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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律师稀薄的头发在冬天将至的日子里愈加寥落，他坐在比他头发更加萧条的律师事务所里斗志昂扬，一堆颜色严肃的法律书籍凌乱地摊在桌上，各种条文在书中相互对峙，势不两立。陈道生的手越过法律条文给钟律师递过去一支香烟，火柴划着后，火焰朝着烟卷的方向移动，那些被照亮的法律依然在书中固定的位置上沉默，钟律师鼻孔里冒出一大串浓烟，他说，“起诉书说小莉承认倒卖了六十多包海洛因，缺少证据，不能仅凭小莉口供定罪，要把它翻过来，还有每包是不是有一克，这也查无实据，因为现在二手海洛因每包最多零点六克，而且纯度可能不足百分九十，如果公诉方拿不出足够的证据，全都要推翻。这帮人下手够狠的，要是真的每包一克，六十多克就够枪毙了，那是要掉脑袋的。”陈道生听着钟律师的话不以为然，他吐出嘴里混乱的烟雾，“说得像唱的一样，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了，我还说小莉一包没倒过呢。”钟律师要陈道生发动街坊邻居到时候上法庭作证，小莉从小是个规矩的孩子，是被坏人拉下水的，是被孟老板勾引去皇宫假日酒店的，要是有什么获奖证书、三好生奖状、优秀少先队员证书，都要带到法庭上去。陈道生说小莉是共青团员，她曾经在市中学生文艺汇演中获过舞蹈二等奖、独唱三等奖，证书要回去找。钟律师说找得越多越好，不能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随便就让他们判个永世不得翻身。
陈道生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巷子里大多数路灯都是坏的，残存的一两盏绑在电线杆上的路灯很勉强地亮着，黑暗中割出脸盆大的一块光晕摇晃在冷风中，比没有灯还要糟糕。车子链条颠掉了下来，陈道生跳下车，推着掉链子的车往家走，他不想回76号大院，他无法面对院子里的每一张沉默的面孔，明天就是刘思昌离开双河一个月的日子，是三十万还本付息的日子了，后天是小莉开庭的日子，这些日子像死亡的日子，让他恐惧而又无法拒绝，他想抵御这些日子的来临，可这些日子却像优秀运动员最后冲刺一样，越跑越快，越跑越近，他头顶上的天一亮，就是明天了，明天让他哑口无言。刘思昌呀刘思昌，哪怕你打一个电话来说一句谎话，也让我跟街坊们有个交代，可此刻连谎言也等不来，他有些抱怨刘思昌，小莉救不了也就罢了，就算是你遇到了什么困难，或者被人暗算了，也得打个招呼，争取街坊们同情和谅解，人不死账不赖，谁也不会用刀子去捅你的。眼下街坊邻居们越沉默，陈道生越难受，就如同殡仪馆遗体告别一样，谁都不说话，不说话是因为彻骨的疼痛和绝望，陈道生不想绝望，但绝望就如同一条忠于职守的狗尾随着他每一步。
他轻轻地推开76号院的大门，像一个小偷，蹑手蹑脚，鞋底棉花般的松软，可架车的时候，车胎还是撞到了墙角的一个坏了的水缸上，水缸上的筛子掉了下来，发出了一连串琐碎的声响，筛子里面好像有一些豆子。院子里没有任何动静，每家每户窗口泛着昏黄的光，或浓或淡，鬼火一样飘浮在夜色中，陈道生进门的时候，屋里没开灯，钱家珍打牌还没回来，他默默地坐在黑暗中，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着，然后看烟头上的火星在黑暗中喘息，他感觉自己如同坐在一片墓地里，前后左右都是倒伏的尸体。钱家珍进门拉亮电灯的时候，吓了一跳，“你怎么像个鬼一样的，坐在这里发什么愣？”陈道生看到了钱家珍脸上输牌的情绪，就不咸不淡地应付一句，“去找钟律师了，累了。”