Ｔ紊蕉谷崭莸氐墓鄢窍亍⒉芟叵爻ぁ�1945年到热河省，后任围场县委书记，全国解放后调热河省政府任秘书长，后任省委秘书长。这是一个工作很务实又讲真话的干部。至于王克东带队在朝梁子搞调查并写了报告的具体情况，包括承德一位资深的搞党史专门研究他的专家，一直想当面问个究竟，可惜他与克东同志多次讨论热河和承德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却忘记了问这件事。王克东去世后，这事成了专家的憾事，对于我们亦是如此。不过，我猜想，搞调查的时候，王克东并不是热河省的主要当家人，在全国搞合作化高潮之际，他的调查报告不可能是逆风而行的，否则毛泽东主席也不会写按语。但当热河省撤了后，王克东当了承德地委第一书记，成了主要当家人、决策者，情况就有了很大变化。
王克东更加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塞外这片贫瘠的山区如何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渐渐地就有了他的思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承德地委制定的有关“毛驴下放”的一系列政策。这也成了他日后的一大罪状。什么是“毛驴下放”呢？1958年末，中央发现了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开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的一些错误。1959年上半年，王克东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领导地委一班人对前段“左”的做法做政策性调整：降低了全区农业生产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大跃进”以来各种“大办”中的一平二调进行退赔；对1958年的决算，实行三级核算，两级（大队、生产队）分配，公社提成，大队包干的分配方案；决定凡是毛驴以为生活服务为主的地方，将毛驴下放到户饲养；解散群众最为反感的农村食堂。
因为我在塞北农村插队五年，虽然年代稍后，但很明白“毛驴下放”的实质，就是允许农民个人饲养（拥有）毛驴。应该说这是很为老百姓着想的。当毛驴都入社后，农民想驮个柴火、粮食，以及走娘家，推碾子拉磨，就必须到生产队去“号”驴，即在队长那申请，排队，最终才能借到一条驴使。这对群众生活是非常不方便的。王克东的举动，显然既符合当时中央的精神，又符合群众的要求。在1958年末至1959年上半年，不仅王克东，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都脚踏实地地在农村干着这一类事。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风”向突然变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自上而下地搞起了反“右倾”运动。与省里步调不甚一致的承德自然不可逃过这一劫，而王克东的命运尤其悲惨，一转眼就定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随后河北省委在《关于以王克东为代表的恢复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将王克东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一个在党内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农村富裕中农资本主义势力典型的政治代表”。
老天爷啊！今天的年轻人根本无法想象这一大段话是怎么排列出来的，更难想象被扣上这些大帽子之后意味着什么。回答又很简单，那就是政治上的死刑，人生道路的绝壁。如果承受力稍弱，就得自杀了。好在受这种冤屈的不是一两个人。况且这些人多数都是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承受力很强。于是，王克东就到石家庄的一个县去当副县长，开始了被发配后的另一种生活。但事情又远没有这么简单地收场，一个地区的一把手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那么他手下的干部呢？我都不忍心将下面的文字写出来，但又不得不写：
这一次以批判王克东为中心的反右倾运动，规模越搞越大，范围越来越广，由批判王克东一人，进而牵连到一个所谓的“反党集团”。包括主管农业的地委副书记、农村工作部部长副部长，以及在工作中支持过王克东或执行了地委所制定的政策的干部。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有市、县委书记、委员、科局长、公社书记、社长等党员干部一百零三人；有九百五十六个单位连续搞了五个多月反右倾运动，有五百二十七名党员干部被认定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中二百七十二人被定为犯有“严重右倾错误”和“右派机会主义分子”。大多数人被撤职、免职调离。真是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劫难所及，无一幸免。
