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新传 作者:何新- 第26部分

“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多病，以为左右皆为蛊（鬼）遂祝诅。（《汉书》戾太子传）��

“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牦车以渡弱水来献香云，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帝不举乐。两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成闻香气，芳积凡月余日，香由（犹）不歇。帝乃厚礼发遣饯送。（博物志·卷二）��

《通鉴》记：“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卢植曰：左道，谓邪道也。）变幻无所不为。��

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则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

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蛊，字通诅、咒）。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巫蛊及夜祠，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逼之。民转相诬，吏则劾以大逆无道。��

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充既知上意，因胡巫（匈奴）檀何言：‘宫中有蛊气，邪不除之，上疾不瘥。’上乃使充入宫，掘地求蛊，黄门苏文等助充。��

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坐床处。”太子乃起兵诛江充。］��

［《盐铁论·国疾》贤良曰：“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汤）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适（谪）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

江充禁服，指的就是江充为使者禁察轩服逾制之事，在贤良看来，这事远远不是一种权宜督察的细小事故，而是与兴利用法诸大事相当；而江充其人是与兴利用法的张汤、杜周、杨可并列的重要政治人物。��

张汤系自杀死，杜周病死，杨可不知所终，而江充则是被卫太子杀死的。］��

武帝令左丞相刘屈氂与太子战于长安。兵败，亡去。皇后卫子夫自杀。��

［《史记·外戚世家·钩弋夫人》谓：“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可见卫皇后之死为必然，只是时间迟早而已。］��

［洪迈《容斋续笔》“是时帝春秋已高，忍而好杀，李陵所谓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妻则卫皇后，以子则戾园（按即卫太子），以兄子则屈嫠，以女则诸邑、阳石公主，以妇则史良娣，以孙则史皇孙。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且两公主实卫后所生，太子未败数月前比重已下狱诛死，则其母与兄岂有全理？］��

8月辛亥，太子自杀于湖。��

［“治随太子反者，外连郡国数十万人。壶关三老郑茂上书，上感悟，赦反者。拜郑茂为宣慈校慰，持节徇三辅，赦太子。太子欲出，疑弗实。吏搏太子急，太子自杀。（通鉴考异一。）］��

［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长秋门。因长御倚华，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长安大乱。黄门苏文逃归甘泉，报太子反。乃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城，归报谎云“太子欲斩臣，臣逃归。”上怒。丞相屈耗闻变，脱身逃。上问：“丞相何为？”乃赐玺书令平叛。��

太子宣言告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危，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亲驾，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令丞相将之。��

太子亦遣使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长安囚人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太子立东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营门不出。��
太子引兵，驱长安衍市人，集数万众，至长乐宫西阙下。逢丞相等，会战。计五日，死数万人，血流御沟中。庚寅，太子兵败，南奔杜门（复盎门）。��

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诸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太子逃亡，东至湖，藏匿泉鸠里，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


8月辛亥，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入室自经。］��

9月，以商丘成为御史大夫。��

匈奴入上谷、五原，杀掠吏民。��

北军护军任安牵连卫太子案，以不忠下狱。任安赠书司马迁。��

［关于卫太子事变概述：��

武帝晚年多病，总疑惑有人用蛊道诅咒，令江充“穷治蛊道”。江充说宫里有蛊气。于是武帝就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和黄门苏文，共同协助江充，到太子宫里，在御座下面，掘出桐木人子几个。武帝原是卧病在长安西北甘泉宫的（甘泉是现在陕西淳化县西北地），皇后和家吏请问，都不得回报。太子“收捕江充”等，发中厩车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召集百官，告以帝卧病甘泉，江充等谋反“，杀江充。章赣和苏文两人逃回甘泉，说太子反了。武帝一听太子谋反，命丞相刘屈氂牦发兵，和太子交战。他又从甘泉力疾回到长安城西建章宫，表明了太子说他甘泉病卧，并非实事。戾太子在部署将帅的时候，召”监北军使者“任安，给以符节，叫他发北军兵助战。可是任安在当时，节是接受了，却闭上了门，并没有发兵帮助太子。太子和丞相在长安城里交战五六天，死的有五六万人，太子终以不能取胜，从复盎门逃走了（长安城南门，又名杜门）。他逃到长安东方偏南的新安县附近的湖地（今河南阌乡县地），借住在一个卖草鞋人的家里，不久就被人发觉了。新安县吏亲自带了军队，去逮捕太子。留下太子的主人保护太子，战死。太子不得已，在八月辛亥日，自经而死。武帝从甘泉回到建章宫以后，愤怒城门司直田仁放走了太子，当即把他诛死。又愤怒御史大夫暴胜之当时阻止丞相直接斩田仁，说“司直是二千石的官，应当请示再加刑”，因此“切责胜之”；暴胜之自杀。汉武帝回到长安，赏赐那些击捕太子的人；凡是随从太子的，或是替太子作战的，统统治以重罪。壶关三老，上书给武帝，说太子当初是受困于“奸臣江充，不能自明，冤结在心，无处告诉，因此忿而发兵，诛杀江充；子盗父兵，并无他意。”高庙令田千秋（即车千秋）上书，申讼太子冤枉。他马上就擢千秋一直升为大鸿胪，后来不久又升为丞相；于是“以事族江充之家，焚苏文于横桥。”武帝心中，悔恨悲痛，达到极点，“深怜太子无罪而死，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

