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不同意陈道生蹬三轮，“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陈道生说，“你不是讲过的嘛，我就是一个蹬三轮的料。”话不投机半句多，俩人都不说了，陈道生虽然这么多年在钱家珍语言和拳脚的暴力下生活，但陈道生真的决定了的事钱家珍一点办法也没有，就像他当初开店，还有后来借三十万，都栽了，都是他一意孤行决定的。
76号院子里笼罩着倒霉的气氛，晚上收摊后串门聊天的情绪很少了，要不是商量什么事，他们就各自闷在屋里喝几杯闷酒，倒头便睡，不少人的睡梦中出现过陈道生上吊喝老鼠药的场景而且还办了丧事，陈道生在他们的梦中已经死过好多次了，只是大家谁也没说过，所以陈道生也不知道。陈家的变故对于76号大院每一个人来说都是身上长出的一个脓疮，借钱给陈道生是挤掉脓疮的努力，而这一努力最终结果是脓疮的全面溃烂，疼痛因此而加剧。如果说陈小莉被捕是陈家自己制造的灾难，那么三十万被骗就是大家共同参与制造并直接导致陈家的灭顶之灾，他们甚至比陈道生更信任刘思昌，他们客观上支持与协助了刘思昌的成功诈骗，这是一次集体中毒。所以如今打落牙齿往肚里咽是必然的，此时的沉默不是在做“爆发”或“死亡”的选择题，而是在进行漫长而深刻的反省，所以有时候他们甚至感到对不起陈道生，如果当初有三两个人跳出来坚决反对，如果当初不借钱也不帮着借钱，陈道生的三十万在刘思昌出逃前的一个星期内是无论如何也凑不齐的。他们眼下都想帮陈道生，帮陈道生也就是帮自己，倒不是为了能拿回自己借出的钱，而是为了拯救每个人失败的心理。冬季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季节，反省的效果在呼啸的西北风启发下相当显著，只是他们本身就是穷困潦倒需要别人帮助的人，所以王奎只能给货场的老板送了一条三十块钱的“江湖”牌香烟，争取了一个蹬三轮的活，胡连河让陈道生一起去郊区贩猪然后私下屠宰，私下杀猪跟私下杀人一样严重，要是杀了一头病猪在市场上卖肉。被卫生检疫部门逮住了，罚个倾家荡产是很简单的处罚，要是吃出人命来，那就得抵命，陈道生不干，洪阿宝做卤菜，生意也不太好做，这一带是全市闻名的每天都有企业破产的工厂区，能买得起卤菜的人越来越少，刘德贵修鞋摊旁摆个打气筒，打一次气只有五分钱，每天守在风声四起的巷口，一天挣不了几块钱，人也像个晒干的萝卜一样蔫蔫的毫无生气，所有这些行当糊口还差不多，要是想还三十万巨债，那就相当于杀猪的胡连河妄图跟影星结婚一样，完全是白日做梦，眼下陈道生只能先打算去蹬三轮，活累但来钱容易一些，且没有风险，陈道生一无本钱，二不想冒险。
几天后，院子里像过节一样隆重，发低保金的日子是每月的十八号，这是一个商铺开张的好日子，把数字翻译成文字就是“要发”，而领低保金的人丝毫都没有发财的迹象，所以这个日子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对贫穷的一种反讽和嘲弄，但手里数着救命的钱，脸上还是很高兴的。
冯三根是裹着一身寒气推开陈道生家门的，他走进灯光下嘴里就冒出了一团团热气，他搓着开裂的双手，一说话热气就碎了，“道生，忙呀？鬼天气，冷死了，一天下来爆胎的打气的，没几个。”陈道生家杉木脚盆又坏了，他在灯下用铁丝箍盆，这是父母当年留下的唯一遗产，木盆上留有父母的余温，他箍盆的过程就像同死去多年的父母谈心，很细很慢。见冯三根进来了，陈道生站起来递烟倒茶，落座后，寒暄了几句天气之后，冯三根反复暗示天冷车胎不容易坏，连跑气的都很少，生意相当难做，陈道生心里也明白了几分，就问他老婆身体怎么样，冯三根用粗裂的手擤了一把鼻涕，在上了补丁的球鞋帮子上擦了擦，很无奈地叹了口气，“胆结石疼得夜里在床上直打滚，我用烧烫的火砖给她焐着，还是鬼叫，我骂她几句，她就要寻死觅活的，真没办法。”