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路- 第7部分

　　自从“调整大师”出马之后，中国经济渐渐摆脱了困境，陈云的威信也随之上升。

　　他因病，继续住在杭州疗养。

　　这时，“左”派们猛烈地攻击。

　　于是，有人放出空气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请陈云讲话，陈云不讲，可是，过后却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西楼会议”上大讲特讲，这是“极不正常的”。

　　陈云本人也意识到党内“左”派们在攻他。这在陈云的讲话中隐约地透露出来。

　　陈云曾这么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是正常的，难免的。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

　　陈云终于遭到了“麻烦”。

　　这“麻烦”的导火线，是关于“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最初是在中国浙江沿海那座有着“小香港”之称的奇特的城市——温州诞生的。

　　笔者从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的批判性报道中，查清了“包产到户”的来历。那篇报道题为《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报道说：“包产到户”是把社里“三包”（包工、包产、包成本）包到生产队后，再包到每户社员；把社里成片土地重新打乱划成小块，确定每块田的产量、肥料和所需工数，一般用“按劳分田”办法，包给每户社员去分散经营。社员对承包土地的产量负完全责任，超产部分全部奖励，减产部分全部赔偿。平时社员单独生产，农忙时小组互助，全社性农活大家出工。社里农具搭配到户，或者轮流使用。

　　这个办法是中共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去年派人到农业社试验然后搞起来的。

　　“包产到户”，在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第一次受到批判，认为那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第二十七章　支持“包产到户”
　　不过，“包产到户”受到农民的欢迎，所以如同“离离原上草”，“春风吹又生”。１９６０年，在安徽宿县，又出现“包产到户”。

　　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由于紧跟毛泽东，大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安徽农业陷入困境。他发现“包产到户”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好办法，便决定提倡。

　　不过，由于“包产到户”在１９５７年已经遭到过批判，“名声”不好，他换了个名字，曰“定产到田，责任到人”，实际上也就是“包产到户”。一下子，就在安徽推开，４０％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

　　毛泽东最初答应曾希圣可以试一试“责任田”，不久就予以否定，认为这是“变相单干”。

　　在“七千人大会”上，曾希圣受到批判，免去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这是关于“包产到户”的第二个回合。

　　但是，“包产到户”仍在中国各地农村自发实行。

　　１９６２年，中国经济实行大调整。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对“包产到户”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解决中国农村困难的好办法。

　　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奉毛泽东之命，于１９６２年三四月去湖南农村调查。田家英原本受毛泽东的影响，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可是，这一回经过实地了解，不仅认为“包产到户”不错，而且主张“分田到户”。

　　田家英来到上海时，正值陈云也在上海。田家英向陈云汇报了情况，陈云不作正面表态，而是称赞他“观点鲜明”。

　　田家英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也表示支持。邓小平很干脆地说：“赞成！”

　　邓小平还说，“不管黄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责任田”可以一试。

　　田家英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

　　但是，当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则反对。毛泽东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

　　这样，进入了关于“包产到户”的第三个回合的斗争。

　　其实，中共中央的四位领导人对于田家英所说的关于“包产到户”的四句话，高度概括了他们的性格和政治态度：“你观点鲜明。”——陈云这句话很含蓄；“赞成！”——邓小平显得非常干脆；“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表明刘少奇的斗争策略；“包产到户是一种倒退！”——毛泽东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其实，陈云那句话中，已经隐含着对于“包产到户”的支持，只是按照他的性格，“不到火候不揭锅”罢了。　

　
　
　
第二十八章　不能不当面向毛泽东谏言
　　陈云对于“包产到户”是了解的。

　　一年前，即１９６１年６月上旬至７月下旬之间，他回到家乡青浦小蒸镇。他住在农民家，吃在农民家，作了１５天的调查，开了１０次专题调查会。

　　陈云在农村听见农民许多尖锐的话：“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但是吃粥。”“干部出风头，社员吃苦头。干部吹牛皮，社员饿肚皮。”

　　陈云根据这次调查，写了三篇报告，即《母猪应该下放给农民私养》、《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以及《按中央规定留足自留地》。陈云已经提出“母猪私养”、“留足自留地”等接近“包产到户”的主张。他通过调查，了解中国农村，也了解中国农民。

