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 第418部分

　　　　……………

　　　　推翻满清统治，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社会安定，国家建设，相对来说更加复杂，更加艰巨，更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各省光复了，但党派林立。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的事情却是更多，更加复杂，此时才能看出各个革命党派的实力和能力。

　　　　在复兴会实际控制的省份，有武力作后盾，工作基本能有条不紊地进行。社会能迅速安定，建设能走上正轨，民众无惶惶之心，惠民政策能坚决彻底地贯彻实施。

　　　　而反观其他党派，只求数量，不讲质量，本身就良莠不齐，心思各异。面对革命后的复杂形势，针对会党、宪党的政策又不统一，对政治斗争缺乏足够经验和应有的警惕。

　　　　光复成功，相当一部分人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忙着在新的政权中瓜分利益，丧失了革命性和进取性，丧失了警惕，产生了骄傲情绪，不可一世。很多军人更是恃功恣态，大权在手，骄傲异常、刚愎自用，动辄整队质问。这样的行事，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组织，不坏事才怪。

　　　　而且，纷乱的不止一省，贵州、陕西、四川等都急待安定。

　　　　比如贵州，就要说到援鄂黔军。按当时情况来说援鄂本无可厚非，但杨荩诚以一省都督被迫率师离去，在革命独立各省是很少见的，这意味着革命政权上层的分裂。而摒弃新军而重新编组巡防队，贵州军政府行事在南方独立各省也可谓是咄咄怪事。

　　　　用陈文强的话说，贵州是一团混乱，目前执掌军政府的自党，原本是一个宪派团体，虽转型为革命团体，但并不彻底。

　　　　虽说贵州革命光复之过程极其顺利，但革命之后社会初定，贵阳各派势力云集，新军、同盟会人、会党、宪党、封建官僚、地主团练集团，龙蛇混杂。而这些人正在拼命拉队伍，正如时人云：“满城庙宇及广大住宅皆为募兵地点，无业游民及小商贩，多报名应募。

　　　　当新兵列队至南厂时，应募者担犹在肩，篮犹在手，如此部队可成军乎？而如此乱象，只有等到几派斗争出个究竟，形势明朗了，才是临时政府有理由并且出手干涉的时候。

　　　　复兴会虽然有强军在手，实力雄厚。但面对革命之初的乱象，以及革命之后的发展建设，依然不敢全面铺开，关键还是财政的制约。尽管有合资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帮助。可说到充裕，还不能如此断定。

　　　　而金融的威力不是普通人所能想象的，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谁控制着货币供应，谁就是所有工业和商业的绝对主人。而一个管理良好的纸币系统。不仅不会产生任何不便，甚至可以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更多的优势。

　　　　法定货币体制彻底摆脱了黄金和白银对贷款总量的刚性制约，让货币控制更加弹性，也更加隐秘，控制起来也更为复杂，需要极为精确的计算。

　　　　当然，陈文强绝不是想通过急剧增发货币，掠夺整个国家储蓄者的巨额财富。虽然这比起原来银行强制拍卖别人财产的方式，要“文明”得多，所遇到人民的抵抗也要小得多。甚至难以为人察觉。

　　　　而且，要实行现在国际通行的金本位体制，将难以避免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更有可能遭到国际金融财团的恶意狙击。尽管在现在的中国，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可预防是必要的。

　　　　而合资银行能够倾力帮助临时政府，正因为临时政府已经默许或承认了它的货币发行权，虽然临时政府也向合资银行派出了监督官员，但在实质上，正与欧美国家相类似。临时政府并不追求完全控股。

　　　　什么意思？很简单，欧美国家是由私人银行控制货币发放权，由银行家来左右政府行为，临时政府显然也不准备改变目前的状况。或者说是暂时无力改变。

　　　　没有了银行的支持，没有了金融手段，革命不会有这么大的声势，革命军也不会显示出越来越强的实力，更不能对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军造成威压。

　　　　钱，一切都是钱闹的。理想虽然崇高。但最后还要落在这个最俗气的字眼上，谁也不例外。

　　　　现在，眼前的这位眼镜先生，便是为钱而来，但陈文强可不是什么善财童子。

　　　　张静江，北辰的财政顾问，前来打探虚实，看看北辰那雄心勃勃的二十万公里铁路建设能否有个开头。

　　　　铁路的建设是严重依赖金融支持的重要基础行业，以美国为例，它的庞大的铁路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本市场的金钱才得以实现的。

　　　　而新政府的铁路建设计划虽然也很庞大，却因为要与列强谈判而耽搁下来。当然，陈文强这位复兴会的财政总长正不务正业地玩着外交，根本还没有拿钱的打算。

　　　　“修铁路需要的是巨量资金，当然，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尽量减少利权的丧失，才是铁路没有立即动工的原因。”陈文强解释道：“等到国事确定，新政府应该会马上向铁道建设拔款吧？”

　　　　张静江点了点头，试着问道：“借外资修路，如果条件合适，也未尝不可。”

　　　　“不是借，是投资。”陈文强狡黠地说道：“不涉及管理权，只赚取他们应得的利益。”

