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平反冤假错案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５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由于已经有了长达３６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所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开了５天，至１２月２２日便结束了。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曾被誉为“新时期的遵义会议”。确实，这次会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云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陈云从“待命”到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工作量猛增，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增多了，北长街的旧屋在唐山地震后成为危房，不能用了。经过有关部门力劝，陈云这才终于同意迁入中南海居住。
就在陈云重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起着重要作用的时刻，在１９７９年，陈云得了结肠癌。所幸发现早，手术做得又很成功，所以使他很快就恢复了工作能力。
进入８０年代，陈云的体质好转。
据于若木告诉笔者，本来陈云很怕冷的，这时，冬天穿得少了。往年，屋里开着暖气，室温在２６摄氏度左右，陈云还要穿厚厚的毛线背心，外面再穿呢中山装。
这时，他却只穿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内衣，再套一件外衫就行了。室温也降到２３摄氏度左右。来了老朋友，有时他很得意地撩起外衣说：“你看，我里面只穿这么薄的衣服，也不冷。”
这种“开司米”内衣，是用单股本色开司米毛线织成的，薄而保暖，陈云很喜欢。穿得少了，行动也变得灵活。
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重点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二是严肃党风党纪。
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大批冤假错案亟待平反。１９７９年１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会通告就明明白白指出：“冤案、假案、错案一经发现，就要坚决纠正。一切不实之词，一切不正确的结论，一切错误的处理，不论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做出的，不论是哪一级组织、哪个领导人批准的，都要纠正过来。”
以陈云为首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会同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大量的平反工作。
在１９７９年２月，陈云就着手对“文化大革命”中最大的冤案——刘少奇案件，进行复查。
一年之后——１９８０年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决议。这样，使这“‘文化大革命’第一冤案”终于得以平反。
陈云在１９７８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所提到的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冤案，陶铸冤案，彭德怀冤案，中共中央也逐一予以平反。
第三十七章 党风党纪不存在“松绑”问题
陈云所提出的关于康生的问题，经过审查，中共中央于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６日决定：由于康生以及谢富治政治品质恶劣，在“文化大革命”中直接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犯下严重罪行，证据确凿，为此决定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对他们的《悼词》，并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向全党公布。
陈云在１９３５年和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然后去苏联莫斯科，他对潘汉年有了相当的了解。潘汉年一案，不是在“文化大革命”，而是在１９５５年经毛泽东同意定案的。即使是毛泽东所定的案子，陈云知道潘汉年一案有冤，也坚决提出进行复查。
当时，陈云得了结肠癌。在手术前，陈云为了预防不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特地为潘汉年一案给胡耀邦写了信，说明了有关情况。
陈云还向廖承志、刘晓、胡立教、夏衍、史永等人就潘汉年一案作了调查了解。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陈云的提议和邓小平、李先念的赞同，复查了潘汉年案件，否定了原定的潘汉年“内奸”的结论。
１９８２年８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终于为潘汉年平反。
陈云出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之后，所抓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严肃党风。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陈云鲜明地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
关于党风，陈云提出两个论点：一是党的领导机关要坚持和贯彻党章所规定的民主集中制。陈云说：“不怕人家讲错话，就怕人家不说话。讲错话不要紧，要是开起会来，大家都不说话，那就天下不妙。”
二是“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
陈云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后，吁请陈云出任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经工作的呼声甚高。
在１９７７年６月２０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曾成立了“财贸小组”，组长为姚依林，副组长为陈国栋、邓力群。这个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作为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助手，调查研究财贸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改进意见；办理中共中央、国务院交办事项。它是国务院内部的办事机构，对下不行文。
这个“财贸小组”很快就不适合于形势。因为这个小组只是起“助手”作用，而当时更需要的是起领导作用。于是，酝酿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而且主任之职非陈云莫属：当年，陈云曾成功地收拾了内战所遗留下来的中国经济“烂摊子”；成功地通过调整使中国经济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
如今，“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几乎把中国经济推上了崩溃的边缘，这个“烂摊子”同样需要陈云来收拾。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１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却表示他已不能再当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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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我要有自知之明
陈云说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当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
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我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陈云这位“调整大师”提出，中国经济要进行调整：“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
那时候，在华国锋的影响下，又出现在经济上急于求成的情绪，又要求制定钢铁发展的高指标。
陈云又一次说要降低钢的年产量指标：“二○○○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还有二十一年，我说达到八千万吨就不错了。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
陈云还说：“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今年钢不提三千六百万吨，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提出三千二百万吨到三千三百万吨，我看今年可以按三千二百万吨钢编计划。”
陈云依然是“低调子”。
尽管陈云推辞担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之职，但是那时中国经济刚从“四人帮”
的桎梏之下解救出来，急需调整，在大家一致的要求下，陈云最终还是答应了。
１９７９年３月１４日，陈云和李先念一起写信给中共中央。
在这封信中，陈云和李先念谈了对于经济工作的几点纲领性的意见：我们对目前和今后的财经工作，有以下几点意见：
一前进的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必须避免反复和出现大的“马鞍形”。
二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三现在的国民经济建设是没有综合平衡的。比例失调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才能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
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而且更要重质量……
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这样，陈云又开始主管中国的经济工作。
以陈云为主任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只建立了１年。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撤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领导小组，赵紫阳任组长，余秋里、方毅、万里、姚依林、谷牧为成员。
１９７９年７月１日，在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陈云重新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１９８０年９月，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陈云和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王震一起，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所以，在这段新旧交替的日子里，陈云担任了一年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担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国务院副总理。很快地，他卸任了，把担子交给了年轻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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