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为这样，那篇《人民日报》社论成了毛泽东所说的“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第十八章 “反反冒进”主要针对陈云
毛泽东和陈云之间，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产生严重的分歧，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这诚如邓小平所言：“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１９５７年毛泽东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
１９５８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高举起“三面红旗”。
陈云是个务实派。他多年主管经济，深知只有脚踏实地，方可稳步前进。
这样，毛泽东和陈云之间产生不同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尽管陈云对毛泽东向来尊重，即便陈云为人小心谨慎，也无法逃脱毛泽东对他的批评。
毛泽东对陈云的批评，最初就是从“反冒进”开始的。
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通知》。这个小组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人组成，以陈云为组长。
１９５７年９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点名批判“反冒进”。
用他的话来说，这叫“反反冒进”毛泽东逐渐加大了他的“反反冒进”的力度。
１９５８年１月１１日至２２日，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南宁会议”。南宁会议的主题，便是“反反冒进”，亦即批判右倾保守。
会议印发了２２个参考文件，其中之一就是《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６月２０日社论。
毛泽东约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到会。陈云因病，没有去南宁。
会议期间，毛泽东很称赞柯庆施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５日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即《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一报告，是当时担任柯庆施政治秘书的张春桥起草的。毛泽东号召：“大家都要学习柯老”，其实，当时柯庆施不过５６岁而已，毛泽东已尊称他为“柯老”了在南宁，１月１６日，毛泽东在大会上拿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问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只得答：“写不出来。”
毛泽东便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连忙打圆场，作了解释，说毛泽东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的几个同志”。
不言而喻，“管经济的几个同志”，也就是指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那五个人，亦即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黄克诚。
于是，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感到压力。李先念甚至睡不好觉，吃安眠药。
不过，在１月１７日晚，当毛泽东约“管经济”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三人谈话时，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打开天窗说亮话，说“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这样，毛泽东才把他的“反反冒进”的“底牌”，透露了出来，即“主要是对陈云”，当然也包括周恩来以及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第十九章 离右派“五十米远”
此后不久，１９５８年２月２日，《人民日报》根据南宁会议的精神发表社论，提出了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口号。
毛泽东非常欣赏“跃进”一词。毛泽东见到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社论首次出现“跃进”一词，曾在一封信中这么写道：“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后来，毛泽东在给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１９５８年２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范若愚记得，当周恩来向他口授检查之际：“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内心有矛盾，因而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
就在周恩来写检查的时候，陈云也在写检查。两人都在违心地写检查，所以陈云的电话使周恩来久久地说不出话来……
这一回，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把“反冒进”跟右派联系在一起。毛泽东说，“反冒进”的人说１９５６年是冒进，右派攻击１９５６年是“全面冒进”，二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毛泽东向周恩来、陈云发出了警告：“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
就是在这次会上，陈云不得不作了检查。
陈云说：“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性错误，我负主要的责任。”
陈云为“反冒进”承担了主要责任。
就在陈云作检查时，毛泽东插话，提及了“右派分子”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
章伯钧在１９５７年“大鸣大放”时，曾抱怨国务院开会，总是拿出成品。你既然已经出成品，还叫人讨论什么？为此，章伯钧建议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变成“政治设计院”，便于大家在设计时提出意见。
这时，毛泽东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我事先没有预闻，事先没有接触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跑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毛泽东这段话，很严厉地批评了陈云。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你陈云主管经济，我是主席，却“没有参与设计”！你对我实行“封锁”！
第二十章 在“大跃进”的日子里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１８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说出了他的这么一番“雄心壮志”：“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二千万吨，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毛泽东以诗人的浪漫气质，要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跃进”了！
毛泽东提出，要“一天等于二十年”！
毛泽东急于求成。他回国之后，于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５日，写下这么一段话：
“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这就是说，毛泽东把原本对世界宣布的“十五年赶上英国”，又改为“十年赶上英国”。