　　这一回，他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又看了安徽“责任田”的报告，深知“包产到户”是解决中国农村困境的一帖灵丹妙药。他已经给中国工业来了个“伤筋动骨”，他也要给中国农村来个“伤筋动骨”。

　　陈云决心要说服毛泽东接受“包产到户”。他以为，既然毛泽东把“调整”的重担压在他的肩上，有可能接受他关于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这一“调整”措施。

　　１９６２年７月初，陈云回到北京。他先和中共中央几位常委交换了意见，大家对于“包产到户”的看法大体上一致。

　　这时，毛泽东尚在外地。

　　得知毛泽东即将从河北邯郸回京，在７月６日，陈云致函毛泽东：“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谈，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三天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夜即约陈云谈话。

　　这时，仍有人劝陈云不要向毛泽东谈支持“包产到户”。

　　陈云说：“我是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才说这些话，何必患得患失？”

　　当然，陈云知道毛泽东反对“包产到户”，所以在谈话中说得很婉转。

　　他首先向毛泽东强调了应该发挥农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的重要，指出中国农村的个体经营与合作生产还要并存相当长的时间。

　　接着，他说，为了渡过当前农村的难关，应采取措施提高农民个体生产积极性……

　　陈云举了他自己在家乡调查的情况，说明一旦提高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就会有转机。

　　说到这里，陈云才提及，“包产到户”不妨一试。在他看来，这是在目前非常时期中解决困难的方法之一……

　　毛泽东只是听着，并不表态。

　　陈云回家之后，才过了几小时——翌日清早，便得到消息，毛泽东在他走后，作出了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说：“‘分田单干’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

　　毛泽东在当天——７月９日下午，召见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７月１０日下午，毛泽东召见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７月１１日，毛泽东召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

　　毛泽东在这三次谈话中，都明确地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毛泽东要陈伯达根据这三次谈话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表明了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态度。　

　
　
　
第二十九章　“战略疏散”到江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被打倒了，陶铸被打倒了……不过，在被打倒的名单上，并没有陈云。

　　偶尔在批判“单干风”的大字报上，见到批判陈云的字句。不过，跟贴满大街小巷批判“中国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和“中国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大字报相比，批判陈云的大字报要算是很少很少。

　　在笔者看来，陈云遭到的批判不多，究其原因有几个：一是陈云出身工人，没有“剥削阶级”之类“根源”可挖；二是陈云从未被捕，也就不存在“叛徒”之嫌；三是陈云讲话谨慎，没有多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辫子可抓；四是陈云生活清廉、作风正派，没有什么可供“揭发”的。

　　也正因为这样，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之后，陈云还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员。

　　１９６９年９月３０日，为了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主持盛大招待会。

　　在新华社发出的电讯中，这样提及出席者名单：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董必武；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李富春……

　　这表明，陈云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国庆招待会，虽说当时他早已“靠边”，早已有职无权。但是他的处境毕竟比刘少奇、邓小平要好得多。

　　就在陈云出席国庆招待会半个多月后，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１７日，一道紧急号令从苏州发出，要求全军“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那是“林副主席”从苏州发出的。

　　翌日，黄永胜便向全军转发了“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一时间，全中国处于一片紧张状态。

　　中共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把一批老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紧急送往外地，曰“战备疏散”。

　　受到“战备疏散”的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陶铸、王震、罗瑞卿、徐海东、张闻天、王稼祥等等。

　　其中，正在重病之中的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一个多月后——１１月１２日，便惨死于那里。

　　被“疏散”到江西的是邓小平、陈云、王震、何长工、萧克、陈再道。

　　急急如律令。限令三天之内启程。

　　陈云毕竟还是国务院副总理，他可以带秘书萧华光、警卫员、炊事员一起走。

　　陈云匆匆登上南下火车的软卧包厢，连全国粮票都来不及调换。

　　对于江西，陈云是非常熟悉，在这片火红的热土上，曾留下他当年战斗的足迹。

　　如今，时隔３５个春秋，他又来到江西。然而，此时此际，他却是遭贬受谪，被一阵冷风吹到此地……

　　陈云在滨江宾馆“闲居”了一些日子。关于他未来的去处，在幕后紧张地筹划着，终于选定了不远又不近、生活条件又还可以的地方——南昌市南郊青云谱的省军区干休所。不久，陈云迁往那里。　

