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立即改变武帝的既定方针。但武帝知道后，反而说皇后错，太子做得对。
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的关系。武帝已意识到太子政策与自己的分歧。但他反宽慰太子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资治通鉴》卷二二。）
7
实际上，正是由于与太子政治方针和理念的分歧不断扩大，武帝晚年以后明显地疏远于卫皇后和卫氏集团，转而移情于其他宠妃王夫人、李姬、李夫人，最后是钩弋夫人。
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仍一直保持，但贵为皇后想见武帝一面则日渐困难。
征和二年（前91年），汉武帝已是67岁高龄，太子也近不惑之年，连孙子都有了。然而，他能否继承皇位的不确定因素却越来越增多。
太子与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使朝臣中也分成了拥太子和反太子的两派。“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羽，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武帝与太子间的分歧与矛盾日渐加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开始重新考虑卫太子的继承权问题。卫青临死前，显然已感觉到这一点。对此，武帝与卫青曾有这样一番谈话：
“汉家诸事草创，加以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
“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资治通鉴》卷二二。）大将军顿首谢，卫皇后闻知皇帝的告谕后也为此向武帝“脱簪请罪”。
武帝还亲自安抚太子，“我为其难，你为其易”，你就安心等着做一个守成之主吧！“太子每谏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太子乃有不安之意。
也就是在这种极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江充为代表的反对卫氏集团的一派新兴政治势力看到了机会，乘机挑拨离间。
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最高执政者本人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即使是由他自己选定的继承人，也难免面对苛刻挑剔的目光。在父子政治理念有重大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最终转化为政治危机。于是，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觉和投机之心，又一度受到汉武帝特殊信任并赋予重要权力的江充，利用这种矛盾而制造了“巫蛊”变乱。
8
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引人注意的情况，即武帝的宠姬李夫人家族的崛起。李夫人原是一个美丽的歌伎，通过其兄乐师李延年来到武帝身边，深受武帝宠爱，但李夫人不幸早死。她只留下一个王子刘髆，封昌邑王。李夫人有三个兄长：李广利、李延年、李季。李延年是音乐家。李季是一个市井无赖。李广利后来成为贰师将军。
武帝对李夫人爱得至深。以至李夫人死后常幻见其倩影，并且为了她写了一篇充满深情寄托怀念的“秋风辞。”李夫人临死时以儿子和兄弟相托武帝。但是，尽管武帝一生都是情色中人，却从来不会让情色或情欲操纵他的政治。象拿破仑一样，女人只是他用以调节紧张政治神经的药剂。以至他尊宠某个女人的家族，重用其亲戚，包括早年之重用卫青及霍去病，其中都往往是出于政治方面必须依靠谁的深层考虑。
霍去病、卫青死后，李广利逐渐取代了卫青的大将军地位。与主张改弦更张的卫太子不同，李广利积极支持武帝的对外扩张路线，成为武帝后期对外用兵的主要统帅。
但是，随着李广利军事地位的上升，新的李氏集团开始兴起。
太始元年，卫青旧部宿将公孙敖因妻子从事巫蛊连坐被腰斩。征和二年，族灭丞相公孙贺。而公孙贺是卫青和卫皇后的姐夫，卫太子的姨父。这实际是对太子身后的卫氏贵戚集团沉重打击的开始。与此同时，武帝则擢拔与李氏家族有姻亲关系的刘屈氂出任左丞相。
刘屈氂是巫蛊案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武帝的侄子，其父为中山靖王刘胜，是武帝的庶兄。但是，刘胜“好内”，夫人众多，生有一百二十多个儿子，刘屈氂仅是诸子之一，原来只任涿郡太守的小官。在公孙贺遭巫蛊案被罢相后，刘屈氂却平步青云由涿郡太守被调任中央，担任左丞相。他之所以能获得这一任命，关键原因是因为他与李广利的关系，“贰师（李广利）女为屈氂之子妻。”因此必然是出于李广利的引荐提携。