一个小小的承德地区那时能有多少干部？这么一整，基本上把原热河留下的干部一网打尽了，侥幸者则惶惶不可终日，尔后外派来的干部，必然首先要与“热河派”划清界限站稳立场。“热河”终成了一个不敢言及人人避之的怪东西了。以至1962年按照中央精神，为王克东那一批人平反时，时任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立三不得不做大量的工作。他提到王克东（工作）也是很好的，我们把人家批判错了嘛！就应当给人家官复原职。李立三之所以要做很多工作，是因为河北省委对王克东等人的平反意见，虽已写出了草稿，但在同意平反时，又还多少留了一些“尾巴”。“尾巴”在那个年代很可怕，有“尾巴”的人，不管如何被平反，实际上也是弄不“平”的。“尾巴”在里面鼓着，很难看，很难受。
自此，承德开始忌讳谈热河二字。直到后来，包括城市街道店铺门匾，都不见热河字样的题迹。这种余悸延续了很多年。那时热河（泉）似乎也知道了自己不招人喜欢，于是它的热度逐渐降低，冬季没了以前的蒸汽，夏季水量也不再多了。她像一个被训怕的孩子，胆怯怯畏缩在离宫湖水的一个角落。水草萌生，碎石遮岸，如果没人指点，生人很难寻着。或许再过些年，它就会彻底没了踪迹。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所在的地委党校前身是热河省委党校。学校有个礼堂，隔出一部分堆了不少旧桌椅。我去翻，翻出一台包着皮面两头沉的大办公桌，跟《列宁在一九一八》克里姆林宫里的办公桌差不多，桌的一侧印着热河省委办公厅多少多少号。我很喜欢，搬到宿舍里，摆上书，还写了鲁迅的一首诗，即“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贴在墙上。没过几天，教研室的一个运动积极分子就找我谈话，问你知道那桌子是谁的吗？你写那诗是什么意思？我茫然了。幸好我插队多年，练得胆大，说谁用过跟我有什么关系，写那诗是向鲁迅学习，你不让吗？把他气得够呛，但由此我入党的要求也就迟迟得不到批准。事后才知道那办公桌曾是热河省委领导用过的，而“躲在塞北成一统”，正是所谓“热河派”的罪名之一。
到了九十年代初，我当地委机关报《承德群众报》社长。我很喜欢那个报名，那是当年请郭沫若先生题的。说来有趣，包括群众电影院等，热河省是很看重群众二字的。但当地、市合并后（以市为主），报名就奉命不要“群众”二字了。后来增办晚报，我取名《热河晚报》，应该说是挺好的报名。而日后一旦我辞了社长专事写作，晚报的热河二字也就变没了。我当时还曾暗想热河啊热河，你到底是怎样把人得罪了？
热河是能化冰（兵）的。但化了干戈，却又难成玉帛。玉帛是怕水的，多好的玉帛沾了水，也要变形乃至发霉受损，而运动的祸水及后患却是接连不断。虽然这种联想与现实并无因果关系，但事实上热河城原有的平和心态已在人员（人口）的更迭及猛增中逐渐被改变，直至被冲击得难以复存。有人告诉我，1964年搞“四清”时，当万人工作团浩浩荡荡开进某县城时，当天被吓死（自杀）的就不下几十人。运动连连，指鹿为马，大军压境，草木皆兵。由此，再看出现拆文庙等等举动，也就不奇怪了。记得我初参加工作那年冬天，市里批判一位叫翟向东的市委书记（副书记）。翟向东是个文化人，对承德的历史很有研究，后调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主持批判会的是市武装部的一位军人（这事无法回避，当时武装部权力大）。据说拆文庙就是由他们一些人决定的。那日天甚寒，热河省时建的“群众电影院”里没有暖气，贼冷，军人披着绿大衣坐在台中央，翟向东坐在一边，面前有个小桌，他记录。我坐在楼上最后一排，冻得两脚发木，不由得跺了几下地板。楼上是木结构，咚咚响，就有人回头看。很快就反映到党校，说地区的干部参加市里的会不守纪律。还好，地区和市里有矛盾，领导没追究。但我已觉出热河历史上虽不动刀枪，但这会子却不太平。可那时哪里又太平呢？又找不到，于是我一个小青年也只能变得少说话慢开口，以保平安。
终于有那么一天，许多人没想到，热河水当然更不会想到，上苍还会把一个讲理讲法的时代还给人们，赐予人间。热河省时建的剧场内吊着一只硕大的莲花灯，虽然与今日任何一家宾馆里的吊灯相比，都显得粗笨土气，但在当时，仍属高档的灯具。我去剧场时，很想看它亮的样子。但那些年这灯从未亮过，以至于让人以为它亮不了了。但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我们又去剧场，忽然见那上面的灯全部大亮了，亮得人心花怒放，同时又有几分心酸与感慨。
承德因热河而有名，承德不能失去热河。热河不曾得罪谁，热河只不过与其他的大江大河有明显的不同罢了。热河弱小，但她希望任何一条涓涓细流都能得到尊重；热河虽短，但她希望身边有更多的平静之气，且地久天长。
最后要揭开一个谜底。关于“热河化冰（兵）”的说法果然是真吗？非也。实际情况是：承德（市）位于河谷交汇之处，门户大开出入无阻。稍远些尚有高山隘口，及近便无险可守，故一旦前方失陷，城区必难以保全。若死拼硬打，也只能依托避暑山庄和外八庙。那么，这些文物至今肯定是不存在了。如此解释，却也不是当年军阀汤玉麟逃跑的借口。汤既不认真在外围布兵防守，又闻风即带着个人搜刮之财匆忙而逃。此时间便出了个大笑话，那日他逃出百十里，天黑了，正愁无处驻扎，忽得消息日军距城里尚远，于是又带人马回来住了一宿，转天一早接着再逃。随后日军先头部队只有一百多骑兵，就大摇大摆进了承德。
