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的火车也没有个准点，票房子里到处都是伤兵和逃难的人，有往南去的，也有往北跑的。听口音和穿戴，往南跑的多数是些有钱的人，往北去的几乎都是穷人。
我呆着没事，票房子里的椅子早都没了地方，地上横躺竖卧的也都是人。我拄着棒子，提着皮包在票房子里四处溜达，听那些候车的人讲八路军和中央军打仗的事。
这时候，我发现有一个身穿西装、头戴毡帽的人总跟在我的身后，过了一会又过来一个同样打扮的人。先跟着我的那个人从后边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瞅，也不认识他，就问他：“你拍达我干啥？”
他眼睛一瞪：“你是哪的，干啥的？”
“我是这的，上长春看病啊！”
当时我多了个心眼，因为法特是八路军占领区，在吉林这个地方我得多长个心眼，尽量不提法特的。
“你这是胡扯，你是法特的！”
这句话当时可真吓了我一跳，心想这俩人莫非是中央军的探子，怎么就知道我是法特的？
“你们怎么知道我是法特的？”
其中的一个用手指了指我提着的皮包，我低头一瞅才想起来，我这皮包还是满洲国时在杨木林子当小学校长时县教育课发的，上面印着“舒兰县法特中心小学教员专用包”。
这俩人一看我没吱声就说：“你别装了，跟我们走一趟。”
“凭啥呀？”
“就凭你是八路军的探子。”
我的心一激灵，心想这俩人的眼睛可真毒，他们怎么就能看出来我是八路军的人？
“你们可不能随便冤枉人，我是地地道道的法特小学老师。”
“是法特老师？你撒什么慌！”
说着就来拽我。这时候票房子的人都围了过来卖呆，有两个警察分开人群看了一下扭头就走了。
这俩人横抓竖拽把我往屋外拉。
“你们不用这样，说上哪我就跟你们去。”
“你早这样不就好了，何必我们费这个事！”
这俩人领着我一不进票房子的警察值班室，二不往市区里走，而把我领到票房子外边墙旮旯的僻静处。其中一个大高个的人问我：
“你是想叫事大呢，还是叫事小？”
“事大怎么讲，事小怎么讲？”
“事大，我们把你送到警察局，就凭你是八路那边来的定你个探子罪，不枪毙也得剥层皮。”
“那事小呢？”
“事小那好办，你拿出点钱，咱们好说好散。”
我一听这哪是办公务，这不纯牌是敲诈吗？
“你们俩到底是干什么的？”
“你问这干啥，我们是专抓探子的！”
“你们的证件呢？”
“唉呀哈，你敢管我们要证件，我给你看看！”
说完另一小个蹭地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用手指弹着刀锋说：“这就是老子的证件，你到底拿不拿钱？”
“我看病都没钱哪有钱给你们？”
他伸手就来抢我的包，我喊了起来：“有人抢东西啦，来人哪！”
票房子里的一个警察可能是听到了喊声，开开门往这边瞅了一眼，扭头又回到屋里。
我一看这地方的警察不管事，就得自己动手吧，咋也不能叫他们把包抢去，那里边有九十多块大洋呢，那可够一般的人家活两年的。那时我身体虽然不好，但是毕竟有几年的武术功底，何况人在急眼的时候，这腰腿也就不那么疼了。
就在小个和我争夺皮包的时候，我猛地抬起拄棍子的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邦”地一声打在他的脑袋上，把他打得“妈呀”一声一个腚墩坐在地上，用手捂着脑袋，那血顺着手往下淌。
高个一见“呼”地奔我扑来，我侧身一闪，一棍子打在他的后脖梗上，把他打了个狗吃屎。
票房子里这时候出来了两个警察，一边吹着警笛一边向我跑来。我本想撒鸭子就跑，可这腿脚不听使唤，结果没跑出几步就被他们抓住了。
进了车站警察值班室，一个留着胡子有二十多岁的警察不由分说，上来就给我两个耳光。嘴里骂道：“你他妈的是干啥的这么凶？”