陈道生从棉袄口袋里掏出刚领的低保金，“下午领了钱，我就想给你送去了，可盆坏了，忙着箍盆，就耽搁了。先还你二百，赶紧带你老婆去看病，余下的八十五块钱，下个月还你，好不好？”冯三根一边说我不是来要钱的一边已经将钱接了过来，临走的时候，冯三根一再道歉说，“真不好意思，本不该收你的钱。”陈道生说，“是我不好意思，欠了这么多钱，一时又还不上。”
冯三根走后，钱家珍问陈道生，“三轮买不成了，眼看着就没米下锅了。”陈道生像谈起别人的事情一样淡淡地说，“再想办法吧，还有五六十块钱呢，买米够了，饿不死的。”
于文英来了一趟，她苍白而清秀的脸在寒冷的刺激下有了些许血色，像产后喝了许多鸡汤一样，陈道生好几天没见于文英，发现于文英有点吴琼花参加了红色娘子军翻身得解放的自由，这种感觉让陈道生备感失败。于文英说她在“红房子”快餐店找了一份卖盒饭的工作，每月二百六十块钱，店里缺洗菜的女工，她对钱家珍说，“婶子，你反正在家也没什么事。去上班的话一个月还能挣二百二十块钱呢。”钱家珍正全心全意地调着噪音严重的收音机，收音机里男男女女的声音和音乐唱歌的声音随着她手指转动旋钮在耳膜中一路小跑地匆忙经过，她没用正眼看她，冷冷地说，“你当营业员，我当洗菜工，你拿二百六，我拿二百二，你们店是婊子店，还是快餐店，打工还要看年龄和长相？”于文英的脸涨得通红，她的眼睛里委屈的泪水直打转，陈道生对钱家珍不满地说，“你就是什么话难听说什么话，人家小于也是一片好心，做人不能不讲良心。”钱家珍歪过头，“是呀，你好听的话听的太多了，才回家跟老婆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的，有本事把你请到快餐店当经理去。”
于文英气得流着泪走了。
西北风一阵紧似一阵地掠过头顶，没有月亮的夜空，星星在固定的位置上抖动着细碎的微光，见证这个夜晚无法兑现的事实。
第二天是个不阴不阳的天气，太阳似有若无，似无若有，冬天的城市各种锅炉开足了马力，天空弥漫着黑色黄色的浓烟，太阳被呛死在滚滚狼烟的后面，像一块没烤熟的烧饼死气沉沉。王奎一大早敲开了陈道生的门。他说，“低保金不是发下来嘛，我陪你去买三轮，上午就跟我去货场。”陈道生揉着一双还没完全睁开的眼睛，“腰还是疼，恐怕干不了这活。”王奎说，“你要是钱不够，就买一个二手车，百把块钱就够了，实在没钱，院子里每家凑个一二十块钱。”陈道生说，“家里出了这么大事，我老是走神，我考虑过了，要是钻大街走小巷，被汽车撞残了撞死了，这么多债就根本还不掉了，再说腰肌劳损的老毛病冬天犯得很厉害。”王奎觉得陈道生说得在理，就不再坚持，他自言自语了一句，“一条烟白丢了”，陈道生望着他，“一条烟？”王奎急中生智，“我是说蹬一天三轮最少能挣一条烟。”他没有说出给货场老板送三十块钱一条烟的真相。
陈道生没钱买车。三十万都能借，三百块还不能借吗？可对于一根筋的陈道生来说，正是因为借了三十万，他再也不能借三毛钱，借一分钱都会让他神经分裂生不如死，借钱等于是借命，眼下“借”和“偷”与“抢”是同一个词，他害怕报纸上大街上任何一个地方出现的“借”字，也害怕人们口中说出“借”，“借”成了他最恐惧最不能容忍的一个汉字，这个字在他的辞典里是一个最反动的字眼，言说和使用这个字都是一种罪行。