家，她指指一个正在扫地的姑娘。
“瞧这个可怜的姑娘。”大婶婶用一种怜悯的口气说道。那姑娘穿着一条又短又破的裤子，两条瘦腿全露在外面。她的目光呆滞，毫无表情。然后老阿婶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奴隶，因为她母亲死后她不好好做人，被她父亲卖到这儿来了。
还有另外的威胁。当老阿婶觉得我还不够怕的时候──当我不肯很快磕头求饶，不肯请求原谅的时候──她就会在我头上打一巴掌，“这么硬，这么不听话！谁家会要你做媳妇呀？兴许我该把你嫁给那个老奥皮匠／
她指的是那个挨家挨户给人补鞋的乞丐，他浑身上下透出一股他所修所卖的旧鞋子的臭气。我知道我们村里所有的母亲都威胁她们的女儿说，谁要是不听话，就把谁嫁给奥皮匠。要真是那样的话，说不定奥皮匠早就有二十个老婆了。
我觉得老阿婶这么说，不是对我特别凶，也不是在撒谎。我这么说倒不是出于大度，威胁小孩子是我们这样的大家庭的传统。老阿婶小时候，她母亲可能也是这么对待她的，找一种无法想象的可怕的生活方式来警告，再找一个好得令人无法相信的好孩子做榜样。这么做就能叫你的孩子循规蹈矩，这么做就能把他们笨脑袋里的自私思想赶跑，这么做就表示你对他们的前途很关心，教育他们在家里也要守规矩。
但这也是我那天在暖房里感到害怕的原因。花生让文福亲嘴，这事有多坏呀！她这么干可能会断送我自己的前途，所以，后来花生再叫我送信给文福的时候，我当然一口回绝了。
“你自己送去吧，”我说，“我不再做你的红娘了。”花生先是哭着求我，后来就破口大骂。打那以后，她就不再理我了。我以为我的麻烦总算到头了，我怎么知道反而惹来更大的麻烦呢？
我后来才知道，文福也生气了。他在大路上等了好几个钟头，等我把花生的信送去。第二天我也没送去，第三天又没送去，他等不及了，于是就找了一个真正的媒人，不光送信，也来提亲。
你明白吧，文福决定娶花生为妻，不是因为他真的喜欢花生，而是想借婚姻进入她的家庭。实际上，他跟那个时候的大多数男人没什么两样。那个时候，结婚就像买房地产一样。在这儿，你看中了一所房子想住进去，你就去找房地产公司。那时在中国，你看中了一家有女儿的大户人家，你就去找一个知道怎样做成一笔好生意的媒人。
他找的媒人是个老太婆，大家都叫她苗阿姨。她名气很大，能把最好的姑娘配给最好的小伙子，这样他们结婚后就会生下一连串的孩子。几年前，老阿婶的两个女儿的婚事就是她给安排的。现在我想起来了，苗阿姨也就是那个帮助老阿婶赶走了姓林的小伙子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小伙子，但我本来是应该嫁给他的。可我还没来得及抓住我的希望，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
“这桩婚事没有钱，”苗阿姨告诉老阿婶，“不错，林的父亲很有文化，可那有啥用啊？他连一个小官也没得做。再看看他太太吧──生最后一个孩子都快四十了，真不害臊。”
但这不是苗阿姨不喜欢林家的真正原因，真正的原因是好多年前他们两家有过纠纷。花生无意中听叔叔提起过这事。林家和一个当地的姑娘订了婚。“可就在婚礼举行前几个月，”花生说，“林家的儿子跑了，娶了一个上海姑娘──为了爱情，就为了这个！当然这家里的人硬要那位上海姑娘做小老婆，让那个本地姑娘做大老婆。可这成何体统呀？那男的实在讨厌他的未来的大老婆，就故意讨个小老婆来气气她。”
然后花生笑起来了，“多年前的那本地姑娘不是别人，就是苗阿姨。她又气又尴尬，不得不又等了三年，才有人考虑娶她做媳妇。”
就是这同一个苗阿姨现在经常到我家来喝茶，和老阿婶新阿婶聊天，张家长李家短的，谁生病了，谁收到海外亲友的来信了，谁家的儿子跑走当共产党去了。
我和花生当面都叫她苗阿姨，可背后，我们都叫她喵喵，因为她就像一只猎，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别人的隐私。
