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家，没想到他家有两个愣小子和我们玩起了命，我们迫不得已把他们一家七口全杀了。结果他家名声挺大，其实也没什么钱，我们只抢了点金镏子。回来后，我把弟兄们召集了起来，把抢来的东西拿出来平分。俺这个败家的老娘们就稀罕这副金镯子，非得要留下它。我说：‘这是个祸害，你把它处理给别人吧，不然东西院住着，不定啥时候叫人家看见就完啦！’她说：‘我也不戴，他们能看见吗？’结果这事真出在这副镯子上，这是该着哪！”
“你们作案时，为什么一会是汉族人，一会又化装成鲜族人？”
“这是最简单的事，叫屯里人摸不着底，才不能怀疑我们。”
“那打黑枪和纸条是怎么回事？”
“纸条是我托梨花一个鲜族朋友写的，他问我写这个干啥，我说孩子念书用这几个字。不过原来字挺多，回来后我照葫芦画瓢，把这几个字描下来凑成了这两句话。打黑枪那可不是我干的，那是西大沟老六干的。不过这事我知道，是老石头儿子告诉我的。”
“你们为什么这么干？”
“你们工作队来了以后，弟兄们都不敢出来活动，咱小家小业哪待得起呀？我家好歹种点地，粮食还够吃。可西大沟那几个人原来就是胡子出身，依靠这吃饭，你们一住下就不想走，他们着了急，格几我说：‘头，长此下去也不是办法，他们看样子不想走，咱们这么下去吃啥呀？咱得想法挤兑挤兑他们，叫工作队早点滚蛋。’怎么挤兑他们也没法。那一次我在山上看你们被黑瞎子吓得直跑，心想这八路军就这个胆啊，于是就想出了这两招。说句实在话，打黑枪那是误伤，我们本想吓唬吓唬你们，可老六这枪没准头，还真打在了你们人的身上。事情就是这样，信不信由你们了！”
审讯完了，我写了份报告，第二天由老八路的部队将这一干人押回了舒兰县城。
第 五十三 章 黎明曙光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讲，“八一五”抗战胜利以后，东北的胡子蜂拥而起。八路军进东北后，大部分地盘都在胡子的手中，八路军只占领了东北三分之一的地盘。就在这些地盘上，残余的胡子还猖狂活动。尤其是一些被国民党收编的所谓地下先遣军，打八路军零散部队，杀害农会干部、工作队员，血洗村庄，成了各地政府最头疼的问题。后来共产党下了决心，抽调了大批正规部队，用一年的时间才把匪患清除。
在“大黑张”一干匪徒被押走以后，我们工作队开始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的工作。为了使鲜汉两族的人认识到穷人都是一家，土豪恶霸狼狈为奸，是欺压穷人的敌人，只有打倒他们，穷苦老百姓才能得好，我请求县里把“大黑张”押回梨花执行枪决。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是和打土豪没关系，但是我想通过“大黑张”的事增强两族穷人的团结，同时震撼一下土豪恶霸，县委同意了我的请求。
枪毙“大黑张”那天，是个万里无云的晴朗天气。四外屯的各族老乡听说要枪毙胡子头，老早就来到了小梨花屯的场院上。在“大黑张”被押回来后，我们开了个大会，主要是让受害的乡亲们控诉胡子的罪恶。这伙胡子在这带把老百姓造害得够呛，人们纷纷上前讲述被害的经过。通过这一控诉，人们明白了，什么汉族人专造害鲜族人，鲜族人净调理汉族人，其实很多事都是这伙胡子干的，这几年埋在两族人们心中的疙瘩解开了。随着一声枪响，“大黑张”倒在了东大河沿。汉族人扭起了东北大秧歌，鲜族人跳起了传统的舞蹈，老人们说：“多少年啦，没见着两族的百姓在一起这么乐呵！”
这次会当时没什么名称，后来知道叫公审大会。这提醒了我，在班务会上我说：“咱要发动群众打土豪，我看得先叫老百姓想一想被土豪恶霸欺负的气人事，这劲头不就来啦？也省去咱不少的事。”班里的几个南方老八路同志说，他们在南方老区的时候，也都是这么干的。