“不是我凶，是他们凶！”然后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
那个年岁大的警察态度倒挺好，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这事倒不怨你，可你不应该下这么狠的手把人往死里头打呀！咱这地方是中央军的天下，是中华民国政府。咱们讲的是法律，打死人是要偿命的，打坏人也是要花钱治病的。”
那个年轻的一把抢过我的皮包嘴里说：“你个病歪歪有没有钱？”
打开包一看他俩都傻眼了。年轻的说：“真没看出来你还带这么多钱。”
年长的说：“这些钱给他俩看病足够了！”然后叫那个年轻的把他俩带进来。
年轻的刚一出屋，年长的就说：“小伙子，火气太旺了不好。你这是叫我碰上了，换了别人值班还不得把你送到局子里啊！你信我话，花钱免灾，把这些钱交给我，我负责给他们看病，你走你的，你看怎么样？”
“老总，这钱不是我的，是我六哥的。”
“你六哥是干啥的？”
“是在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司令部当随从副官。”
“这四纵在长春啊！”
“我就是上长春去，你看我这车票。”
“真的吗？”
“我能唬弄你吗？你看我这带着地址——”
我把地址给他看了，又说：“你要不信可以打电话去问一问。”
他没吱声。
“这样吧老总，我给你十块银元，你帮个忙，把这事给我平了。我见着我六哥后他被不住来谢谢你呢！”
他听我这么一说又寻思了一下说：“行，我一是看你身体不好，二是看在你六哥是咱们的人份上，我帮你这个忙。”
我听他这么一说，从皮包里拿出十块大洋递个了他。看他喜形于色的样子，我知道这十块大洋够他几个月的工资了。
过了一会，年轻的警察领着那俩人进了屋。小个子的脑袋已经用破布包了起来，脸上和身上仍然血渍糊拉。大个子用手捂着脖子，进屋就说“所长，你可不能轻饶这小子，看他这个手劲肯定是八路的探子！”这时我才知道这个年岁大的原来是所长。
这个所长这时把桌子一拍说道：“吵吵啥，吵吵啥，你们知道他是谁吗？告诉你们吧，他是咱四总队司令的妹夫。你们可真是瞎了眼！”
我一听这所长的心眼可真快，这么一会就把我变成了司令的妹夫。
那个年轻的警察一听，上下打量了我一番问所长：“真的吗？”
“我打电话问了，司令说了他要是有一点差错就要你们的脑袋！”
这三个人一听你瞅我，我瞅你呆呆地说不出来话。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人家赔礼道歉！”
我急忙说：“不用啦，弟兄们都是为了公务。”
这三个人点头哈腰的说：“那是，那是。”
“我可以走了吗？”
“可以啦！”
年轻的警察推开门，我抱着包走出了警察值班室。
第 六十二 章 奢侈生活
刚一出屋，就被候车里的人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问我咋回事。我把经过大致一学，旁边一个扫地的老娘们说：“这俩小子啥也不是，天天在这票房子里啥磨，专拣北边过来的有钱人欺负。这车站的警察都是他们一伙的，得了钱他们对半分。”这下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挨抢警察不管，我打了他俩警察就跑出来抓我。这中央军地盘上的警察可真不咋样，这不是和满洲国的警察一样，变着法欺负老百姓吗？
出了这事以后，我再也不敢瞎溜达了，找个旮旯坐了下来老老实实地呆在那里。
过了一会火车进站开始检票，我随着拥挤的人群上了火车。
待我坐稳后，一打量这车厢里的人，多数都是难民和伤兵。车厢里乱成一团，孩子哭，女人叫，伤兵骂，那气味难闻得你简直都喘不过气来。尤其是那些伤兵，头上扎绷带的，吊着胳膊的，拄着大拐的，那都是横着膀子逛啊，吵吵骂骂地可那跟人要座。