往事悠悠，热河一梦，就我个人而言虽梦想成真，但那不过是一己之愿，不值再谈再思。重要的是要再谈再思数十年前与许多人命运紧密相连的“热河一梦”。谈、思不为别事，只为吸取教训不再犯相同的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心系老百姓，以确保来之不易的新时期能长治久安国富民强。承德这些年发展很快变化很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从本地实际出发，走出一条有特色的富民之路。如今大家对热河不仅不再有忌讳，而是愈来愈看中热河这两个字了。热河是避暑山庄的心脏，是承德的名片。浮躁的情绪渐渐消失，更多人追求着平静善美的心态。热河泉边早已修葺一新，热河水静悄悄地流淌。她不张扬，不激荡，不歇脚，不辞劳。春风里有她，秋月中她在，她把一个宁静和谐的理念带到了人间，也感动着我们。
天可怜见
程绍国
程绍国 1960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右派”，书面统计55万人。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独有的、残酷的称呼。“地富反坏右”，那是人民的敌人。除去死灭者外，受害者，占中国知识分子11％的“右派”，过着二十多年的灰色人生。一腔豪情，沦为另类；精英人杰，视为人蛆；金色年华，夹着尾巴。不能有议论，不能有思想，甚而至于不能有表情。
在同辈作家中，和林斤澜关系密切的，有数不清的右派：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可林斤澜不是。林斤澜唯独“漏网”，何哉？对此，北京，乃至北京以外的同行有兴趣，我的兴趣也很大。
这个问题见诸文字的有“二说”。一是密友邓友梅的“生女说”。他在《漫说林斤澜》中说：“1957年那场风暴，林斤澜逃脱了。我认为这归功于他的女儿。坦白地说，当时某位有权势者想把他打成右派的热情很高，大概在预备打成右派名单中我是排在他后边的。他侥幸逃过此难，得感谢他的女儿和医院。正是召开‘鸣放大会’那天他女儿出生了。过了几天开第二次会，医院偏巧又给小孩开错了药，差点造成事故。而参加这两次会的人，大部分被打成了右派，其‘反动言论’，都是这两次会上的发言。”
林斤澜之女林布谷至今叫邓友梅“小邓叔叔”。“小邓叔叔”写这种随笔很随意，根本不像写《烟壶》、《那五》那么认真。他可能凭恍惚的印象，没有好好梳理他的记忆，或是没法梳理，忘却得差不多了。
二是至交汪曾祺的“性格说”。他在《林斤澜！哈哈哈哈……》中说：“斤澜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这是他的保护色。斤澜每遇有人提到某人、某事，不想表态，就把提问者的原话重复一次，然后就垫以哈哈的笑声。‘某某某，哈哈哈哈……’‘这件事，哈哈哈哈……’把想要从他口中掏出真实看法的新闻记者之类的弄得莫名其妙，斤澜这种使人摸不着头脑抓不住尾巴的笑声，使他摆脱了尴尬，而且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应付过来的。林斤澜不被打成右派，是无天理，因此我说他是‘漏网右派’，他也欣然接受。”
汪曾祺形象记忆特强，同样，对与艺术有关的典故乃至词汇，从记忆的匣子里拿出就用。而汪曾祺判断事物，马马虎虎，经常凭直觉，想当然。
事情是两位朋友说的这样的吗？
2003年10月，林斤澜住在温州均瑶宾馆，我问了这个事情。林斤澜说：
“生女说也好，性格说也好，都错都错。性格决定右派，谈论的人很多，好像真有这么回事。这种思维定势，实是误区。实际上性格与右派无关。王蒙这个人怎样？够精明吧；邓友梅这个人怎么样？够机灵吧，他们也被打成右派。邓友梅说，刘绍棠出事后，他在王府井巧遇王蒙，王蒙警告说：‘邓友梅，你可要小心，你跟我不一样，你太爱乱说，现在反右了，你要注意一点。’过了没半个月，王蒙也被揪出来了。看汪曾祺自己的性格吧，和政治有什么联系？没有。”
邓友梅对汪曾祺当年的描述是这样的：“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是新中国了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汪曾祺派头“名士”，一直“脱离政治”，京华熟悉他的文人谁都知道。林斤澜又说：“友梅的‘生女说’是记忆错误，把时间记错了。‘鸣放’时间要早，在1957年春天至5月初，这时我女儿布谷还没有出生。我女儿是6月8日出生的，而6月8日这一天《人民日报》正好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了反右。邓友梅把我女儿出生的‘反右日’，错成了‘鸣放日’。我逃过了一劫，与我女儿出生也没有关系。”
林斤澜说：1957年新春，毛泽东作国务报告，要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