这种方法在当时挺有效。不几天我们就把小梨花的一个汉族财主给斗了，把浮财分给了屯里的穷人。这穷人哪见不得好处，你真为他着想给他点好处，他就真心拥护你。四外屯的人听说小梨花的穷人都分到了东西，纷纷要求我们工作队到他们屯去打土豪。不用我们调查，这些屯的情况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人们都说共产党好啊，工作队更好，他们到哪，咱穷人都能分到东西，为穷人撑腰，不受土豪恶霸的气。有些鲜族穷人也偷偷地向我们汇报鲜族土豪的情况。
正在这一地区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工作即将开始的时候，一个由大梨花姓金的鲜族恶霸正在策划一起围打工作队的阴谋。
这个姓金的恶霸是新安地区的一个大财主，他的财产主要是帮日本人收税得来的。“八一五”以后，日本开拓团开始回国，开拓团的人把地又送给了他，他成了这一带最大的地主，人称“金老爷”，正是被打的对象。他也心知肚明并做了垂死的挣扎。
开头这一带谣言四起说，共产党要对鲜族人共产共妻，工作队的人要住在鲜族人家睡人家老婆。工作队要血洗鲜族屯，因为鲜族屯的人都是‘二鬼子’……大梨花的鲜族人，尤其是妇女见着我们就躲。面对这情况朴大婶和玉姬主动要求协助我们工作，我们也叫朴大婶做了这一带的妇女主任。
朴大婶首先说服大梨花屯的几个亲属和老乡，同意我们工作队的人住在他们家；然后这娘俩奔走在穷人家中，讲述我们工作队都是好人，共产党不分什么民族都要叫穷人过上好日子，只要是穷人都是一家人。
一些鲜族人不理解朴大婶的这举动，说她是鲜族人的败类。有一天晚上朴大婶在去亲属家的路还挨了一石头，险些打在脑袋上。
对在鲜族人家居住的工作队员，我特别强调一是要帮人家干活，二是绝对不许和鲜族妇女说笑话。
时间一长，这些鲜族人说工作队的人还挺好啊。
正在这个时候，小梨花的不少汉族人跟我们说：“你们得加小心啊，老高赖要起哈子（闹事）。”对此我叫朴大婶想法摸清这鲜族人要起什么哈子，是不是要来个“八月十五杀达子”；同时叫工作队员不准单独外出，枪不准离身，随时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变工作。
班里的多数同志都说：“咱们撤回小梨花吧，这老高赖心齐，不管咋地人家都是一个民族的人，一旦闹起事来谁能向着咱们？”我和刘庆林、老杜则认为咱们工作开展到这份上也不容易，如果现在撤回小梨花将是前功尽弃。再说这是咱八路军的天下，咱们又有武器，估计也不能有什么大事。
就在我们住进大梨花十一天后，意料之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是一个假阴天的傍晚，天气阴沉沉的给人一种喘气都困难的感觉。我们班里的同志正在我住的朴大婶的叔伯妹妹家开会，一伙二十多人的鲜族男人手拿棍棒冲进了院内，他们用生硬的汉语喊：“工作队的滚蛋！”
我推开大伙的阻挡走出屋门，刚一出屋一个人躲在门后一棒子打在我了的脑袋上。当时我的脑袋“轰”地一下子，用手一捂鲜血淌了下来。我摇晃着要倒，但还是咬牙坚持站着。班里的同志“呼”地冲出屋，老杜“咔拉”一声把机枪子弹推上了膛，同志们也都端枪对准了人群。这伙人“忽拉”一下子退到院门外。一个高个的鲜族男人连比划带唔啦，不知喊些什么，我问身后的朴大婶：“他喊什么？”
“他喊工作队要血洗屯了，咱们和他们拼了吧。”
我用一只手捂着脑袋，告诉同志们：“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一面走向前对他们说，“鲜族乡亲们，我知道你们都懂汉语。我告诉你们不要听少数人的煽动，我们要血洗你们屯，早就动手了。这些天你们看我们有这个意思吗？”
说完这几句话，那个高个的男人又喊了句什么，朴大婶告诉我：“他要打死你。”
“他是干啥的？”
“金老爷的管家。”