另一种潜伏在陈道生内心的想法就是蹬三轮如何才能还得清三十万，他这几个夜晚彻夜算账，如果蹬三轮每月能挣四百，用低保金过日子，蹬三轮的钱每年一分不花只有四千八百块钱，三十万要还上六十二年半，还完的时候他已经一百零七岁，一个一百零七岁的老人蹬三轮就像一个一岁零七个月的婴儿蹬三轮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蹬三轮只能是混一口饭吃，混一口饭吃只是为了活着，他现在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还债，如果还不了债，就缺少活下去的理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他宁愿不活。陈道生知道自己的计算方式既不科学也不合理，但他实在找不到更好的计算方式能够让他的还债成为可能，所以他不想去蹬三轮，不蹬三轮又能靠什么赚钱，没技术，没资金，没经验，赚大钱除非贩毒，那可是刘思昌干的，他不能干也不敢干，所有的想象与设计都在天亮时分成为窗外的巨大的空白。他想不出更好办法，买三轮的钱还了冯三根后，正好顺水推舟地不买了。
陈道生这几天在街上到处乱转，像一只迷途的苍蝇在寻找冬天毫无可能的活路，他走过城市的马路和高楼，他发现城市的每一扇敞开的门都在拒绝着他进入的妄想，他还债的信心被色彩绚丽的城市搅得一片凌乱，他不知道如何熬过剩余的日子，一路上他像一个小学生在构思一篇永远也难以让老师满意的作文，风直接灌进他的脖子里，他一点都不冷。对冷的麻木与对交通规则的麻木是同步产生的，所以横穿马路被警察罚款五毛钱，一辆酷似刘思昌的桑塔纳轿车在陈道生的膝盖三厘米的地方紧急刹住，车窗里伸出一颗与刘思昌截然相反的脑袋，“你他妈的找死呀！”陈道生一闪身，诚恳地道歉着，“对不起，对不起！”
需要说明的是，陈道生这几天闲逛根本不是为了找工作，只是为了感受他在这个城市行走的可能性，走神与恍惚是最明显的感觉，其次就是他发现城市与他毫不相干，他的鞋子经过每一寸马路都有一种非法入侵的压力，城市否定他的行走的姿势和鞋子的方向，这使他首先决定不去蹬三轮。
然而，陈道生能看到风的缝隙，这些缝隙是任何其他人看不到的，他从缝隙里找到了回到三圣街的路，这让他感觉到无形中有一只手在他距离灭亡最近的地方拉住了他，父亲临死的话揣在他的口袋里和心灵里，“日子不是过下去的，而是熬下去的。”“熬下去”是煎熬下的活着，所以陈道生愿意像一只虾或一条鱼一样在油锅里跳舞，只要敢在油锅里跳，就有可能跳到锅台上来，就有可能活下去。这肯定是父亲的意思，他在四十五岁的时候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就能找到回三圣街76号的路。
吴奶奶见陈道生无事一样地回到了院子里，手里就拿着一棵砍了一半的大白菜过来了，她漏风的牙齿说出的话很柔软，音节之间像是用胶水粘住了一样，“道生呀，你不去蹬三轮是对的，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天老爷也帮不上忙了。”陈道生点点头，“吴奶奶，不怕你笑话，我这阵子有些走神，注意力不集中。”吴奶奶说，“三圣街总有些人担心钱没着落，可我们院子里总没有催债的吧。谁要是逼你，我就骂他家祖宗三代。”
陈道生说，“欠债还钱，该骂的是我。”
6
院子里，孙大强拧住儿子孙小果的耳朵用脚踢他的屁股，孙小果歪着脑袋随着孙大强手的方向打转，嘴里嗷嗷直叫，孙大强一边踢一边喘气，“我看你还敢不敢偷嘴了。”上小学五年级的孙小果偷了家里的五毛钱买了两串冰糖葫芦，放学回到家里还留了一串没舍得吃，到处找五毛钱下落的孙大强在儿子书包里发现了，小果一看爸爸的脸色，拔腿往院子里跑，孙大强一把揪住小果的耳朵，院子里就闹开了。从王奎家出来的陈道生拉开孙大强，韦秀兰从屋里冲出来将孩子搂入怀中，手指着孙大强嚷道，“你能花那么多钱吃药，儿子就不能吃两串冰糖葫芦？”孙大强说，“他小东西偷钱，无法无天了！”陈道生站在孙大强父子之间，然后摸着小果的头说，“别哭了，哪天大伯做一些冰糖葫芦，送给你吃，一分钱不要。”
