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刚平日好读古书，言谈举止都保持着传统儒士的风度。１９２６年，唐英刚１８岁，章亚若１５岁，在母亲与姐姐的影响下，天真年少的章亚若与唐英刚结为夫妻。章亚若嫁做唐家长媳后，不久，就面临了社会变化的考验。１９２６年后，江西省挣脱了孙传芳的统治，国民革命使江西民众逐渐觉醒，而远在北京、上海大都市的知识分子追求自由的呼声，慢慢传入了江西省南昌市。这样，社会变迁的力量冲击着章亚若的内心世界。这时的她已由无邪的纯真少女，脱胎换骨成为韵致成熟的少妇与母亲。她先后生了小名“大衍”与“细衍”的远波、远辉兄弟。章亚若经过痛苦的思考，决定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她开始足登高跟鞋，烫卷短发，换上剪裁合身的新款流行服装勇敢接受各种新事物。她不甘做家庭妇女，外出做事、交游，闲暇时携带年幼的儿子看电影、逛街、上馆子。然而，丈夫唐英刚依旧固守着诗书砚墨，满足于传统的落伍生活。两个人个性上的差异，加深了章亚若与丈夫间的情感鸿沟。这段表兄妹亲上加亲的婚姻，终于在丈夫自尽的悲剧中收场。这年章亚若２３岁，丈夫选择自杀，对她精神打击很大。她上有年迈的婆婆，下有７岁、４岁的幼子。一家４口的生活重担都落在了她的肩上。更不能容忍的是，关于丈夫死因的流言也归结于她。
办完唐英刚的丧事，章亚若大胆地突破世俗规矩，正式迁回娘家居住，两个儿子交给婆婆代为照管，唐家的生活费用，则由章亚若负责筹措。后来抗战开始，婆婆只好带着孙子跟章亚若同赴赣州避难。章、唐家大小事务都落在她身上，章亚若实际上成了一家之主。章亚若的母亲、弟弟、侄儿们逃难到赣州，初期生活尚可由家中携出的银钱细软支持，但章亚若担心日久坐吃山空，决定出外找工作。正在她苦苦思索如何迈出脚步、突破困境时，新任的赣南行政专员蒋经国入主专员公署，大刀阔斧整饬吏治。消息传遍了赣州市，许多本地和因逃难而来的外地青年，纷纷涌向专员公署，寻找报效国家的机会。章亚若也是在这种情形下，进入公署工作的。在公署中，章亚若脱下合身碎花的旗袍，换上男性化的工作服，过着朴素充实的战时生活。为了不暴露过去的不幸遭遇，不让人知道她曾经有过一段不幸的婚姻，她把两个儿子接来赣州后，特地嘱咐儿子今后改口叫她“三姨”，莫要再喊“妈妈”。因此，许多在专员公署与章亚若共事的人，都不知道她早婚的过去。后来有人传说，章亚若在南昌嫁过军长，或早年曾与什么人闹恋爱等等，据推测，可能就是从有关她与唐英刚那段不为外人详知的婚姻中，捕风捉影编造而成的。
关于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故事，众说纷纭。一种说法是：
１９３９年春，蒋经国到赣州，接任国民党江西省第四行政督察区专员。这样赣州既成为蒋经国政治活动的起点，又成为蒋经国人生最富色彩的乐章。这时蒋经国政途如锦，像在苏联一样，事业如意，也带来了另一段哀怨动人的爱情———王升特别尊重蒋经国的意旨，物色了１０个忠贞的学生，暗地里结拜１０兄弟。在赤珠岭的桦林中祭奠天地，歃血为盟。其中一位装扮入时，涂脂抹粉的章亚若，飒爽英姿，人称“大哥”。为什么女孩称“大哥”呢？原来蒋经国倡导女同学要有男人气概，于是男女同学都亲热地互相称兄道弟。章亚若居长，时年２８岁，乃以“大哥”自居，见到同学，就热乎乎地叫“小老弟”，表现得十分和蔼可亲。王升和蒋经国既有“师生之谊”，又和章亚若拜过把子，且是章的贴心兄弟，当章亚若和蒋经国发生恋情，王升便从中效劳，成了隐秘“国舅”。这委实是王升升官的关键。
蒋经国的秘密夫人章亚若（2）
