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之路- 第2部分

　　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但是毛泽东和王明、张国焘、朱德均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

　　在大会上发言。

　　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秘使前往中国，寻觅中共中央。

　　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已生活了近三年。在莫斯科时他叫“李复之”，受命去中国时临时取了个化名“张浩”。到了中国后，在中共内部，他又使用“林育英”这名字。然而，在他赴苏之前，国民党曾以高额赏金缉捕此人，而悬赏布告上却写着他的化名“林仲丹”——其实，他的本名叫林育英，字祚培。他是林彪的同乡、堂兄——湖北黄冈人，林彪本名林育蓉。

　　他的母亲姓张，因此取名张浩。

　　林育英的名字如今鲜为人知，可是当他作为共产国际特使回国之际，曾起过重大作用。　

　
　
　
第五章　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陈云回到延安不久，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便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９－１４日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对于陈云来说已经很久没有参加政治局会议了。在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改组中共中央书记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陈云、康生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不设总书记。

　　另外，会议还决定，陈云接替博古，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就在这时，陈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支持毛泽东呢，还是支持王明？

　　王明在回到延安之后，俨然以来自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颐指气使，凌驾于毛泽东之上。

　　陈云虽然跟王明在莫斯科共事了一年多，他并不支持王明。

　　陈云在回到延安之后，是相当谨慎的。尽管陈云在莫斯科多次见到过斯大林，跟共产国际的头头脑脑也很熟悉，但是他绝无王明那种“钦差大臣”的派头。

　　当时，从四面八方，大批的青年，大批的知识分子，涌向延安。这些人一到延安，头一件事就是组织审查。所以，那时中共中央组织部担负着非常繁重却又异常重要的任务。

　　陈云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题为《论干部政策》的讲演。

　　这一讲演，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陈云对于组织工作的见解。

　　陈云用十二个字、四句话来概括干部政策。他说：“我现在来讲干部政策，只想用十二个字，分成四个问题来解释：第一，了解人；第二，气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爱护人。”

　　陈云的讲话，反映出他能够很辩证地看待当时组织工作中出现的复杂问题。

　　１９４４年，已经当了７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奉命向彭真移交工作。

　　彭真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

　　在刘少奇的房间里，陈云当着刘少奇的面，向彭真移交：中共有多少党员，多少干部，有多少张“党表”（亦即“党员、干部情况登记表”，内中包括入党志愿书），多少小册子……陈云移交一清二楚。

　　陈云有过多次工作调动。这一回调动工作，对于他却是至关重要的：中共中央调他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当了七年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已经发表了一系列著作，成为组织工作的专家，可是，这一回却完全“改行”，去做经济领导工作。

　　毛泽东为什么调动了陈云的工作？那是因为当时国民党和日伪军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边区的财政经济处于空前的困难之中。毛泽东注意到陈云在领导陕北的生产自救、自力更生运动中颇有成绩，于是，便调他主管财经。

　　不料，这一次工作调动，却使陈云在经济领导工作中“定位”。陈云细细钻研经济工作，竟然成了党内的经济专家，以至博得“党的理财能手”名誉。

　　陈云找到了两本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细细钻研起来。陈云说，他对经济工作不太懂，找这些书来读，为的是能对中国的经济情况有所了解。

　　陈云上任不久，便于１９４４年１２月３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陕甘宁边区的财经问题》的发言。这个发言在当时的《解放日报》发表，可以说是陈云对财经问题发表的最早的理论文章。

　　陈云提出了这样的方针：“平定物价，调剂市场，购进必需品，抵制奢侈品，发展边区生产和贸易。”　

　
　
　
第六章　邮市上买的三封信
　　收信人“ＹＵＤＡＷＣＨＹＵＡＮ”，即于道泉，于若木的长兄，当时在英国伦敦。那时，陈云、于若木以及于若木的妹妹在延安。于若木要给大哥写信，叫妹妹和陈云也各写一信给大哥，一起寄出。

　　于若木的大哥于１９９２年在北京去世。这三封信，显然在大哥从英国回国时带回来。至于这些信，在于若木的大哥去世后怎么会流入集邮市场，尚不得而知。

　　不过，有一点是很明显的：信封上贴着的是３０年代的邮票，引起集邮者的兴趣，也就成了集邮市场上的卖品！倘若没有那几张３０年代邮票，也许这几封信早就进了垃圾箱……

　　当然，在弄明白这三封是谁写的信之后，人们才明白，信才是无价之宝！

　　于若木的信，写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８日。她在信中向大哥报告了她和陈云的婚恋情形：你问我们小家庭的生活状况么？这里无所谓“家庭”。陈云同志在工作，我在学习。他住在机关里，我住在学校里，每星期六我到他那里住一天，这是延安所谓“住礼拜六”。