这下我的火可真来啦，我指着他说：“你不用在那瞎扎乎，有种的过来打死我？”
同时我把手伸到了腰间，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他再冲上来打我，说句实在话，硬挨着打，我没那个觉悟，开枪打死他那是被不住的事。
他见我这个样子没吱声。这伙人一见我真不怕他们，也直往后退，有几个人偷偷溜了。
“喊话的那个人你听着，我知道你是金老爷的管家，告诉你家老爷，我们对穷人是客客气气，对你们这些老财，不管你们是什么族的一句话——‘不客气’！要不然咱们就试一试？穷苦的乡亲你们也听着，金老爷给过你们什么好处？他什么时候想到过你们的难处？我告诉你们，不管什么民族的穷人都是受苦人，我这话没错吧？我们工作队就是要让穷人翻身过上好日子，不管什么民族，只要是在我们的地方都一样！”
正在这时，小梨花的汉族群众和在小梨花的几个工作队员赶了来，将这伙人围在了大街上。这帮人一见急忙扔掉了手中的家伙，瞪着惊恐的眼睛瞅着我。老杜冲他们吼道：“谁动手打的人站出来，要不我用机枪突突了！”
一个二十多岁穿得破破烂烂的小伙子胆胆怯怯地站了出来，老杜冲上去就要揍他，被我一把拉住。我走上前拍拍他的肩膀说：“小伙子，看你这一身，家挺穷吧？”他点了点头。
“你回家吧，以后这傻事别干了！”他冲我鞠了一躬，转身走出了人群。
我又告诉被围在中间的人：“回家吧老乡们，你们好好寻思寻思我今晚说的话对不对呀？”
这些人捡起了家伙什，低着脑袋满慢慢地走出了人群。
这伙人一离开，班里的同志不干啦，吵吵着说：“班长，你都叫他们打成这样，就这么便宜叫他们走啦？”
“他们都是老百姓，咱们能冲他们开枪吗？这不正中了土豪的圈套吗？”
围观的鲜族群众议论纷纷，只可惜我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
回到屋里，朴大婶一边给我包扎伤口一边说：“唉，打这长道口子，我的乡亲们说，这工作队是好人哪，咱们把人家当官的打成这样，要是换了小日本和胡子早开枪了，咱可不能再难为他们了……”
这件事过后，大梨花的鲜族群众发动了起来，人们纷纷向我们反映金老爷帮日本人作恶欺压百姓的事，工作队决定把金老爷这个恶霸打掉。
正在这关键的时刻，我的伤口发炎化脓，老病也复发了，卧床不起。同志们劝我回舒兰看病，我说：“我一定得看看斗争金老爷。”
开斗争会的那天，我是班里同志们背着我到会场的。看到那么火热的斗争场面，两族百姓群情激愤，金老爷搭拉着脑袋神情沮丧，我心想大伙这劲真没白费啊。
那天，沈队长也来了。会后告诉我两件事，一是上级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决定叫我暂时回家休息；二是他马上要调到法特区担任区长。
听到我要回家养病，乡亲们都来看我，朴大婶忙了一宿特意给我做了打糕。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我就坐上了专门送我的马车，大小梨花的百姓站在大道上瞅着我。班里的同志走上前一一和我握手，对我说：“班长，好好养病，我们等着你。”刘庆林和老杜眼含热泪，握着我的手不愿撒开。我说：“同志们，等着我吧，我一定回来和大家一起工作。”
马车出了屯子上了大道。我摆手和同志们告别，站在屯边的人都向我挥手。这时候，只见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
第 五十四 章 江边枪声
一九四六年五月，我因病离开了舒兰县工作队，回到黄鱼圈岳父家养病。同年六月随着舒兰县境内各地政府的建立健全，舒兰县工作队解散，部队的同志都回到了原单位。地方抽调的同志有的参了军，有的回到了老家的政府部门工作。