章亚若１９３９年春至年末，在蒋经国公署做文书工作，蒋很喜欢章的豪爽性格；１９４０年章亚若受训后，担任蒋的秘书，章对蒋的感情很复杂。据说，章亚若在赤珠岭受训期间某天黄昏，曾失魂落魄、眼泪汪汪地向好友桂辉诉说，担心记载爱慕蒋经国的日记遭同学偷阅，惹上麻烦。至此可知章亚若与蒋经国之间发生了感情。从章亚若自赤珠岭干训班结训后，至第二年秋，两人之间关系密切，几乎形影不离。这一年多，章亚若平素除了在米汁巷专员公署蒋经国身边做秘书之外，偶尔在蒋方良赴重庆探望公婆时，也奉派至花园塘专员官
邸帮忙照顾蒋孝文与蒋孝章。那一阵子，蒋经国经常在赣南地区出差探访民情，章亚若以秘书身份跟在身旁。据说，蒋经国的苏联妻子蒋方良还时常向章亚若请教唱戏之道。章亚若唱戏与评戏的才艺，也深深吸引蒋经国。章亚若是公署里少数几个戏唱得好的女同事，有余兴节目时她就登台唱戏，有模有样，蒋经国在台下看得如醉如痴，欣赏之情充分流露，旁观的有心人都看得一清二楚。章亚若为什么令蒋经国动心，由于缺乏出自蒋经国的第一手资料，旁人无法确切得知。不过，可以确定蒋经国对章亚若是动了真情的，蒋经国的确将留苏日记手稿交付章亚若，又在毛福梅去世后，将她生前最喜爱的一床绣有鸳鸯图案的灰色丝质被面送给章亚若。那床被面，以灰色为底，边上有一长条苹果绿底的鸳鸯戏水图面，章亚若视之为珍品，一直带在身边。后来在桂林家中遭窃，章亚若着急得不得了，直到警方帮忙寻回才安心。章亚若去世后，据好友桂辉说，还是她亲手捧着被面交还给神色黯然的蒋经国的。除了这床被面，蒋经国还曾将一块苏联制手表、奥国制真皮皮夹等战时不易见的珍贵物品，一件件地转送给章亚若。蒋经国虽然未公开他与章亚若的恋情，但他当时已不忌讳在亲近好友面前，表明他与章亚若的关系。
１９４１年，一个初秋的夜晚，在赣州一家专卖江西风味小吃的张万顺饭馆里，蒋经国以他一贯略带沙哑的低沉嗓音，招呼眼前的宾客用菜，坐在一旁的章亚若也笑意盎然，以女主人的姿态殷勤地款待身边的朋友。他们是章亚若干训班的结拜弟兄王升、倪豪，专员公署的周姓同事和桂昌宗，当然还有昌宗的妹妹、章亚若的结拜姐姐桂辉。大家知道，章亚若怀了蒋经国的孩子已三四个月了。为避免招人议论，她与蒋经国商量妥当，在身材变形前，启程赴广西桂林，在那儿找一处安静的住所待产。那天的晚宴，是由蒋经国出面为章亚若饯行。蒋经国的这个举动，是很大胆的。当时，刚在政界初出茅庐的蒋经国，已经有些流言，对他攻击。为掩人耳目，蒋经国在章亚若离开赣州数月后，曾拿出一张章亚若与一女扮男装人士的合影照片，装作若无其事地指着那位“男士”说：“章亚若结婚了，这就是她的丈夫。”实际上，人们哪里知道，章亚若在桂林隐姓埋名、深居藏身了。
１９４２年初春（正月二十七），章亚若在省立桂林医院妇产科病房产下一对双胞胎。由于早产，不足月的两个婴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保温箱中。章亚若的妹妹章亚梅日后回忆说，第一眼看到小兄弟俩时，曾吃惊于他们两人体型的瘦小。章亚若顺利产下双生子，立即以电报告知蒋经国。７天后，她出院时，蒋经国特地赶来桂林，在丽狮路欢喜地等待着母子三个回家。章亚若开心极了。她觉得蒋经国是真心珍惜这一对双生子的。蒋经国十分喜爱这两个孩子，他低下头对一左一右、拥在怀中的两个双胞胎儿子喊道：“大猫！小猫！”就这样，双胞胎有了大毛、小毛的乳名，他们兄弟俩自懂事起就一直以大毛、小毛自称。双胞胎兄弟俩满月时，蒋经国来探望章亚若与两个孩子，这次，他还带来了经蒋介石钦定的孝严、孝慈的学名。因为蒋家第三代以“孝”字辈命名，章亚若与蒋经国没有正式的婚姻，儿子该不该姓蒋，这是一件很有学问的事。章亚若在蒋经国每次来桂林相会时，通常在蒋经国愉快地逗弄大、小毛后，很有情调地与蒋经国独处一室，谈笑的话题无所不包，兴致高的时候，两人还会交换字条，以文字交谈。