陈道生随口一句，竟激活了压抑的灵感。
陈道生卖冰糖葫芦了。
从水果批发市场批发了一麻袋鲜红的山楂，又在糖酒公司买回十斤冰糖，洗净山楂，熬化冰糖，将山楂倒在锅里搅拌，再用自制的毛竹竹签串好裹了糖衣的山楂，一串串冰糖葫芦就出锅了，陈道生将冰糖葫芦插在草坯四周，绑到自行车后架上，沿街串巷地叫卖开了。冰糖葫芦高高竖立在车后面，它们紧密地团结在草坯四周，远远看去，像是风中一棵红玫瑰树鲜花怒放。
大街上，女孩子们嘴和腿一样忙碌，边逛街边吃冰糖葫芦渲染着她们逍遥而浪漫的情绪，只是陈道生看到这些活蹦乱跳的女孩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女儿小莉，人也就有些发愣，递出去糖葫芦，却忘了收钱，手毫无目的地僵在半空里，三五成群的女孩们看着陈道生心不在焉就笑了起来，“免费送给我吃呀？”这时陈道生才回过神来，“两毛钱一串，六串一块二。”收了钱的陈道生将毛票和对女儿的想象一起装进棉袄口袋里，心里暖烘烘的。
中午时分，陈道生推着自行车来到繁华的胜利大街，在百花商场门口，一个蓬头垢面的八九岁小乞丐将一只肮脏的小手伸到了陈道生的面前，“大叔，行行好吧！”陈道生很为难地说，“我哪有钱呢？我跟要饭的差不多，你要是饿，就拿一串去吃吧！”小乞丐一听这话，迅速从草坯上拔了一串就跑，这时一下子从人群里又钻出五六个小乞丐，肮脏的手全都伸了过来，一个市容管理员冲过来扬起了拳头，“你们这帮小混蛋，还不快滚！”小乞丐们泥鳅一样地钻进人群里不见了，市容管理员胳膊上套着红袖章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很凶，他指着陈道生的鼻子教训道，“你充什么大款？那么多乞丐你能给得起吗？”陈道生看市容管理员有些蛮横，就跟他抬杠了，“不到走投无路，谁愿意出来要饭？”市容管理员眼睛看也不看他一眼，顺手撕了一张票据塞给他，“你推着车在商场门口摆游摊，扰乱市容，罚款五毛！”陈道生急了，“你凭什么罚款？我什么时候摆摊了？”市容管理员嘴上的一圈胡子严肃而紧张，他指着不远处一块蓝地白字的牌子说，“你文盲呀！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的，眼睛就盯着钱看了是不是？你要是再不老实的话，马上把你揪到执法队去。”陈道生看了牌子上禁止摆摊设点的警告，想起自己是出来挣钱还债的，不是争一口气的，就咽下一肚子窝囊，乖乖地掏出五毛钱递了过去，许多人停下脚步免费观看，陈道生脸涨得通红。收了钱的市容管理员还不忘要追加一句，“罚五毛钱让你长点记性。”陈道生想起当年在厂里备受尊重，想起当选市里先进时上台还跟副市长握过手，那时候这个管理员还不知在哪儿找活路呢，时过境迁，一切都变了，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用的破塑料袋被扔在寒冷的风中无人问津还被踏上一只脚，陈道生满腹悲凉，鼻子有点酸。
推着自行车的陈道生经过一个牛肉面小吃店前，卤牛肉的香味深入肺腑，陈道生嘴里情不自禁地浸出一腔口水，这时候他意识到肚子饿了，肠胃咕咕噜噜地在里面联合起来上访、造反，整个城市都已经 吃过午饭了，陈道生还没吃，他停下车问店主牛肉面多少钱一碗，一身牛肉味的店主站在客人稀少的店里伸长脖子，“小碗一块，大碗一块五。来一碗吧！”陈道生咽了咽唾沫，说，“我吃过了。”店主很不高兴地说，“吃过了还问什么？”陈道生没答话，推着车走向一个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