对这一牵涉裙带的任命，汉武帝实际仍是有所保留的。（“征和二年春，制诏御史：‘故丞相贺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公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为援，使内郡自省作东，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事伤耗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作为诏书，以奸传朱安安，狱已正于理。其以涿郡太守屈氂为左丞相。分丞相、长史为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夫亲亲贤贤，周唐之道也。以澎户二千二百封左丞相为澎侯。’”）他认为这种任命只是临时的安排，同时决定对丞相一职分权为两，“分丞相、长史为（左、右）两府，以待天下远方之选。”
《汉书》记：“武帝末，卫皇后宠衰。江充用事，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其实，江充只是一个打手或鹰犬而已。利用巫蛊推倒卫氏集团的真正幕后操纵者，其实正是这位新丞相刘屈氂和背后的李广利。
汉武帝新传卫太子的平反与轮台罪已之诏
1
巫蛊乱后，武帝曾对田千秋反省说：“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武帝的这番话古今之研究巫蛊事件者几乎都没有予以注意。所以过去一直认为巫蛊之乱的祸首只是江充，而不是刘屈氂和李广利集团。相反，甚至认为刘屈氂是站在刘彻一边受命平定了这场动乱的功臣。
实际上，刘彻检讨这个事件的始末时还曾说过：“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俦、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
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令）余巫颇脱不止，阴贼及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
史料中这一段话的交代不是很明白。但值得注意的是，武帝明确指出：正是由于“左丞相与贰师谋逆乱，巫蛊之祸才流及士大夫。”武帝又指出，巫蛊之案的最高行政负责人实际并不是江充，而是亲掘兰台（即太子宫）验蛊的左丞相刘屈氂与御史章赣。而江充又曾陷害公孙贺之子敬声及部属李禹与匈奴有勾结（“谋入匈奴”）。所有这些大案，并未经有关检察执法机构举证核查（“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问也”）。因此，武帝不再信任这些执法机构，而只信任刘、章、江组成的专案小组。
还值得注意的是，“巫蛊案之初，廷尉所治未及九卿。”本来廷尉是没有权力直接审治公卿的。只有丞相得到皇帝授权，才可能审理王公大臣们。那么正是刘屈氂指使江充（抛开了“廷尉”），然后才与胡巫设谋，而把椒房中的公主们、公孙敬声及李禹之属牵连陷害，甚至诬陷他们与匈奴勾结。又是刘屈氂亲自去兰台掘地，寻找证验，才制造了这起大祸乱。
由此可见，正是李广利身后的刘屈氂所代表的新兴李氏集团（丞相御史），伙同江充以及来自匈奴背景的胡巫势力，形成了某种形式的默契与合作，才能以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政治势力。
而对于李氏集团来说，搞垮卫氏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废除卫太子，改变继承皇位的人。这是巫蛊之变之所以引发的重要原因。
2
在卫氏集团被粉碎后，李氏集团开始着手筹谋夺取皇位继承权。征和三年（前90年），在李广利受命率兵出征匈奴的前夕，刘屈氂与李广利合谋立昌邑王为太子。史载：
“征和三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尚（长）何忧乎？’（此言颇耐寻味。屈氂时任丞相，本来又有什么忧虑呢？只能是担忧陷害太子的阴谋被皇帝醒悟发现罢？））屈氂许诺。昌邑王者，贰师将军女弟李夫人之子也。”
然而，这一密谋却被内者令郭穰听知并密报武帝。郭穰又举报丞相夫人因为丞相曾遭武帝谴责，使巫师“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祠，欲立昌邑王为帝。”武帝于是明白了真相，乃命有司案验，查证后属实。
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李氏集团制造巫蛊事件的真正目的。因此，王夫之《读通鉴论》谓：刘屈氂对卫太子“必出于死战，此其心欲为昌邑王地耳！太子诛，而王以次受天下，路人知之矣。其要结李广利，徇姻娅而树庶孽，屈氂之慝，非一日之积矣。”
王夫之的这一见解是深刻的。在李广利与刘屈氂阴谋暴露后，武帝可能由此意识到，巫蛊之乱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征和三年，刘屈氂“坐谋立昌邑王及使巫祝诅。”武帝毅然将李氏家族全部消灭了。刘屈氂被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同时李广利的妻子亦被收入狱，“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
贰师将军李广利是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兄长、昌邑王刘髆的舅父。而李广利又与丞相刘屈氂为儿女亲家。阴谋被告发，刘屈氂被杀，于是李广利在前方投降匈奴。
但是这个叛徒被匈奴所轻蔑，不久就被卫律、阏氏找理由杀死。而曾积极参与江充陷害卫太子事件的武帝近侍马何罗，在江充被灭族后，又试图行刺武帝而被诛杀。