章亚若非常关心自己在蒋家的身份，不愿长期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她把心思放在儿子身上，指望自己应有的名分能给儿子带来幸福。章亚若不止一次地告诉妹妹，说她不能让大、小毛的身世不明不白。但是，她哪里知道，这时蒋经国正面临着许多烦恼。有不满意蒋经国在赣南强悍作风者，向他的父亲告状，蒋经国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他想尽办法为章亚若母子谋个合法的身份，但在蒋介石的意志面前，最终无能为力。
１９４２年８月的一天下午，蒋经国接到桂林打来的章亚若突然病故的电报。章亚若怎么会突然死去？这将成为千古之谜。
曾在公署任主任秘书、后来赴桂林市府任职的徐君虎曾说，章亚若去世前数周，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前来桂林，询问徐君虎何处可以借到车子，他们计划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害死”。徐君虎听后大吃一惊，斥责他们不该有如此自作聪明的害人想法。这两人激动地答辩，指称蒋经国在赣州实行新政，不准人民“乱搞男女关系”，如今却与章亚若有了非婚生的双胞胎儿子，对外如何自圆其说？他们还担心，此事若张扬出去，被人当做把柄，可能会误了蒋专员灿烂的政治前程。尽管这两位部属“爱主”心切，自以为是地设计着，但徐君虎认为他们不能太嚣张，于是把他们骂了回去，不准他们在桂林做伤天害理之事，没想到章亚若后来还是遇害了。另一位曾在专员公署做事的漆高儒也认为，他同意徐君虎的推测，可能是蒋经国的手下私自行动，谋害了章亚若。此外，还有人说章亚若之死，是蒋介石派人秘密处置的。和所有独裁统治者一样，蒋经国的私生活长期被罩着神秘的面纱，保持着高深莫测的宫闱形象，日后自然无法弄个水落石出。
蒋经国的秘密夫人章亚若（3）
关于章亚若的死因，章家亲友自然不免各有猜测，他们怀疑是蒋经国身边的情报人员自作聪明、盲目护主的愚忠行为。据说章亚若可能是被有意谋害的。章亚若的妹妹亚梅回忆说：亚若去世的前一天，还充满了朝气。前一天傍晚，她应邀赴一场晚宴。午夜返回家后，感觉腹痛不适，第二天早上进医院治疗，却就此一去不返，死在医院里。她认为，亚若并非自然死亡，她怀疑，亚若是遭人谋害致死的。章亚梅说，亚若去世前一天下午，桂辉来访，两人谈了一会儿。亚若告诉亚梅，说她要到友人家赴宴，叮嘱亚梅带好大毛小毛，然后就离去
了。直到夜里很晚了，亚梅才听见三姐亚若返家的声音。她从房里走出来，一看吓了一跳。面色苍白的亚若东摇西晃，说不出话来，她挣扎进房，倒在床上，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大姐与亚梅忙着找家中的急救药品，要亚若服用。折腾了一夜后，第二天清早，亚若又痛苦得双手抽筋，紧抓着床单。亚梅忙着照料双胞胎，不记得三姐是如何被送往医院。桂辉证实，亚若是在外出赴宴回家后，开始上吐下泻的。但是那天，桂辉并未随同赴宴。桂辉说，她在第二天早上陪着亚若去省立医院看病，并且以电话通知了当时正巧来桂林出差的哥哥昌宗。那天上午，桂辉在医院的走廊上等着，大约１０点或１１点的时候，突然听说亚若在接受医生注射后病情恶化，而陪在亚若身边的昌宗听医生嘱咐到街上购买医疗要用的冰块。半个小时不到，亚若就去世了。桂辉怀疑为亚若注射针剂的医生有问题。她满怀恐惧地与哥哥回到丽狮路，由于亚梅年纪小，怕她受到惊吓，所以没有将医院中发生的事情向她交代。
