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路- 第3部分

　　随着胜利的到来，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陈云第一次意识到：打天下不易，坐天下、治天下更不易！

　　从１９４８年起，陈云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已把注意力从军事逐渐转向经济，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就在这东北大决战前夕，１９４８年８月，陈云给中共中央发去一份由他亲自起草的重要报告，即《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陈云指出，仅仅半年时间，东北粮食“由２月底的每斤１６０元涨为今天的１６００元”，“平均物价指数也涨了近三倍半”。

　　由于物价暴涨，“东北公营企业工薪标准又太低，因此，四五月间工人大躁不安”。

　　这样，陈云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即在军事上大胜利的时刻，必须注意财经问题。

　　由于陈云很重视“治天下”，这样，便由陈云负责东北大城市的接收工作。

　　陈云自己便曾这样述及：“沈阳接收工作，准备时间非常仓促。东北局于十月二十七日决定军管人选，抽四千新老干部，由陈云率领接收几个大城市。二十八日开动员大会，说明政策，规定纪律，从哈尔滨动身。只在路上开了几次会，十一月二日战斗结束，即进沈阳城。好在沈阳未经激烈战斗，军管会人员进去快，接收工作还算顺利，一般国民党未搬走的工厂机器，均保持得完整无损。”

　　陈云总结了接收沈阳的经验，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写出专门的报告，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并转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陈云的《接收沈阳的经验》这一报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列为中国共产党接收城市的“样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每打下一座城市，都参照陈云的报告执行。

　　陈云在报告中，总结了接收沈阳的十六字诀：“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

　　所谓“各按系统”，是指“军管会除市委外，下辖经济、财政、后勤、铁道、政务等五个处，以及市政府、公安局、办公室、卫戍司令部等单位，进行接收。”

　　所谓“自上而下”，是指“入城后即布告通知原有机关主管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如第一级负责人不在，即由第二或第三级办理。同时，从原有内线和下面群众中了解情况。”

　　所谓“原封不动”，是指“旧职员均按原职上班，工厂企业等只派去军事代表，政权部门只撤换头子。对职员、工人一律发生活维持费十万元，等于四十斤粮，有些高级职员则不发。这只是临时过渡办法，主要目的在避免混乱和大的波动。接收步骤第一步是资产档案，第二步才能整理人员。”

　　所谓“先接后分”，是指“各部门只有接收权，无占有权、支配权，资产档案一律不准搬走。各部门不对原来上级负责，只对军管会负责。权力集中在军管会，无条件服从，待全部接收完毕后，再统一分配工厂、房子等。接收证件统一由军管会发，由专人审查盖章，无证件即不准接收。”　

　
　
　
第十章　树立接收城市的“样板”
　　陈云还总结了接收沈阳的五点具体方法：

　　一，首先要恢复电力供应。没有电，电灯不亮，电话不通，自来水没有，电车和火车也无法开动，变成一座死城，秩序就无法控制。

　　二，要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为避免外地商人来抢购，本地商人将物资收藏，以及物价先落速涨现象，先介绍了解放区近来各地的物价表，使商人有底，敢于开市。

　　三，敌警察必须收缴枪支，让其徒手服务。交通警察尽快站岗，消防队各守原位，户籍警察大都可留。

　　四，稳定人心，传布政策，主要靠报纸。城市的人有看报习惯，不可一日无报。

　　对我宣传品，各阶层都是字字细读。除安民布告等预先准备好外，可先准备几期报纸稿件，一进城就立即出报。

　　五，工资问题要妥善解决。

　　陈云只花了一个月，就妥善地解决了沈阳从国民党手中转换到中国共产党手中这一“转轨”工作。

　　由于陈云及时总结了接收沈阳的经验，使“沈阳经验”得以推广。这样，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一座又一座城市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接收，“沈阳经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４９年５月，陈云奉命前往北平，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这样，陈云结束了在东北将近四年的生活，来到了北平，来到了中央……

　　就在陈云来到北平之后，１９４９年５月１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七军一营进军陈云故乡——青浦县练塘镇，在那里插上了红旗。

　　６月１０日，陈云老战友陆铨之子陆恺悌从家乡给陈云去信，报告家乡一个月来的新景象。

　　陆铨于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年１月参加了青浦县小蒸农民暴动。１９４９年，陆铨在河北石家庄市担任总工会主席，不在上海青浦老家。