　　　　“这样吸引到的资金恐怕有限。”张静江有些疑虑地说道：“发行股票，如川路公司一样，民众的购买力也成问题。”

　　　　陈文强笑着点了点头，并不想解释得太透，而是有些敷衍地说道：“放心好了，修路的钱是不用担心的。而且发行股票，也会用一种巧妙迂回的办法。”

　　　　张静江也是一位长袖善舞的商界高手，对于陈文强所说的迂回和巧妙方法感到非常的好奇，但陈文强明显不想细说，他也就不好追问下去。

　　　　“建铁路是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好在中国人多，可以多点开工。”陈文强岔开了话题，很随便地询问道：“技术工人也有些储备，钢轨先由汉阳铁厂供应，大冶铁厂也可以，再加上柳州、马鞍山等工厂的建成，应该可以跟上建设速度。”

　　　　“这都要感谢陈先生提前多年的布局，您人才现在可是紧俏得很。”张静江笑着说道。

　　　　在清末新政时期，民族工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洋企业在管理水平、管理方式等方面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而陈文强的产业则不同，一开始就采用了全新的先进管理模式，并建立了职业学校，几年时间里培养了大批的管理人才和专门人才。

　　　　时至今日，这些人才可都成了香饽饽，首先要被优先安排进国家支柱企业，然后剩下的才归各部门或各商家抢夺。而且被高薪聘任后，最小也是个经理或工程师。

　　　　“有理论，又有实践的成熟人才确实少了些。”陈文强一摊手，苦笑道：“而且他们都是自由身，合同期满了，我也不好强留。当然，我可以试着用私人感情联络一下，有多大效果可就不好说了。”

　　　　“只要陈先生尽力就好。”张静江笑着掏出几张文件递给陈文强，说道：“这是北辰先生的初步计划，先修粤汉、粤桂、滇桂、川汉、宁汉共五条铁路。”

　　　　陈文强笑呵呵地打开观看，纸上谈兵，他不太感兴趣，但还是装模作样地点了点头，说道：“粤汉、宁汉再加成昆铁路可先期动工，另外，建设重点应放在西部，这是国防的需要。兰西线与京汉接轨涉及到西北驻军的调动和物资供应，应尽早开始建设。所以，西安铁路局、广州铁路局，昆明铁路局、成都铁路局、南京铁路局、武汉铁路局应派出精干人员主持，财务监督更要跟上，绝不能空耗资财。”

　　　　“国家资产，民众血汗，自是不能随意浪费。”张静江点头表示理解，说道：“只要外国不干涉，凭中国人勤劳朴实、踏实肯干的精神，只要资金充裕，铁路建设估计能很快见到成效。”

　　　　“那就要看将来铁道部的工作了。”陈文强笑着说道：“为了加快铁路建设，我看以后可以允许民间成立工程公司，所有工程都采取公开的招投标制度，外国人也可以参加进来嘛。”

　　　　“这对铁道部下属的工程公司将是一个冲击。”张静江皱了皱眉，说道：“况且，由民间工程公司承建，这工程质量——”未完待续。

第二百二十五章　不和谐的声音；陈袁再会（）　
readx；　　　　“那就需要严格的审验机构了。”陈文强用手轻轻叩击着桌子，说道：“政府部门大包大揽并不是件好事，没有竞争，工程造价就压不下来，工作的责任心也不会太强。总之，垄断容易造成**和浪费。”

　　　　张静江想了一会儿，勉强点头说道：“应该可以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钱紧哪！”陈文强叹道：“国家百废待兴，处处都要用钱，各地的税收今年是甭想了，明年能好一些，也有限。三年以后或许能有大改观，嘿嘿，也不好说。”

　　　　“要是连你都没有办法，这么没信心，别人怎么办？”张静江见陈文强开始哭穷，感到很有趣，“你投资的眼光无人能敌，还擅长资本运作和金融手段，又与美德两国财团有着联系，方方面面，政府的财政总长一职非你莫属。”

　　　　“那些外国资本还是少用为妙，太过贪婪。”陈文强深有戒意地说道：“一旦借外债，列强之间又会因为竞争而横加干涉，只能尽量自己解决，才能多少堵住他们的借口。”

　　　　“是啊，利权不能再丧失了。”张静江深有同感地说道。

　　　　“孙逸仙先生——那个，可有别的见教？”陈文强突然开口问道。

　　　　张静江愣了一下，随后说道：“那倒是没有。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以为孙先生是回国争权夺利的。其实孙先生胸怀广阔，一心为公，绝不在意官职高低。”

　　　　“是啊，孙先生是高风亮节，但有些人却——”陈文强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

　　　　其实，陈文强与北辰就在前些日子刚刚在南京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的交谈，使他对北辰又有了新的认识。