桂昌宗兄妹两人，从那天起，无时无刻不为自身的安危担心，他们远离赣州和桂林，数十年来，生活在恐惧之中，桂昌德之所以改名为桂辉，主要也是因为这件事。她表示，曾听说当年那位在桂林医院为亚若注射的医生试图打听她的下落，似乎意在寻她灭口。直到数年前，桂辉得到那位医生去世的消息，才放下一颗惴惴难安的心。那天上午陪在亚若病床旁的桂昌宗有更明确的记忆。他说，接到妹妹的消息，赶到医院时，亚若已完全恢复了。她躺在床上休息，见到昌宗，还开心地请他坐下谈天。昌宗还说，亚若说着说着又提到她的“地位”未定，禁不住神色悲伤，眼泪满眶。几分钟之后，一位王姓医生拿着针筒来了，先试着注射亚若的右手臂，没插进血管，绕过床，替她在左手臂打了一针。亚若揉着手臂上打过针的地方，看着医生跨出病房门没几秒钟，突然尖叫一声：“哎呀！不好了！”她对着桂昌宗大喊，说自己眼前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随即昏迷过去。桂昌宗吓呆了，他奔出病房找医生，护士听到他的呼喊都赶了过来，一时房中人声吵闹，脚步零乱仓促。有位医生说要使用冰块，吩咐桂昌宗赶快到街上去买一袋。在街头上四处找寻了二三十分钟，总算买到一袋冰块了，桂昌宗赶回亚若的病房，只见床边都是人，挤不进去，他踮起脚也看不见床上的亚若。正惶惶然间，他早先熟识的省立医院院长走到他身边，交给他一张病危通知单，他还说，单子上写着的病危症状，是“血中毒”。院长没有做进一步解释，桂昌宗也慌了手脚，几分钟后，人群散去，医生宣布急救无效，亚若已逝，尸体要送往太平间冰存。之后的一个下午，都在混乱中度过。当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桂昌宗与妹妹桂辉及亚若的大姐懋兰都意识到，这可能是一次谋杀。亚若猝逝，依据桂昌宗兄妹与亚梅推断，与她死前一天所赴的晚宴有关。章亚若在赣州的同事，对她的突然去世，私下都表示怀疑与不解，但是基于对长官蒋经国的尊重，他们也都三缄其口，不曾发表过任何揣测和议论。如今蒋经国这惟一可能解谜的人已去世，亚若的死因也许将成为永远的悬案了。
章亚若去世后，据说是蒋经国通过亲信，与章亚若母亲周锦华商量，请她由赣州迁居至万安，在那里和章亚若妹妹章亚梅一起照顾孝严、孝慈两兄弟。这里远离尘嚣，物质条件贫乏，是隐居遁世的好地方。蒋经国选择此地安顿周锦华和章亚梅，以便抚养孝严、孝慈兄弟，一方面是此地较能避人耳目，距赣州又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此地不致遭日机轰炸之故。周锦华在茫然伤痛之余，又要负起抚育两个双胞胎外孙的重担，在这种情形之下，对蒋经国的任何安排，她都言听计从。
１９４２年冬，周锦华接到儿子浩若转来的家信，他要母亲准备行李，到贵州的铜仁团聚，因为章浩若即将登上铜仁县长的宝座。孝严、孝慈两兄弟随外婆远赴铜仁投奔浩若那段时间，周锦华与蒋经国之间保持着固定的联系，只要是牵涉到大毛小毛的一切事情，都由蒋经国做决定。当然，兄弟俩入学时改姓章，也经过蒋经国的首肯。后来，周锦华曾带大毛小毛赴南京与蒋经国会面。自１９４５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初，大约平均每隔半年，蒋经国就会通知周锦华，安排两兄弟与其相聚。章家抵台后，选择在新竹安顿下来。来到新竹，章家的生活状况一落千丈，从原先的县长之家，变成无所依恃、离乡背井的难民。周锦华虽然生活艰苦，却不肯主动向大毛小毛的父亲蒋经国求援，决心自食其力抚养亚若的双生子长大成人。
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