在工作队临解散的时候，刘庆林代表班里的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信的结尾是，两山到不了一块，两人总能相逢的，在革命的道路上我们永远是兄弟。老杜特意叫来人捎给我一张狍皮，说这东西铺上它对我的腰腿疼大有好处，并叫来人转告叫我见物思人，不要忘了他和我的友情。
看到信和狍皮，我夜不能寝，思绪万千。回想起和工作队同志们同甘共苦的岁月，和土匪战斗惊心动魄的场面，打土豪斗恶霸时令人难忘的情景以及屯中贫穷百姓们淳朴、善良、真诚，不免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真恨不得马上重返工作岗位！可是我这该死的风湿病就是不见好转，而且愈来愈重。
说句实在话，我在黄鱼圈养病期间，虽然生活条件好，又有玉莲在身边陪伴，但是我的心情是苦闷的。玉莲问我：“你怎么从回来就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我是有口难言哪，因为一是人忙惯了，冷不丁闲下来，一时半会适应不了，心里总觉得烦躁不安；二是从我回来以后，赵四爷的一家对我不像以前那么热乎。什么原因我心知肚明，就是因为我参加了共产党工作队。而在一九四六年夏天，东北的老百姓已对共产党有了一定的认识，穷人都在向共产党靠拢，财主们则开始恨起了共产党。像赵四爷这样虽然不是土豪恶霸，但是对共产党也是不欢迎的。当时赵氏家族有几个大户也被斗，所以我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在不受欢迎的环境中生活心情自然就是苦闷。我几次提出要回家养病，都遭到玉莲的斥责，她说：“你那个穷家，吃没好吃，抓药又没钱，咋养你这病！咱家不没人说你啥吗，你自个多那个心干啥？”
赵四爷知道我想回家养病的事后，专门找我唠了一下。他说：“喜山哪，你不要多心，我对你这个人没什么想法。年轻人嘛，对事都有自己的见解，走什么样的路自己都可选择，我从来不干涉子女做什么工作。我这一段心情不好，倒不是我对共产党八路军有什么意见。我也看出来了，这共产党的政府是给老百姓办事的。说句实在的话，我是从后清过来的人，这政府我也经历了四代——后清、民国、满洲国和现在，哪一届的政府也没想过为穷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办几件实在事，只有共产党提出了这个口号。能不能实现咱不说，就凭这份心，我也知道这共产党不简单，将来必然成气候。因为现在的穷人太多了。你别看咱家不缺吃、不缺穿，年景还过得去，但是我一看到那些过不上日子的人家这心里也不好受。有时睡不着觉我就想啊，都是同样的人，都来到世上走一回，干啥有享福的有遭罪的？这人人都享福那多好啊！可咱一个老百姓能做什么呢？救济救济穷人，多给要饭点粮食这就是咱份内的事，所以你参加共产党的工作队我没说啥。不过我有一件事老琢磨不透，你说这共产党叫穷人翻身我不反对，打一些个恶霸我也觉得解恨。可是像咱族里那几户本本分分的过日子人家，就是省吃俭用攒点钱，有点地，凭什么就把人家给斗了？听农会的人讲，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将来也得斗，不知是真是假？要那样，我觉得这共产党可真就有点不讲理了。”
对于赵四爷的这番话，我当时不但没有解答出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赞同。
正在这个时候，赵四爷家发生了一件闹心的事。
一九四六年七月赵家这时已改名叫赵杰的二公子赵玉珊从长春回来探亲。当时他着的是便装，跟外人说他在长春小学教学。可家里人都知道，他在长春国民党中央军里当大官，具体是个什么样官没人知道。家里人也没人打听他当多大官，我这个当共产党工作队的妹夫更不能打听那些事。
赵杰回来探亲，在赵氏家族来讲是件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