钱家珍将干瘪的帆布小钱包往床上一扔，“陈道生，我先跟你打一个招呼，要是三十万栽了，我肯定要跟你离婚，我才四十二岁，我可不想被人家逼得跟你一起找绳子上吊。”陈道生一听上吊的字眼，就有一种盐水泼到伤口上的疼痛，他站起来扔掉烟头，“天塌下来，我顶着。这个家，你以前没问过，以后也不要你问，你想怎么着都行。”钱家珍掀开米缸找米做饭，米缸空了，她就在一个塑料袋里找出了半把面条，“打牌的时候，齐小云、吴明兰都说借的钱到期了，问我哪天还钱，可刘思昌呢？一个月了，小莉都要判刑了，他连个影子都没有。”陈道生按照自己的推理一厢情愿地说，“刘思昌遇到了一点麻烦，他也是好心帮我们忙，总不能在他落难的时候找他拼命吧。”
第二天早晨的阳光照亮了三圣街和76号大院，悬挂在头顶上鲜艳的太阳此刻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它只是在缓慢的移动中提醒着所有的债主们，刘思昌出门一个月了，陈道生还钱的日子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可直到太阳从西边的天空一头栽进城市的楼房后面，陈道生没还钱，也没回家。
这一天陈道生一直待在店里。漫长的一天像是过了一辈子。
这一天陈道生集中全部精力等待着裤腰带上传呼机震动的声音，上午的时候响过一次，是钟律师打来的，钟律师说律师费你看着给，我不想挣你的钱，但来往交通费、资料打印费最好先付个一二百块钱，中午的一个传呼在墨绿色的屏幕上显示了一长串号码，这一长串号码就像一长串希望一样让他热血沸腾，而且显示的区号明确地告诉他是从云南昆明打过来的，他的鼻子一酸，眼泪就流出来了，他站在店里的一件崭新的棉袄下方哽咽着说，“刘思昌呀，刘思昌，你终于给我来电话了，你不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我了解你。”
于文英掏出透着兰草香味的手帕递给陈道生，“你要好好地说他一顿，太不像话了，最后一天才来电话，这不是把人放在油锅上活烤吗？让他本钱还掉算了，不挣他那个钱了，小莉也不需要他帮忙了。没本事吹什么牛，好像双河市是他家里开的店一样。”
陈道生没接手帕，他用粗糙的手抹了抹眼泪，“思昌也是为了帮我家，他肯定有他的难处。”话没说完，人已经冲出店门，出了店门的陈道生一路小跑到十字路口的电话亭回电话。
电话亭老太太见陈道生来了，还说了一句鼓舞人心的话，“陈老板，又是什么大买卖来了？跑得跟飞一样，挣了大钱可要多付些电话费哟。”
陈道生没接老太太的话，抓起话筒就照着传呼机上的云南号码按电话键，电话通了，陈道生刚喂了一声，就听到里面一个女人的声音哭泣着说，“姓陈的，你可把我害惨了，我打了你一百多遍传呼你都不回。”
陈道生愣住了，怎么是个女的，难道是刘思昌带女人出差的？可口音好像又不是本地的，在外地找的？他脑子很乱，对着话筒大声喊道，“我是陈道生，刘思昌呢？请你让思昌接电话！”
电话里的女人声音咽住了，“你不是双河市的陈天昊吗？”
陈道生傻眼了，他对着话筒喊道，“我是双河市的陈道生，是开服装店的。刘思昌在吗？”
女人声音愤怒地吼道，“这个遭天杀的陈天吴，我的肚子里孩子都六个月了，他说要对我负责的，王八蛋，死哪儿去了？”说着电话就挂了。
陈道生愣了一会，又回拨过去电话，一接通，陈道生就对着话筒说，“算我求你了，你让刘思昌接电话，好不好？”电话里那个怀孕六个月的女人气急败坏地嚷道，“你烦不烦，不就打错传呼了，我头都急晕了！”电话断了。
陈道生最后的希望灭了，但他似乎又不甘心，他站在中午的电话亭外面，手里抓住话筒，像抓住了刘思昌的衣领，手心里全是汗。
于文英见陈道生拖着快要散架的身子走回店里，心里已经明白了几分，她不敢问也不好问，只是默默地将折叠椅搬到有阳光地方，她觉得陈道生应该先坐下来，不然他就会像一块豆腐一样碎掉。陈道生没坐，脸色苍白地站在于文英面前，“人家打错了。”于文英脸涨红了，“陈叔，不是我说你，如今这个世上，像你这样的人已经没有了，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刘思昌就是看你人善心软，才对你下手的。”