　
　
　
第三十章　“一天打鱼一天晒网”
　　１９７２年４月下旬，陈云回到北京，仍住在北京北长街７１号——他从１９４９年５月进入北平之后，一直住在那里。

　　陈云回到北京，此时全国正在“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即批判林彪和陈伯达。

　　林、陈虽已倒台，但是江青集团却日益猖狂。显而易见，陈云这样的“老右倾”，不可能跟江青这样的“左派”有共同的语言。

　　不过，陈云毕竟从完全“靠边”，到总算能够有点工作可做。周恩来根据陈云的特长，安排陈云研究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发展对外贸易问题。

　　１９７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穿了一身灰色中山装的陈云，出现在北京中山公园。跟陈云并排坐在一起的是朱德、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傅作义。他们和群众一起观看文艺节目，算是公开露面。

　　１９７３年５月５日，陈云听取了外贸部周化民的汇报，提出要研究资本主义。

　　１９７３年６月７日，陈云接见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希愈和副行长乔培新，作了一次谈话。

　　那天，陈云一开头就说：“我是一天打鱼一天晒网。今天是晒网时间，只谈半小时好不好？”

　　这跟他在江西时“两天打鱼，三天晒网”相比，“打鱼”的时间算是多了一点。

　　不过，仍是时“打”时“晒”罢了。

　　他向两位行长提出十个关于国际金融和货币的问题，请他们在一星期或十天内收集些资料，以供研究。

　　陈云说：“我们对资本主义要很好地研究。”

　　陈云还说：“要研究包括像尼克松国情咨文那样的东西。过去没有参考资料，只有参考消息，但过去这方面的材料我是都要看的，重要地方还划圈圈。像康纳利、舒尔茨、德斯坦的讲话材料都要看，都要研究。列宁讲过：到共产主义时代，会用金子修一些公共厕所。我看，现在离那个时代还很远。不研究资本主义，我们就要吃亏。不研究资本主义，就不要想在世界市场中占有我们应占的地位。”

　　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３日——１７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朱德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还选举产生了２２位副委员长。

　　陈云出任副委员长。

　　不久，中国发生“政治大地震”——毛泽东于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病逝……

　　在毛泽东去世后不到一个月——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中国爆发举世震惊的“十月革命”。

　　关于这场“十月革命”，主要的发动者是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他们的行动，得到了许多老干部的支持，其中包括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邓颖超、王震等。

　　关于陈云如何支持１９７６年的那场“十月革命”，几乎鲜为人知。　

　
　
　
第三十一章　秘密会见叶剑英
　　王震曾充当了叶剑英的“联络参谋”，秘密地联络了邓小平、陈云等老干部。

　　王震是怎样联络邓小平和陈云的呢？在《王震眼中的叶剑英》中，作者范硕写及王震的回忆：王老回忆说：一天，我来到邓小平住处，闲谈一阵“国是”之后，小平同志突然问起叶帅的生活起居情况，问他什么时候精神比较好，我就自己所知，一一相告。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午睡，住在哪里……

　　小平同志听得很认真。第二天，他没有经过任何通报，悄悄坐车，来到海南沿小翔凤叶帅的住处。

　　叶帅在酝酿对付“四人帮”的办法时，急需征求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的意见。他又一次叫我来。

　　我刚坐下，叶帅就问起我上次去陈云那里交谈的情形，我一一汇报。告诉他，陈云和他想的一样，党内要搞合法斗争。然后，他和我商量如何进一步请教陈云。

　　我登门拜访，单刀直入地提出问题：“既然不能把那几个人弄起来，是否召开政治局会议来解决？”

　　“更不可以！那样会打草惊蛇！”

　　“那怎么办呢？”

　　陈云想了想说：“让我再思考一下，等思考好了，再告诉你！”

　　我提议他串串门子，到小平、叶帅那里去串串门。他同意了。

　　后来，陈云想好了，直接到叶帅那里去串门子，与叶帅交谈，说出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