才过了两个月，１９５８年６月２２日，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写道：“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
怎样赶上英国呢？
毛泽东以为，工业“以钢为纲”，钢铁产量是赶超英国的主要标志。于是，毛泽东要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写出报告。
当时，英国的钢的年产量为两千二百万吨。
王鹤寿经过“务虚”，起初提出１９６２年中国钢的年产量为１５００万吨。
后来，“解放”了思想，提出在１９６２年可以“争取钢的年产量为两千万吨”。
毛泽东见到报告，称赞这是“一首抒情诗”！
不过，毛泽东仍对这首“抒情诗”不满足。他给钢铁计划“加码”：到１９６２年，钢的年产量的“第一方案”为２５００万吨，而“第二方案”则为３０００万吨！
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１日，陈云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陈云是这样说的：“６月１９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引者注：指北京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６月１９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由于最高领袖下决心要把钢产量“翻一番”，陈云也无奈，冶金工业部部长也只得照办。
不过，由于１９５７年的钢产量实际上是５３５万吨，“翻一番”，也就成了１０７０万吨。
使毛泽东下了“翻一番”的决心，是柯庆施。柯庆施向毛泽东报告说，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在１９５９年钢产量可达到８００万吨。这么一来，毛泽东也就下了决心，在１９５８年实现全国钢产量１０７０万吨。
后来，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在庐山上谈及闯了“１０７０”这个祸时，这么说道：“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８００万吨。我全国只搞１０７０万吨。”
第二十一章 全民大炼钢铁
那“１０７０”高指标，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写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１０７０万吨钢而奋斗》。
于是，中国卷起“大炼钢铁”狂潮——全民炼钢铁！
笔者在当时曾发表《写在炉旁的几页日记》，内中写及亲眼目睹许多“大巴士”
行进在湖南山区公路上，椅子上坐的不是人，而是赤铁矿矿石！公路沿线，到处可见冒烟的“土炉子”……
用这种“土炉子”炼铁，据云是陈云提出来的。那是因为当时用正规的炼铁炉，即所谓的“洋炉子”，实在完不成那“１０７０”。然而，那“１０７０”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决议中公布的，不完成不行。陈云不能不为此想尽办法。如薄一波所忆：“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
薄一波则引用毛泽东关于“土炉子”的指示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一百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九十九个都应向它学习。”
就这样，不顾那些土炉子炼出来的生铁尽是费铁，那些炼出来的钢尽是废钢，到了１９５８年年底，《人民日报》居然套红发表报道，声称完成“１０７０”！
其实，后来的调查表明，实际上１９５８年只生产了８００万吨钢，其余的是不能用的废钢。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１０日，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的议程，是制定１９５９年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
毛泽东提出１９５９年钢的年产量要比１９５８年“翻两番”，即达到３０００万吨！
毛泽东到了武昌，找人了解对于１９５９年钢铁指标的意见。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１６００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毛泽东退了一步，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１０７０万吨，明年搞２１４１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１万吨。”
毛泽东自称这是“压缩空气”，即从原定的翻两番，压缩为翻一番。
其实，这翻一番也是难以完成。
毛泽东找陈云谈话。陈云向毛泽东反映，他请人研究过英国的情况。英国的资料表明，他们从年产８６９万吨钢到年产１６５５万吨钢，花费了１７年时间。陈云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中国想在一年内把钢产量翻一番，是不可能的。
陈云后来又向毛泽东递交了一份国家计委年度计划综合局写的报告。这份报告指出，１９５９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１２００万吨至１２５０万吨。
这些意见，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毛泽东只得把１９５９年的钢铁指标再度压缩，降为１８００万吨。
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今年搞到１１００万吨，明年翻一番，是２２００万吨。有没有把握？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经睡着了，我从被窝里头把这几位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３０００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１８００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昨天晚上我跟大区和中央几个同志吹了一下，究竟１８００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毛泽东又说：“我在这里反冒进。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毛泽东终于也要“反冒进”了！
第二十二章 陈云“坚持真理很勇敢”
既然这些高指标经会议通过，陈云无法硬顶，他采取了“迂回”的办法：他知道会议的公报是由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起草的，便找胡乔木谈话，不要把具体数字写入公报。因为一旦公之于众，那就很被动。如果不公布，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加以调整。
胡乔木不敢向毛泽东报告陈云的意见。由胡乔木起草的会议公报，还是写上了这么一段：中央全会……提出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钢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１１００万吨左右增加到１８００万吨左右，煤炭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二亿七千万吨左右增加到三亿八千万吨左右，粮食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７５００亿斤左右增加到１０５００亿斤左右，棉花产量将从今年预计产量６７００万担左右，增加到１亿担左右。
胡乔木起草的公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
公报既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也就见报了。
公报发表后，那钢、煤、粮、棉四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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