这一次，陈道生没再说话，他再也无力为刘思昌辩解，语言此时已不再产生意义，语言是一种失血的音节，类似于风的响动。
从四里河回家的路越走越窄，就如同是陈道生的命运之路，经过一段短暂的四车道大马路，自行车转入两车道的老马路，然后进入相对漫长的沿河单车道，到三圣街街口的时候，就成了一条石板街道。街口秦大爷杂货店门头上孤独地亮着一个电灯泡，类似于叫卖的广告，陈道生跳下车正要去给刘思昌打电话，传呼机在手中醒了，震得他手掌发麻手心滚烫，他努力睁大眼睛，可还是看不出来电的方位。车子歪倒在台阶下，陈道生两步就窜到了秦大爷木质柜台边，看号码，很熟悉，是苏州一家服装厂的，打通电话，服装厂让陈道生付款，并告诉他新款棉袄和夹克又出来了。
离开杂货店前，陈道生最后一次拨了刘思昌大哥大的电话，电话里重复着“电话已关机”的提示音就像他家用了几十年的松木洗脚盆一样熟悉。
这一次，陈道生很平静，他放下电话的姿势就如同吃完饭放下筷子一样正常。
陈道生没有立即回家，他调转车头骑到附近青瓦巷的小吃一条街，街两边蚂蚁一样密集的食客围着小摊贩吃得热火朝天，油炸鸡肝、鸭血汤、烧狗杂碎、烤羊腰、卤猪蹄、油焖猪大肠……
陈道生晚上是提着五块钱猪大肠回家的。
钱家珍坐在黑白电视机前看屏幕上衣服穿得很少的男女们又蹦又跳，音乐声在破损严重的喇叭里呜里呜噜地，像是患了重感冒哑了嗓子，见陈道生进门，钱家珍拖着虚胖的身子将一铝锅稀粥端上了桌子，一碟腌萝卜和两个不冒热气的馒头挨着铝锅死气沉沉，陈道生将油焖猪大肠倒在一个碗里摆到桌子中央，钱家珍很吃惊，张着嘴舌头吐出很长一截，“哪根筋断了，油焖猪大肠都敢买，成大款了？”陈道生又拿了两个酒杯，倒满，示意钱家珍坐下来。钱家珍疑疑惑惑地坐下来，屁股很不踏实，她看着陈道生像看着一个古代人物，手里端起酒杯，问，“酒里没下毒吧？”陈道生仰起头先将一杯酒倒进喉咙里，他一脸诚恳地望着钱家珍，将一截肠子夹到她的碗里，声音凄惶地说，“你跟我这么多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对不起你和小莉，我承认自己无能，这个家落到如今这个地步，责任全在我。”钱家珍不吃猪大肠，也不喝酒，她按照自己一贯的风格说，“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谦虚了？”陈道生不正面接话，抬起头端起酒杯伸过来，“你是受了不少苦，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眼下家里遇到大难的关口，离婚能不能等两年再说，一离婚，人家会说我们两口子玩金蝉脱壳计，我面子上也挂不住，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陈道生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他端着酒杯伸到钱家珍面前，钱家珍犹豫了一下，将酒喝了下去，她放下酒杯说，“原来你买猪大肠是要我不离婚，眼下小莉是没救了，三十万元债也是背定了，我不离婚又怎么活？你是想拉着我给你陪葬是不是？”钱家珍也抹起了眼泪。陈道生仰起头看着黑糊糊的屋顶，眼泪倒流向脑门，他绝望地吐出一句话，“命里真的注定要我妻离子散了。”
钱家珍看陈道生面如死灰，就说道，“你以为我想离婚呀，不讲了，到时候再说。”
陈道生将一杯酒又倒进喉咙里，他低着头一言不发，桌上猪大肠没动，像几截粗绳弯曲在碗里，陈道生怎么看都觉得像上吊用的绳子。屋里空气冰凉，灯光暧昧。屋外的冬天已经正式抵达了，不知谁家屋顶的瓦被风刮掉到院子里，粉碎的声音惊心动魄。