　　　　北辰在言谈中确实谈及了自己的铁路之梦，十年内筑铁路二十万公里，并就资金来源等问题说了自己的设想。

　　　　不讲实际，缺乏普通常识。对于倡议的事业缺乏基本的概念……陈文强得出了这样的判断，但并不会阻止北辰去争取铁道部部长的职位。在陈文强看来，铁道部部长作为一个官职，并不一定是个铁路专家。但他必须有铁路专家、财政专家组成的幕僚或顾问。

　　　　领导是好当的，一个好的领导未必是专业人才。只要他有自知之明，有容人之量，能够虚心听取意见，不是不懂装懂地指手划脚。那他就能够干成一番事业。也就是说，好的领导必然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能够管理好自己的团队，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至于陈文强所说的某些人，便是指的同盟会中的一些顽固分子，因为失落或其他的原因，总是想制造点麻烦。比如汪精卫、胡汉民。

　　　　张静江其实与同盟会成员并不熟悉，但现在到底属于同一团体，好话还是要说几句的。

　　　　“他们并无对抗临时政府之意。”张静江解释道：“只是对于和谈等问题有自己的看法。”

　　　　陈文强淡淡一笑。不置可否。南北和谈是已经确定的事情，甚至连和谈的条件都已经拟定完毕，破坏和谈或者是想借和谈捞取利益，都不会得逞。因为谈判也是双方实力的角逐。同盟会，不行。

　　　　就目前国内的政治势力来看，以复兴会为首的革命派，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以国内的张謇、国外的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这三种力量表面看去有不同的道路，或革命。或组织军队，或倡导改革与实业救国，但最终的目的却是殊途同归，有和谈的基础。

　　　　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选择的是出将入相之路；张謇、梁启超们所选择的是稳健；复兴会比较激进，更激进的则是同盟会。

　　　　复兴会虽然激进，但长久以来的经过陈文强、宋复华的灌输教育，也不是要引发一场无限革命，而是有原则，有节制的。

　　　　清廷退位。建立共和政府，战争即告终——这样一个有限目标，只是要把帝国变成民国，把王朝变成共和。它只是一场政治革命。正是政治革命，便成了三派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和平谈判，彼此妥协、退让、博弈，不是哪一派全赢，也不是哪一派全输。这样的方式付出的社会代价最轻，成本最低。但有些人往往不愿意这样解决问题，中国历史向来有暴力逻辑，有“痛打落水狗”心态的人也不在少数。

　　　　比如同盟会，调子就越唱越高，叫嚣着大举北伐，犁庭扫穴，以建全功。他们没有看到，或是假装没看到南方光复各省的乱象，临时政府拼尽全力所作的工作（赈灾，编练新军，遣散民军，剿匪缉盗，维护治安等等），财政紧张等等状况。

　　　　革命到底的调子喊得高，同盟会却鲜有能帮助临时政府的地方。尽管这些激进而盲目的口号并不是从北辰嘴中说出的，但他的默许态度却还是暴露了心理活动。

　　　　同盟会这种独行其事的风格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反倒是激起了本来就与它矛盾很深的革命团体的反感。比如光复会，陶成章和章太炎便写文批评，要同盟会与临时政府保持一致，哪怕是暂时的，北方的袁世凯才是目前最主要的对手。

　　　　宋复华也发表了文章，声称要使这次南北和谈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开一个先例，并应该成为后世的一个传统。人们应当懂得并记得，达成共识的民智基础在任何时代都存在，关键在于时势，在于选择；流血越少的革命、改革，越显得荣耀，因为它珍惜人的生命。而在清帝宣布逊位后，宋复华还刊文赞扬了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识大体、恤民情的明智之举，并重申了善待旗人的政策。

　　　　而到了现在，和谈不仅仅是复兴会所倡导、主持，还得到了联合阵线中大多数团体的支持，以及宪政派的赞同。迅速恢复国家稳定，转入和平建设，已经是大多数人的共识。

　　　　宪政党人虽说是党人，但他们似乎是松散的志同者，他们的理想是推进宪政，而在实践中则更注重和实力派的革命党、袁系合作。不仅是宪政党人。还有很多革命团体也期望着和平，比如光复会的章太炎就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意思是。既然革命成功了，那么那些革命党就该取消了，否则就会成为利益集团。

　　　　和谈是大方针，但对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一职，当然会有很多的非议。袁世凯本身是一个没有接受民主思想的封建官僚。他能够适应在民主体制下对他的权力的束缚吗？这或许是人们共同的疑问。

　　　　好制度和好皇帝，二者不能兼而有之时，复兴会联络、沟通了多数党派，退而选择前者。

　　　　革命之后的种种乱象，确实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宪政作为艰难而长期的道路，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对于共和国来说却是必要的，即使有残缺的宪政，也比**裸的废弃要好。

　　　　陈文强不知道袁世凯是否能够遵循共和，或者说是始终能够遵循。但他相信制衡的力量。妥协是肯定的，但革命党联合立宪党，力量要能控制袁世凯的野心，使袁世凯始终处在制度的羁绊下。

　　　　………………

　　　　最后的和谈，是两位高层直接的面对面。时隔多年，陈文强与袁世凯在天津英美租界再次见面了。

　　　　大头，陈文强一眼便看到了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