征和四年（前84），汉遣使入匈奴，单于使左右以巫蛊乱事难汉使者。曰：“汉，自以为礼义国也。然贰师将军降匈奴言前太子发兵反，何也？”使者曰：“然。乃丞相与太子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诛丞相。此子弄父兵，罪当笞，小过干。孰与冒顿单于身杀其父而代立，常妻后母，禽兽行也。”单于留使者，三岁乃得还。
此事对武帝的震动是极其巨大的。
3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汉武帝 “知太子惶恐无他意”。臣子中虽有不少人认为太子无罪，但不敢向盛怒中的武帝陈明，只有并州壶关（今山西屯留东）的三老令狐茂最早上书，说：
“臣闻父者犹天，母者犹地，子犹万物也。故天平地安，阴阳和调，物乃茂成；父慈母爱室家之中，子乃孝顺。阴阳不和则万物夭伤，父子不和则室家丧亡。
故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谤，伯奇放流，骨肉至亲，父子相疑。何者？积毁所生也。
由是观之，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体祖宗之重，亲则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小，闾阎之隶臣耳，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皇太子。造饰奸诈，群邪错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
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
这位三老的上书，使盛怒中的汉武帝回归于理性思考。但是，当时刘屈氂、李广利的阴谋尚未彻底暴露，因此武帝仍未下定为太子平反的决心。
直到李广利叛变，马何罗谋刺，江充胡巫阴谋集团陷害太子的罪案逐渐一一暴露出来后，武帝重新反思，终于知道巫蛊事件是一场大冤案。
恰在此时，高庙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武帝以此为契机而彻底感悟。于是，武帝亲自召见这位人微言轻的田千秋，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即晋升他为大鸿胪。
紧接而来的就是为卫太子彻底平反昭雪。于是，他“族灭江充家”，将江充同党苏文焚死在横桥上。他开始“怜太子无辜”，在刘据自杀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天下闻而悲之”。
不久，武帝即任命田千秋代替已灭族的刘屈氂为丞相。
其后，武帝开始重新思考卫太子曾经谏阻过的停止对四夷的用兵征伐以及转变政策的问题。
马通、商丘成、景建等在巫蛊事件中以迫害卫太子得功封侯者，包括当年积极搜捕逃难中的卫太子，将其父子逼死而立功封侯的新安令史李寿及县卒张富昌，在汉武帝统治的最后三年内，全部一一被杀或被逼自杀，以至灭族。
他们之死，史籍中记有不同的罪名。但集中起来看一看，就知道其实都是出于为卫太子昭雪和复仇，同时也为转变大政方针扫清道路。
4
问题更复杂的一面还在于，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始终忠实于武帝路线的重臣如桑弘羊等，他们也反对太子与匈奴议和的新政理念。因此，他们虽然并未参预江充的阴谋，甚至与李氏集团有矛盾，但是，在政治上是一直支持武帝的开边征战路线的。
武帝临终前的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桑弘羊曾建议在西域轮台扩大屯戌，修建亭障，将开拓西域战争向前推进。修亭障，包括修成以后置卒戍守，这两者本来都是剪除匈奴右翼西进方略中的大计。但是汉武帝却断然拒绝了桑弘羊的建议。他由此而发布了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轮台罪已诏”。
在这个诏书中，武帝公开对天下人作自我谴责：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政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由此诏可见，武帝已决意把施政重心转移到和平与生产方面来。为了推行亲民政策，武帝册封谨慎温和的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曾经这样评价汉武帝的晚年：“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罚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5
田千秋就任丞相以后，决心改变君臣、君民，尤其是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紧张的局面。他委婉地在一次酒会中借祝寿向武帝进言，提议武帝退到二线去“玩听音乐，养志和神。”
“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
面对这一寓劝于颂的祝祷，武帝并未愤怒，相反，他再次作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