我想，苗阿姨肯定已经把我们家的所有秘密全告诉文福了：叔叔有一笔大生意，但又丢了好些合同啦。新阿婶是叔叔的小老婆，很受他的宠爱啦。老阿婶是他的大老婆，大家都不得不讨她喜欢啦。花生最小，是全家的宝贝啦。我是花生的堂姐，是在我母亲失踪后，马上被送到这里来的啦。我母亲究竟是被土匪绑架还是杀害，是淹死在海中，还是被埋在土里，没人知道啦。我的亲生父亲富得能给他的小儿子一整个工厂和河口，一幢最富丽的房子，因为他在上海还有很多很多财产啦。我知道文福肯定问过这些问题，因为后来就发生了下面的事情。
就在我拒绝再给他们当信差后不久，苗阿姨敲开了我家的大门，把文福的父母亲给带来了。他们来的那天下午，花生兴奋得不得了，以至于给他们奉茶的时候，把茶也给泼了。她格格地笑个不停，新阿婶责备了她两次，不让她给叔叔端茶了。但我发现文福的母亲对花生傻乎乎的行为并不注意，倒是一直在用挑剔的目光打量我。
她问我身上穿的衣服是不是自己做的。她检查了我衣袖上的针脚，然后说我的针线活不错，不过还要改进。她问我皮肤为什么这么苍白，是天生就是这种颜色，还是有什么病？为什么我这么文静？我在咳嗽吗？我很容易疲劳吗？
第二天，老阿婶和新阿婶到岛子另一头的文家作了一次回访。花生兴奋得不得了，她已经在盘算该穿什么样的西式婚礼服装了。又过了一天，老阿婶宣布了和文家订的婚约──但不是为花生，而是为我订的。
我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没人来征求我的意见，因为这个决定不是我作出的。
当然，我没有拍手，感谢我的婶婶们给我安排了这么好的一个前途。可我也没有跑进自己的房间里，拒绝吃饭，脸色发白，威胁说要死给她们看，有些姑娘在她们的父母给她们选了坏丈夫后就是这么干的。
如果你问我，她们告诉我说我要嫁给文福，当时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只能说，就像有人告诉我说我中了头奖，又有人告诉我说要砍我的脑袋，介于这两者之间。
宣布了这个决定后，我仍然坐在桌子边，脸上毫无表情，脑子一片混乱，不知说什么好。花生撅着嘴说，“干吗非得让雯雯出嫁？”
她问道。
新阿婶误解了她女儿的抱怨，以为是出于好意，“别那么自私！
她还会经常回来看你的。但她现在必须嫁人，离开我们。她最大，她年纪刚好，比她丈夫小五岁。以后呀，你也可以到她的新家去看望她。”
我坐在那儿，一言不发，竭力想象文福做我的丈夫会是什么样的。我看到我自己跑到路口去等他。花生就是这样的。只不过他现在是和我亲嘴，不是和花生亲嘴。他笑着，做着鬼脸。他告诉我，我有一张漂亮的脸蛋，是玫瑰红的，像我身上穿的衣服那样。他给我一封情书，我好像已经感到我的心在跳，准备把信打开来。
我看花生，还是撅着嘴，一言不发，她在鼻子里出气。哼！哼！
就像一条龙尾巴撅起来了。她不知道像我一样把感情隐藏起来。干是，就在那个时候我才明白，我把自己的真情隐藏得那么久，那么好，直到现在还不承认。那时候，我为什么会对花生让文福亲嘴这事生气呢──现在我明白了，我想要他来亲我。
不，这不是爱情！我说的不是那种爱情。这是一种傻乎乎的希望，这是一种学会为自己的前途着想的希望。
你不信？海伦舅妈给你讲过这段往事吗？是的，她想讲的，我不让她讲。我知道要是她告诉了你，她会把一切都搞糟的。她会告诉你，“你母亲坠入了情网，真浪漫啊。”
可你知道她的为人。某件事明明是假的，她却以为是真的，某件事明明是真的，她却认为是假的，就像她脑袋里的那颗瘤一样──她根本就没什么瘤。我跟她这么说了，可她不信，她以为我这么说只是出于好意。“我干吗要出于好意呢？”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