这个晚上，76号大院没有一个人来陈道生家要债，也没有一个人来串门，他们对无济于事的要债或串门已没有任何抬腿的力气，所有的人沉沦于黑暗中的被窝里努力回忆刘思昌留下的造型和姿势，然后进入到一个漫长而荒诞的噩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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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生没吃早饭就去杂货店回钟律师电话，电话里的钟律师说，“你找了几个证人？明天他们一定要到法庭上去，我想今天去你那里见一见证人。”陈道生站在冷风中身体和牙齿瑟瑟发抖，他断断续续地说，“钟律师，你已经见过我女儿了，她怎么交代就怎么判吧，我也找不到证人，找不到证书，三十万哪。我怎么办呢？借了四五百户哪，我怎么交代呀！你的二百块钱交通费，我会给的，拜托你了！”
陈道生放下电话不知该往哪儿去，眼前的路四通八达，但没有一条路是属于他的或者说每一条路都拒绝着陈道生的鞋子毫无意义地从上面经过。
陈道生站在巷口的风里愣了好半天，无处可去使他脚步方向的选择变得相当困难，在频繁地与来来往往的街坊们打招呼的时候，他发现街坊们神色都很平静，好像这个早晨什么也没发生，这种波澜不惊的表情让陈道生更加心虚，他抬腿就走，当脚步停下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站在74号大院于文英家门口。于文英也起床了，她端着痰盂正准备出门，见陈道生来了，她急忙将塑料痰盂放到门后面招呼陈道生进门，“这么早呀，我正想去找你呢，苏州上海不是老嫌我们进货少吗，市红叶服装厂冬装做得不错，隔壁几家店里都进货了，我看过了，质量相当好，店里货缺了不少，要不就在本地进。”
陈道生没有进门，他站在于文英家腐朽的门框边，掉了魂似的，嗓子都冒烟了，“小于，你的钱今天是还不了了，街坊们的钱都还不了了，三十万哪，你说怎么办呢？钱家珍要跟我离婚。”
于文英首先回答的是陈道生与钱家珍的婚姻问题，“那不是婶子跟你说气话嘛，不会跟你离婚的。”
陈道生很委屈地说，“我都说不出口，钱家珍去年就跟我闹离婚了，我没答应，如今出了这么大的事，留也留不住了。”
于文英能说的话就是，“不会的，气头上杀人放火的话都敢说，好多人家两口子吵架摔碎一个碗就嚷着离婚了，两口子闹气说的最多的话不就是离婚嘛，当不得真的。”
陈道生这时好像回过神来了，大清早出现在一个年轻的寡妇家门前，这是很忌讳的，于是他就往院子大门外走，于文英边说话边送他，“你忙你的，我马上吃了饭就去店里，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刘思昌拿走的钱，迟早是要还给你的，他不敢回来，肯定是为了躲债。”院子里早起的女人们有的在做饭，有的出门倒马桶，女人们并没有用怀疑的眼光看陈道生，几十年了，她们知道陈道生的为人，所以也就很平常地跟陈道生打招呼。
刚出了74号大门，钱家珍看到了陈道生和于文英一里一外地隔着门槛说话，钱家珍声音像掺了铁沙子似的嚷道，“你死哪儿去了？到处找你都找不到人影。”
于文英回院子里去了，陈道生跟她解释说，“给钟律师打电话了。”
钱家珍一把扯住陈道生的衣服袖子，“74号院子一部电话都没有，你扯谎都扯不圆。”
巷子里来来往往的都是熟人，好面子的陈道生挣开钱家珍的手，压低声音说，“我跟小于商量进货的事。”
钱家珍踢了他一脚，“你爬到人家床上能商量什么进货？小莉要判刑了，三十万也全栽了，你一大早就跑过来跟小寡妇鬼混，陈道生，我要不跟你离婚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