有一个胖头胖脑拄着大拐的伤兵挤到我的面前，用手指我的脸蛮横地说：“你起来，老子坐一会！”
我没理他。
“咋地？老子在前方打仗腿都断了，朝你要个座，你他妈的还有什么不愿意的？”
“你这嘴干净点，你腿断了，我这腰还差点折了呢，我朝谁要座去？”
他瞅了瞅我身旁的大棒子，态度好了点。
“兄弟是哪个部队的？”
“保安四纵的。”
“四纵在长春啊，你咋跑这受了伤？”
“上前边送情报把腰摔坏了。”
“也够倒霉的了，看来你是个官吧？”
“什么官不官的，咱们都是给人家卖命的。”
“你这话有道理。”
看他拄着拐，没地方坐没地方靠的样子。我说：“你先坐会，过一会我再坐。”
“这敢情好啦，谁也不行啊，还是咱们当兵的心疼当兵的。”
我心想这话可是真扯远了，你是啥兵，我是啥兵？这时候火车鸣起了汽笛，随着“咣铛咣铛”的声音，列车开出了吉林站。
那时候的火车也没个准点，站站停停，停停站站。好在大家唠着闲嗑，时间过得也挺快。我和那个伤兵互相换着坐，倒也没觉得很累。
一晃四个钟头过去了，火车到了长春站。我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出了站台。
长春在满洲国的时候叫新京，日本人在这里没少下功夫，一出车站我的眼睛就不够用了：站前那宽敞的广场、马路，来回奔驰的大汽车小轿车，穿着号衣的车夫踏着的三轮车、来回奔跑的黄包车，珠光宝气衣着华丽的女人、西装革履的富商大贾、衣襟烂缕的贫民百姓和随处可见坐在地上面前放着坏盆坏碗的乞丐。尤其是那一栋栋高楼和一座座二层日本式的黄色别墅更是叫我眼花缭乱。说句实在话，这样繁华的城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难怪赵杰曾说：“你到长春看看，那才叫开眼呢！”
但是我总觉得这新奇而又繁华的城市里，总有一种叫人不愉快的感觉。是高楼造成的压抑，是不断响起的汽车喇叭声和买卖人此起彼落的叫喊声，还是穷富差别过大而造成的心里震撼？我那时说不清楚，反正觉得没有我那土生土长的破帽子沟叫人心静，令人留恋，想到这里真想扭头回去。
按着赵杰留下的地址我打听了好几个行人，他们都带搭不理地说不知道。我心想这城里人咋这么牛气，要是在农村的屯子里，谁家要是来了个客，无论你问起谁，他不但告诉你在哪，还要乐呵呵地把你领到谁家。
打听警察，警察更是连理都不理。你再问他，他眼睛一瞪：“沾闲啥——一边去！”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叫了一辆黄包车。坐着黄包车东拐西拐地把我拉到了保安四总队司令部。
到了门口把来意和警卫一说，其中一个人转身到岗楼里，拿起了电话说了些什么然后出来告诉我：“你在这稍等一会吧，赵副官正在开会，等会就出来。”
过了一会，看样子是散会了，小楼里走出了不少的军官。我一看这国民党部队的军官和八路军部队的军官可真不一样，全是一色笔挺的毛料衣服，脚上的皮鞋铮亮，走在当院的石板路上嘎嘎直响。八路军的服装那可差远了，就连沈小丑那么大的官还都是灰拉吧唧的布军衣，裤腿上还上了两块补丁。
正在我呆呆地瞅着这些军官时，赵杰从小楼里走了出来，离老远就说：“啊呀喜山，你来了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我好派车去接你？”我心想你这不是废话，咋跟你打招呼呀？
这时我一打量这赵杰可不是往常回家的赵杰——一身得体的军官服，衬上他那笔直的身板，大分头梳得铮亮，在落日的余辉下，随着嘎嘎的脚步声，领章和肩章上的金星在一闪一闪，崭新的牛皮武装袋上挂着手枪，皮套油亮油亮，的确是挺精神。
走到我跟前时他问我：“你怎么不往前走呢？”
