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司马迁之死史籍缺乏明确记载，后人对其死因与卒年就产生了各种臆测。写《汉书》的班固在为其作传时已经搞不清楚，所以干脆不记。东汉卫宏在《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东晋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承袭卫说。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对卫宏说提出质疑：“今观《景纪》，绝不言其短。又迁下蚕室，在天汉三年，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其卒在昭帝初，距获罪被刑盖已十余年矣，何得谓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乎？与情事全不合，皆非是。”
子长《史记》，全是愤激，杂以游戏。以‘项羽本纪’列高祖之前，固为无礼，又不为惠帝立纪。至‘孝武本纪’，但述其神仙祷祠之事，而政令无闻焉。不过为文成、五利作一外传耳。传之后世，以为何如主？殆以此报腐刑之毒也。首云孝武皇帝者，与孝景皇帝者，同是轻薄语。但太史公自序云：今上本纪。尚未有谥，故刘知几谓褚先生补作。以此传疑。
《史通》云：元成之间，会稽褚先生补作‘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日者’等传，辞多鄙陋，非迁本意也。然吾观武帝纪编年未终，疑是未完残稿。卫宏云：‘迁作本纪，极言景帝之短及武帝之过。武帝怒而削去之。然止毁其副在京师者，故‘景纪’至后复出，‘武纪’指切尤甚，民间亦不敢藏。’不知何时复出，阙略失次若此。若云褚少孙作，则如‘三王’、‘外戚世家’，‘滑稽’、‘日者’、‘龟策’褚传，明明前列‘太史公曰’，而后附以‘褚先生曰’，盖补子长所未备，未尝以伪夺真也。少孙若作‘武纪’，何不历叙元封以还，讫于后元，续史公论赞后，如诸传例乎？知几之言。未可为信。
班马优劣，论者互有异同。大约右马而左班。张圃云：‘迁之著述，辞约而事举。叙三千年事，唯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万言，’烦省不同，不如一也。良史述事，善足以奖劝，恶足以监诫，人道之常。中流小事，亦无取焉，而班皆书之，不如二也。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迁既创造。固又因循，难易益不同矣。］
御史大夫商丘成击卫太子有功。坐于文帝庙醉歌，大不敬。自杀。
2月，武帝病重五柞宫。
乙丑，立弗陵为太子。霍光问后事，武帝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二月已巳，以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都尉金日磾为车骑将军，宅侯。太仆安阳侯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命三人共协霍光辅佐太子刘弗陵。
［二月，武帝病重，诏立弗陵为皇太子，年八岁。以霍光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幼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1977年8月，玉门市花海公社东北的一处烽燧遗址中，出土一批汉代简牍。其中有一件七面棱形觚（编号77。J。H。S：1），上有一篇诏书。1984年整理者发表了这篇诏书的释文：（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省博物馆编《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
“制诏皇大（太）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大（天）之（嗣），如朕曾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胥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从（终）身毋失。（此字所见摹本或隶作“久”，不可读。当作“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孙，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如□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木简抄写年代在“元元年（前74年）前后。（元元年四月，昭帝死。六月，立昌邑王，旋废。七月，宣帝立。））
［何按：诏文中“胥士”，即“儒士”。我早年曾作“儒名考”，谓儒即《周礼》之胥，此简提供一佐证也。胥，或作讠 胥。］
“这篇诏书即汉武帝临终之遗诏，是当时一个戍卒手抄，抄录不全。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
遗诏封金日磾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霍光为博陆侯，是武帝遗诏中应还有封霍光等为侯的内容。］
［上官桀曾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视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外戚传》］
［“行幸五柞宫，谓霍光曰：“朕若死矣！可立钩弋太人子，公善辅之。”时上年六十余，发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谷，希复幸女子矣。每见群臣，自叹愚瘠瘦。一二年中，惨惨不乐。时上年六十余，三月丙寅，上昼卧不觉；颜色不异，而身冷无气，明日色渐变，闭目。乃发哀告丧。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者。葬茂陵，芳香之气异常，积于坟埏之间，如大雾。常所幸御，葬毕，悉居茂陵园。上自婕妤以下二百余人，上幸之如平生，而傍人不见也。光闻之，乃更出宫人，增为五百人，因是遂绝。（《御览》八十八。）］
丁卯，帝崩于五祚宫。
太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
3月甲申，葬武帝于茂陵。
［《晋书·禀林传》：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二供宾客，三充山陵。汉武帝享年日久，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后［武帝身后留下三子，太子弗陵，燕王旦及广陵王济。
关于燕王旦：
“会武帝年老长，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而旦使来上书，请身入宿卫于长安。孝武见其书，击地，怒曰：‘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乃置之燕、赵，果有争心，不让之端见矣。’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
会武帝崩，昭帝初立，旦果作怨而望大臣。自以长子当立，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出言曰：‘我安得弟在者！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欲发兵。事发觉，当诛。
宗正者，主宗室诸刘属籍，先见王，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待御史乃复见王，责之以正法，问：‘王欲发兵罪名明白，当坐之。汉家有画龙点睛法，王犯纤介小罪过，即行法直断耳，安能宽王。’
公户满习于经术，最后见王，称引古今通义，国家大礼，文章尔雅。谓王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周公辅成王，诛其两弟，故治。武帝在时，尚能宽王。今昭帝始立，所幼，富于春秋，未临政，委任大臣辅政，奉法直行，无敢所阿，恐不能宽王。王可自谨，无自令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叩头谢过。大臣欲和合内骨肉，难伤之以法。