　　我和他是这样认识的：前年冬他回国后看到西北的情形很兴奋，致工作过劳使流鼻血之旧病复发，过度的流血病势相当严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实可靠的人看护，在学校里便找到了我，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的关系。

　　虽然他大了我１４岁，但是我对自己的婚姻很满意。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忠实的人，做事负责任，从不随便，脾气很好，用理性处理问题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两人能力地位相差太远，在他面前愈显得自己的幼稚无能。

　　陈云的信，写于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１日夜。

　　信的一开头，陈云写道：“昨天接到由甘肃转来您从伦敦来的信，很高兴。”

　　这表明陈云是在于若木收到哥哥于道泉的信之后，写这封信的。

　　在信中，陈云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向于道泉介绍国内的抗日形势。陈云写道：抗战的情况大概您在报纸上可以看到，综起来说，敌国的困难日见增加，前线上的证明，日本兵中新兵的成份大大增加，军事技术（兵士个人的军事素养）比前差多了，战斗的情绪比前更低些了，但是由于民族的成见，战争中还相当顽强。我国的情况，虽然失掉许多大城市和铁路，但是军事上说我们的军队在抗战中锻炼了自己。即使地域上说失去的还实际上只是一些点和线，广大的乡村，仍是我军及我们政权统治之下。……

　　在说了一大通抗日形势之后，陈云才向这位未曾谋面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绍：说了半天，也想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五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业而后，无力继续学业，即在上海书店为学徒有七年余，此后十余年东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欧返国，病中与陆华认识，于客岁三月结婚。我们在政治与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适，惟年龄相差太远，今年我已卅五岁。

　　近阅报载，欧洲风云甚紧，英伦外交已在开始改变，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能够联合一致，则或在暂时可以阻压迫在目前之战祸。欧洲华侨甚多，谅在迫切地盼望祖国胜利的消息，我们没有别的来回答国外侨胞的热望，只有更加努力，为驱出日军而苦干，为中华民族之最后解放而苦干。　

　
　
　
第七章　陈云对于若木说：“你我都是老实人”
　　我问起于若木来到陈云那里从事护理工作，怎么会从“病人与看护的关系转到了夫妇关系”？

　　于若木说，陈云最初问她的历史，她作了回答。这样，他开始了解于若木。他也简单地向于若木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于若木还回忆，空闲时，陈云让她唱歌。那时，她唱了一支苏联流行歌曲《祖国进行曲》，开头是“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这首歌在北平学生中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

　　后来，陈云向她问起有没有爱人，谈过恋爱没有。于若木回答说：“我还不懂。”

　　陈云说，他现在也没有爱人。他如实地告诉于若木，他过去结过婚，后来分手了。

　　他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交个朋友？

　　相处日久，陈云向于若木说了这么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是个老实人，做事情从来老老实实。你也是一个老实人。老实人跟老实人在一起，能够合得来。”

　　这样，他和她日益接近，关系日渐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于若木的二哥于道源来到延安。这在于若木的妹妹于璐琳写给大哥于道泉的信中曾提及：你大概还不晓得我也同我三姐来到西北了吧。我们来了不久之后，二哥也来了。不过，学习了一个时间以后他就出去了。现在在鲁西的游击队内工作。

　　陈云郑重其事地把于若木的二哥请来，向他很认真地说了他和于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见。在陈云看来，于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唯一能够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长。

　　二哥知道陈云是一个很老实又有很深革命资历的人，对陈云和于若木的婚姻欣然表示同意。

　　１９３８年３月，陈云和于若木在延安结婚。

　　于若木说，她和陈云的婚礼特别简朴，因为陈云不喜欢铺张。结婚那天晚上，陈云花了一块多钱，买了些糖果、花生，请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一些同志热闹了一下，就算是婚礼。

　　后来，消息传开来了，有些人要陈云请客。当时，陈云手里有点钱，论请客也请得起。可是，他没有请客，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摆场面。