　　陈云于６月１９日在北平亲笔复函陆恺悌。笔者在练塘采访，见到了这封信的手迹。

　　此信表露了陈云对家乡年轻一代的期望和叮嘱。

　　陈云写下了自己一片思乡之情：十八年不见你，看你的来信，文字已写得很清通了，我很高兴。从个人方面说，我与你父亲都顾不上子弟的入学和生活，没有尽到父兄的责任。但是这点我们当年都计算了的，如果只顾一个人的家庭子弟，就无法努力于改造整个社会，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弃家奔走。现在解放全国的目标不久就会实现了，但这还仅仅是改造社会的第一步，全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仍旧低。我们的目的不仅要打倒反动势力，而且是为了改善人民生活，所以困难的长期的工作还在后面，这后一段的工作是要与全国人民大家一齐干的。

　　你祖父和祖母是最使我感动不忘的。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后，我与你父亲和吴志喜同志（当年冬被残杀了）在小蒸进行农民运动时就住在吃在你们家里。失败后，你们全家逃到上海，仍旧是你祖父行医来维持这多人的生活，我们仍吃在你们家里。你祖父是很有气节的，他深信革命会胜利，处在困难之中毫无怨言和后悔，真正难得。

　　从陆恺悌的信中，陈云得知他的表弟廖霓云（即陈云养父、舅舅廖文光之子）

　　还在家乡，深为陈云能够成为中共中央领导人而兴奋，便告诫他们道：此外，我以父兄的责任，还要叮嘱你一件事，而且你可以把这一段信上所说的抄给霓云要他也注意，就是你和霓云千万不可以革命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乡人面前有什么架子或者有越轨违法行动，这是决不允许的。你们必须记得共产党人在国家法律面前是与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范。革命党人的行动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决不想有任何酬报，谁要想有酬报，谁就没有当共产党员的资格。我与你父亲既不是功臣，你们更不是功臣子弟。

　　这一点你们切记切记。……　

　
　
　
第十一章　出任副总理主管财经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这天，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政务院共设四位副总理，即董必武、郭沫若、黄炎培、陈云。（后来，在１９５２年８月，增设了一位副总理，即邓小平。）

　　在四位副总理之中，陈云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

　　这样，陈云正式以“经济专家”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在陈云主管全国的财经工作之际，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取得了极大的胜利，而战争使经济陷于大乱之中。陈云所要接收的，不再是一座沈阳，而是整个中国大陆。那时的中国大陆，经过八年抗战，又经过国共决战，成了一个“烂摊子”。要想收拾好这个“烂摊子”，并非易事。

　　当时，中国共产党由于与国民党决战，不能不支付巨额作战费用，而支付的方法之一是大量发行钞票，造成通货膨胀。再则，１９４９年夏季全国又遭遇大水灾，使粮食产量下降。

　　“据后来统计，１９４９年粮食产量比抗日战争前下降２５％；工业中生产资料生产下降５３％，消费资料生产下降５０％，工农业生产一片凋零。”

　　对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谁都不怀疑；然而，人们却在怀疑：“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

　　毛泽东也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便指出敌人正在等待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上的失败：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冷看，等待我们的失败。

　　陈云在１９４９年５月到了北平之后，花了两个多月，对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作了了解。他和朱德、刘少奇一起，研究了恢复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厂矿生产问题。

　　陈云深深意识到，经济正处于困难之中。他对这一困难进行了分析。

　　陈云指出，这种困难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结果”，而“我们不得不承受这样一分遗产”。所以，既要承认“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同时更要看到“这是胜利中的困难”，“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工人阶级和政府一致起来想办法，困难是一定能够战胜的”。

　　接着，在１９４９年七八月间，陈云在上海召开了财经会议。

　　８月８日，陈云在会上对经济上的困难作出了这样的估价：“目前全国财政经济在困难中，尤其是南线更困难。这是胜利中的困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难，要靠军事上的彻底胜利。”

　　据陈云秘书周太和告诉笔者，当时为了使中央能够及时了解全国财经情况，陈云以他和薄一波的名义一起给中央写《财经旬报》，即十天报一次。这些旬报，出自陈云笔下。周太和说，这些《财经旬报》也是陈云很重要的经济著作。　