武帝原先认为任安是卫青大将军荐举的（卫青是戾太子的舅父），对他不次超用，竟然“坐持两端，以观成败”。因此他对任安不加原谅，而处以极刑大辟。］��

11月，武帝将幸甘泉，命司马迁从驾西行。��

［赵翼谓，司马迁于本年作“报任安书。”略曰：��

“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祥，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士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汉书·司马迁传》。）��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

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仆虽怯软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完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汉书·司马迁传》。）］�オ�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67岁征和三年（B90，辛卯），67岁。��

正月，武帝行幸甘泉。��

匈奴入五原，酒泉，杀两都尉。��

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出酒泉，驰千余里，军北至燕然山（今杭爱山）。��

6月，丞相刘屈氂因与李广利谋立昌邑王被腰斩，其妻枭首。��

［“贰师之出也，丞相为祝道。遂至渭桥。广利曰：‘愿君侯早请昌邑王为太子，如立为帝，君侯长何忧乎？’屈氂许之。昌邑王者，广利妹李夫人子。广利女为丞相子妻，故谋焉。时内谒者令郭穰在侧，归告帝：‘丞相夫人祝诅上及与贰师将军共祷祠，欲立昌邑王为帝。’按验，罪大逆不道，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收广利妻子。］
同月，李广利率军投降匈奴。��

［广利与匈奴战，初胜，有斩获。后妻子被收，传至军前。广利不安，内生变。匈奴乘机集大兵围之。广利遂降。］��

9月，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书，讼太子冤，武帝感悟。征拜田千秋为大鸿胪。��


同月，灭江充九族。��

焚苏文于渭桥上。��

武帝怜太子无辜，于长安作“思子宫”、于湖县太子死处作“归来望思之台”。��

司马迁著《太史公记》（“史记”）完成，“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汉书·迁传》颜师古注：“藏于名山者，备亡失也，其副贰本乃留京师也。”司马贞《史记索隐序》：“《史记》者，汉司马迁父子之所作也。”自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先人，司马谈也。因书为两代人所纂，故不无舛误矛盾不合之处。《汉书·迁传》：“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东平王思传》：“东平王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扼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后汉书蔡邕传》引王允曰：“武帝不杀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オ�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68岁征和四年（B89，壬辰），68岁。��

3月，躬耕巨定。诏罢劳民伤财及神仙之事，驱逐方士。��

诏曰：“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

［“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风晦冥，不得御楼般，乃还。上乃言曰：“朕即位已来，于下愁苦，所为狂勃，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罢之。”拜千秋奏请罢诸方士，斥遣之。上曰：‘大鸿胪奏是也。其海上诸候及西王母驿，悉罢之。’拜千秋为丞相。］��

［上召见群臣，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皆罢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上曰：“大鸿胪言是也。”于是悉罢诸方士候神人者。是后上每对群臣自叹：“昔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节食服药，差可少病而已。］��

（何按：由此可见，武帝之所以尊崇方士，与当时瘟疫流行有关。）��

夏6月丁巳，以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心，慰安众庶，乃与御史二千石以上俱寿颂德，美劝上。��

上报曰：“朕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毒士大夫。）至今余巫颇脱不止，朕甚愧之，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

（何按：于此言，似可知巫蛊之祸非仅江充事，背后犹有李广利及刘屈氂之阴谋也。盖李广利欲立李夫人之昌邑王为太子，乃与江充阴谋，以察巫蛊案延祸于卫皇后及太子刘据。后乃为宦者郭穰所揭露。）��

［千秋无他材能，又无伐阅功劳，以一言寤上意，数月得宰相，封侯。汉使往匈奴，单于问新丞相事。曰：“苟如言，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也。”��

使者归告单于语，帝怒，以为辱命，欲杀之，良久，乃释之。然千秋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称，优于前任。］��

同月，颁“罢轮台戍哀痛之诏（轮台诏）。向全国民众表示忏悔。诏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乱收费），”又曰：“方今之务，在于励农。”��

［《汉书·西域传》班固赞曰：汉武帝制匈奴，通西域，“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管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因之以凶年，寇盗并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绣杖斧，断斩于郡国，然后胜之。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岂非仁圣之所悔哉”！��

转变政策既然早已有必要又有可能，汉武帝对此也有所认识，为什么他要迟到征和末年自己临死前，才在轮台诏中确认这种转变呢？��

一个原因是，汉武帝与卫太子的矛盾制约着转变政策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汉武帝在完成积极事业的过程中，该止步的时候没有止步。他师心自用，侥幸求逞，使自己走向相反方向。（引自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

［征和四年武帝下轮台诏略曰：“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足置长城下，驰言：秦人，（秦人，即西语China之源，来自匈奴语也。译音即“秦那”，“那”为匈奴语之“人”称。）我与若马。’又，汉使者久而不还（谓苏武等）。��

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乃者以弘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等，皆曰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骊山，诏之必毋深入，乃不效。及得虏候者，乃言：缚马者匈奴诅军事也。��

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耐饥渴。使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请远戍轮台，欲起亭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乱收费），励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备而已。］��

［田余庆说：太初元年（前104）李广利伐大宛，是汉在西域用兵第二阶段之始。太初三年，李广利逼降大宛。由于汉军已西移至大宛，汉的军事亭障也因此得以自敦煌，玉门继续向西延伸。《汉书·西域传·序》说：“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大宛列传》叙此于汉降大宛“岁余
”之后，当是天汉元年（前100）的事。汉得河西走廊以后，约二十年中，亭障自令居西行，经酒泉、敦煌、玉门，至是又到达盐泽，即今罗布泊地区。��

唐人司马贞于《史记·大宛列传·索隐·述赞》中说：“旷哉绝域，往往亭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