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宣言曰‘我次太子，太子不在，我当立，大臣共抑我’云云。大将军光辅政，与公卿大臣议曰：‘燕王旦不改过悔正，行恶不变。’于是修法直断，行罚诛。旦自杀，国除。］
东方朔于武帝死后亦遁隐，不知所终。
［刘向《列仙传》：“东方朔者，平原戾次人也。久在吴中，为书师数十年。武帝时上书说便宜，释为郎。
至昭帝时，时人或谓圣人，或谓庸人，作深沉浅默之行，或忠言，或戏语，莫知其旨。至宣帝初，弃郎以避乱世。置帧官舍。风飘之而去。后见于会稽卖药，五湖智者疑其岁星精也。］
武帝全盛时期，“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四千九百人，汉极盛矣”。（《地理志》）其中官奴婢约二十万口。何炳棣计算，国土面积近700万平方公里。
［赵翼论武帝之善用人曰：“武帝长驾远驭，所用皆跅弛之士，不计流品也。《张骞传》，自骞开外国道致尊贵，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利害，天子为其绝远辄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备人众遣之。或道中被侵盗失物及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案致重罪，以激之令赎，复求使，大者予节，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争应募，此其鼓动人材之大略也。
至其操纵赏罚，亦实有足以激劝者。如卫青、霍去病等，屡经出塞，为国宣力，固贵之宠之，封侯增邑不少靳。
或奋身死事，如韩千秋战死南越，帝曰：“千秋功虽不成，然亦军锋之冠。”则封其子为成安侯。或在军有私罪，而功足禄者，如李广利伐大宛，斩其王母寡，而私罪恶甚多，则以其万里征伐，不禄其过。甚至失机败事，而其罪可谅，其才尚可用者，亦终不刑戮，使得再自效。
如张骞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广失亡多，骞后期，皆当斩，皆许赎为庶人。广又全军覆没，身为匈奴所得，佯死，夺其马奔归，当斩，亦赎为庶人。后皆重诏起用，使之立功。
且任用时不拘以文法。如李广夜行，为灞陵醉尉所辱，及为将，请尉俱行，至即斩以报怨，上疏自言，帝不惟不以为罪，反奖奋之以成其气。其有恃功稍骄蹇者，则又挫折而用之。如杨仆已破南越，会东越反，帝欲以为将，为其伐前劳，特诏责之，又数其受诏不至兰池宫等罪，激使立功自赎。
其驾驭豪杰如此，直所谓条旋在手，操纵自如者也。而于畏怯者，则诛无赦。又或冒功行诈，如左将军荀彘击朝鲜，与杨仆争功嫉妒，虽克朝鲜，终坐弃市，赏罚明如此，孰敢挟诈避险而不尽力哉！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
［何按：刘彻有复兴华夏文化之功。《艺文志》：“汉兴，承秦之败，乃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事传说，皆充秘府。”刘彻平生手不释卷，雅好辞章，诗赋俱领一时之寇。招揽文学才士，厚禄以待。《楚辞》屈赋，赖之流传。］
［在政治制度上，由秦汉至明清两千年间中国发生了重大变革。但其原型多来自武帝时期所创制。］
清赵翼论秦汉以来政制之变云：
“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益务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
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
于是纵秦皇尽灭六国，以开一统之局。使秦皇当日发政施仁，与民休息，则祸乱不兴，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惟其威虐毒痛，人人思乱，四海鼎沸，草泽竞奋，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
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而是时尚有分封子弟诸国。
迨至七国反后，又严诸侯王禁制，除吏皆自天朝，诸侯王惟得食租衣税，又多以事失侯，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徵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
《汉书·贡禹传》论武帝云：
“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立，遂纵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宦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薄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
奸轨不胜，则择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尊于官。
故俗云：‘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官。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俗之败坏，乃至于是！］
司马光论汉武帝曰：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仙，巡游无度，使百姓疾弊，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守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杜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朱熹说：“武帝天资高，志向大，足以有为。末年海内虚耗。去秦始皇无几。轮台之悔，亦是天资高，方能如此。尝因人言：太子仁孝不能武，答曰正欲其守成，若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可见他当时已自知其罪。””
［何按：武帝为抑制贵戚、权贵、豪强、民变，推行其政令，使用酷吏及峻法治天下。《韩非子》：“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篇）
武帝治国，阳儒阴法，以儒典为文饰，政术所行乃法家之道也。
汉初约法省刑，元光元朔间，张汤为太中大夫时，受命与中大夫赵禹论定律令，恢复了汉初曾废除的连坐法、族诛法等，增设见知故纵法、腹诽法等，条令苛密，汉法从此严酷化。《汉书·刑法志》说：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断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避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
汉武帝以法治国，视法度高于一切，不仅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谈《六家要旨》）实践上也是一直这样做的。］
司马光指出，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国为治才大抵多酷暴。”
贡禹评论武帝时政云：
“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敢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酷吏搏击诸侯王、豪族强宗、富商大贾、不法官吏。如义纵任长陵和长安令，行治不避贵戚，曾惩处王太后的外孙修成君子。迁为河内都尉，族灭豪强穰氏。杜周任南阳太守，即捕县官后家居而横行郡中的宁成；南阳豪强孔氏、暴氏因此逃窜。周阳由治郡必灭豪强，尹齐斩伐不避贵势。凡治诸侯王狱，武帝多委任酷吏，如张汤、咸宣治淮南狱。御史也多以酷吏担任，所以刺史六条所察的对象，也就是酷吏所搏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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