我指了指那四个警卫说：“我也不敢哪！”
他笑了笑说：“你怎么找到这地方？”
“费老劲了，问谁谁都说不知道，后来叫了一辆黄包车花了十块大洋。”
“十块大洋，哪有这个价，从车站到这二元纸票子他都乐不得的，这十块大洋够他一年挣的了！”
“我也不知道呀，这钱花的！”
“花就花了吧，上那个火干啥？”然后问我，“你来是有事吧？”
我不是好气地说：“有啥事，是被你们中央军撵得我找中央军，这成啥事了？”
门口的几个警卫一听抿嘴乐了。赵杰急忙说：“走吧，咱们回屋唠去吧。”
赵杰帮我提着包来到了他的宿舍。这宿舍也是一栋二层小楼，就在司令部的后院。听他说，这个院套满洲国的时候，是一个日本大佐的住宅，现在里边住的都是司令部的独身军官。
来到二楼赵杰的房间，他开开门我往里一瞅，立刻就惊呆了：这个房间又豪华又漂亮！只见进门的大客厅里铺着纯毛的腥红色地毯，墙上挂着些名人字画。
赵杰看我站在门口发愣说：“进屋啊，愣着干啥？”我瞅了瞅脚上布满灰尘的黑里伏呢布鞋，这脚还真不好意思往里迈。说实在的，这双鞋在农村还是双讲究的鞋，那还是我结婚时候买的，一直没舍得穿。这次来长春玉莲说：“你把他穿上吧，六哥那都是当大官的，别叫人家笑话。”我才狠了狠心穿了来，没想到这鞋在这却拿不出手了。说实在的人都好个脸面，我干站在门口进也不是，站着也不是。赵杰又催了我一遍，我才迈进了屋里。
赵杰见我进屋后，喊了一声勤务兵“打点开水来”，然后告诉我：“站着干啥坐下呀！”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了沙发上，我知道这东西坐狠了会“忽悠”一下陷进挺老深，没坐过的人真要吓一跳。
赵杰见我用手一直按沙发，笑着说：“怎么样校长，这玩艺没坐过吧？”
“这玩艺咱没坐过。”我问他，“这套玩艺得多少钱哪？”
“咱们当兵的今天在这，明天上哪，谁有闲心买这些玩艺，这都是原来那个日本大佐的。他们跑了后，这房子就让我们占了。司令特别照顾我，让我住了这个大房间。”
这时候天已经抹黑，赵杰打开了电灯，这电灯我更是头一次见着，心想这玩艺可真好，不用油还贼拉的亮。不怪工作队的老八路同志说他们没来的时候，领导告诉他们，东北那地方好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谁去谁发呀，他们才使足了劲往东北来。
勤务兵端来了水，沏上了茶。赵杰问了我一些家中的情况，我把我来的原因和他讲了。
他说：“现在的战局谁都难说，依中央政府老头子的意思是让杜长官把八路军一气赶到苏联去。可杜长官前怕狼后怕虎，拉法一战打得他胆战心惊，命令部队以松花江为界，原地休整，这才有了暂时的消停。”然后问我，“共产党在那边得民心不？上次你回来我已经跟你说过，这共产党非常受穷人的拥护，他们也真给他们分东西啊。然而有钱人是不得意共产党的，尤其是那些地主老财。不过以我看哪，当今社会穷人太多。阿玛说得对，这共产党是要成大气候的，别看八路军打四平失了败。但这胜败乃是兵家常事，这暂时的消停给八路军有了喘息的机会。我们司令说这杜长官这次是个失误啊，等八路军再打过来的时候，这局势就难说了。”
正在这时勤务兵敲门告诉他食堂开饭了，他问什么伙食，勤务兵说了句“老四样”。他说：“这食堂的伙食不怎么样，天天晚上四个菜也不换换。咱俩今晚到饭店吃去，我也换换口味。”
我俩走出师部大院来到斜对面的一家饭馆，上了二楼，进了四号房间。这里只有一张桌子，收拾得非常干净。
老板娘听说后，急忙上楼进了屋，看到赵杰就说：“唉呀，赵副官，今个咋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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