　　于若木说，别以为当时在延安婚礼都这么朴素。也有人大操大办呢。延安一家报社的主编结婚，在延安的“合作社”办了几十桌宴席。当时，“合作社”是延安最高级的“宴会厅”。那位主编因为常写文章，有稿费收入。不过，婚宴几乎花尽了他的积蓄。不久，他死于肺结核。死时还未能还清婚宴的债！

　　笔者向于若木提出了一个细节问题：她和陈云之间如何称呼？

　　于若木笑了，因为还没有人向她问过这样的问题。她告诉笔者，陈云在家里总是喊她原名“陆华”。在陈云看来，别人都喊她于若木，而他喊她“陆华”，显得很亲切，成了“爱称”。至于于若木呢？当着别人的面，总是称他“陈云同志”。

　　两人相处时，叫“陈云同志”当然显得很别扭，直呼“陈云”又觉得不尊敬，因为在她的眼中，陈云如同兄长。她实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称呼，所以干脆在家里无称呼！当然，两人有时分处异地，写信时，她则称他“云兄”。

　　１９４２年１月，于若木生下长女，由她取名“陈伟力”。她觉得这名字响亮，好叫，又有一定的含义，陈云也以为取得好。

　　我问，怎么会由她来给女儿取名呢？

　　于若木说，生了儿子，由陈云取名；生了女儿，由她取名。

　　到了１９４５年１月，于若木生下长子，便由陈云来取名。那时，发电报习惯于用韵目代日。陈云常拟电报，所以对电报韵目极为熟悉。长子是在１３日出生的，１３日的韵目是“元”，所以陈云就给长子取名“陈元”。这“元”字还有另外两层含义，即“元”月出生：“元”又是“第一”之意，也就是长子的意思。　

　
　
　
第八章　在沈阳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４日上午，一架漆着红五星的道格拉斯式双引擎苏联军用飞机，从延安飞往东北。

　　据彭真回忆：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对外是指抗联组成的自卫军、原东北军将领组成的自治军和冀热辽的八路军）总部，并决定调两万干部、十万大军和一百个团架子的军队干部迅速进入东北。”

　　内中，派伍修权去，还考虑到他精熟俄语，可以在与苏军进行高级会谈时兼任翻译。

　　这样，彭真、陈云和伍修权等一起，在９月１７日上午搭乘那架苏联军用飞机，前往沈阳。

　　就在陈云、彭真到达沈阳之后，中共中央来电，任命林彪为“东北民主联军”

　　司令员。这时，林彪尚未到达东北，就由彭真、陈云先主持。

　　那时，东北的三大城市，全在苏联红军手中。中共中央曾有过“独占东北”的设想。这是因为“东北还没有国民党军队”，一旦实行“拒蒋进东北”，“由我控制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和交通线”，便可以实现“独占东北”。

　　蒋介石当然明白东北的重要，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起，便命令大批国民党部队乘船从秦皇岛登陆，日夜兼程向山海关、锦州扑来，迅速占领了山海关至锦州一线，急于北进，夺取东北三大城市，即沈阳、长春、哈尔滨。

　　这时，面对着蒋介石北进的大批部队，苏联红军竟要求东北民主联军撤离沈阳。

　　苏军驻沈阳的少将衔卫戍司令毫不客气地对彭真说：“要你们退出沈阳，这是上级的指示。如果你们不走，我就用坦克来赶你们走！”

　　彭真反驳道：“一个共产党的军队，用坦克来打另一个共产党的军队，这倒是从来没有的事，能允许这样做吗？”

　　考虑到苏联红军的这种态度，考虑到蒋介石调遣了大批部队进入东北，陈云根据当时的形势以为，由中国共产党“独占东北”已不可能，必须改变计划。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初，陈云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后又兼任北满军区政委。

　　由陈云主持起草，以他和高岗、张闻天的名义，于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２９日及３０日，分两次给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中共中央发去《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电报。

　　陈云在电报中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

　　“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

　　中共中央考虑到与苏共的关系，避免冲突，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

　　这时，于若木历尽艰难，带着两个孩子，从延安来到哈尔滨。　

　
　
　
第九章　从“打天下”转向“治天下”
　　经过３个年头的艰苦奋战，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终于由劣势转为优势。东北决战的时机成熟了。

　　从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至１１月２日，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辽沈战役，总共歼灭国民党军队４７万余人。

　　随着胜利的到来，一场新的斗争又开始了。陈云第一次意识到：打天下不易，坐天下、治天下更不易！

　　从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