　
　
　
第十二章　陈云肩挑一担“炸药”
　　１９５０年初，当春节临近之际，一天晚上，陈云家里给陈云秘书打来电话，询问陈云怎么还没有回家吃饭？

　　陈云秘书感到奇怪，陈云早就坐着轿车走了，怎么还没有到家？

　　秘书以为陈云在路上出了什么事，赶紧查问。

　　后来才明白，陈云“逛街”去了！

　　原来，陈云叫司机开到北京前门最热闹的大栅栏附近，下了车。陈云来到市场，询问各种商品的价格。因为春节即将到来，北京市场正在大涨价。陈云去“逛街”，摸行情。

　　那时，陈云作为主管财经的副总理，常常悄然来到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天桥市场、东单菜市场去“逛”。那时还没有电视，市民中认得陈云的人并不多，这给陈云以很大的“自由”。

　　陈云到了别的城市，也常常“逛街”。这样，他对全国的物价，心中有数。

　　陈云曾说，自己那时主管经济，犹如挑着一担“炸药”：担子的这一头是物价，担子的另一头是粮食。不论是物价问题，还是粮食问题，如果处理不好，都会像炸药一样爆炸，引起全国性的大动乱。

　　陈云深深地意识到自己肩上这副重担的分量。

　　先说说物价这个“炸药桶”：从１９３７年抗战开始，到１９４９年，这１２年中，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年年飞涨。

　　一张漫画，形象地勾勒出这１２年物价的飞涨：在１９３７年可以买一条大黄牛的钱，到了１９４９年不够买一根油条！

　　中国共产党接收了这个“烂摊子”之后，物价依然狂涨。能否制服物价这匹烈马，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权能否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关键。

　　从１９４９年４月至１９５０年２月，全国物价曾发生了４次大波动。

　　在１９４９年７月底至１０月１５日，不过两个多月，上海的物价竟然涨了一倍半！北京和天津则涨至１．８倍！华中、西北物价的涨幅也与此相近。

　　陈云在经济工作中，向来主张分清轻重缓急。他首先是抓住重点。他曾说：

　　“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

　　这一回，陈云抓住“稳定物价”作为工作的重点。

　　陈云在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３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紧急指示。

　　陈云指出：“（物价猛涨）根本原因在纸币发行的大量增加。七月底为二千八百亿元，九月底为八千一百亿元，十月底为一万一千亿元，到今天止为一万六千亿元，发行增加近五倍，致使币值大跌，物价猛涨。”

　　陈云还指出，控制物价猛涨，主要要掌握粮食和纱布，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棉布”。

　　在北京、天津和上海，投机商人见到市场粮食紧张，便囤积居奇。

　　陈云急令“东北自十一月十五日至三十日，须每日运粮一千万至一千二百万斤入关，以应付京津需要。　

　
　
　
第十三章　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另外，又从江、浙、皖以及东北、华中、四川急运四亿斤粮食至上海。到了１９５０年上半年，上海国家粮库的粮食高达１７亿斤。

　　投机商们开头拼命地“吃”进粮食、棉纱。到了后来，“吃”不了，“吃”不消了。于是市场上的物价也就平稳了。

　　投机商们不认输，又在１９５０年春节前后囤积物资。

　　陈云急调大批粮食、纱布到上海，资本家们“吃”不了，价格也就下跌了。

　　陈云还在《制止物价猛涨》中制定了这样的策略：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目前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

　　（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由于陈云采取了这一系列控制物价的措施，物价这匹烈马终于被驯服了。一连１２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终于自１９５０年３月起，被制止了。

　　据统计，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以１９５０年３月为１００，到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回落为９６．６，到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则为９０．６。

　　物价平稳，民心也就随之稳定了。

　　毛泽东很赞赏陈云的制服物价飞涨所作出的贡献，指出“这一胜利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

　　毛泽东此言，可以说是对陈云极高的评价。

　　确实，随着战争的胜利，工作的重心从军事转移到了经济。淮海战役是“打天下”的一场大胜利，而制服物价飞涨则是“坐天下”的一场大胜利。

　　由于中共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高血压症日益严重，突然中风，不能理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陈云，于１９５０年６月经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代理因病休养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的工作。

　　陈云曾这么说及自己当时的工作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