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11月，初令郡国岁举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开其议。”
［何按：是为察举征辟制度建为常制之始。此制以才学引民间人士入于仕途。后来不断演变，成为九品中正制及科举制。其基本命意在于举贤用贤，世官世禄的贵族制度遂被破除。］
［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即设《春秋》、《诗经》、《尚书》、《周礼》、《周易》五经的博士。
武帝设置五经博士，给了天下读书人一个信号：重用儒士的时代来了。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京城长安出现了武帝即位以来从未有过的好天气。万物在这适宜的季节充满勃勃生机，长安的街巷里也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呈现出一派积极向上的繁荣景象。
这几天，京城显得尤其的繁忙。因为汉武帝改元之后，向全国发布了第二个征召贤良的通令。这是一个有为时代来临的预兆。全国各地成百的读书人，紧张地聚居京城的馆驿，等待汉武帝的考试。
所谓贤良，是指在某一方面治学有造诣的大家或饱满学之士。他们中有一些人虽享受国家提供的很微薄的俸禄，但都没有现职。贤良是汉代进仕的一种资格条件。
董仲舒也在被征召之列。他接到被征召的通知后，即从家里出发，日夜兼程，奔赴京城，准备接受策试。
董仲舒清楚，这次策试不管从什么角度说都很重要。对他自身来讲，这是一次机遇。他早就是《春秋》博士，但一直未被重用，满腹的抱负至今未被明主发现，无法实施。对国家来说，这是西汉有为时代的开始，它将一改以往无为而治的清明如水的过谦局面，变成一个激进、拓展的大帝国。
这次策试对汉武帝也相当重要。它既是一种标志，也确是新时代的开始。策试虽然已被几代人所使用，但这却是他即位以来真正能按自己的意志来做的第一件大事；接待、考问天下贤才良能之士，以便找到适合的人物帮自己出谋划策。
董仲舒知道，汉武帝想破除先辈“清静无为”的治国宗旨的想法，由来已久。只是即位以来，汉武帝一直受到祖母——窦太后的牵制，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用人偏重道家思想家和学道家思想的知识分子。汉武帝想重用儒家的第一个念头在建元元年，但即刻就被窦太后掐灭了。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再也不受窦氏结束了。
汉武帝是个志在积极有为、胸怀雄才大略的皇帝。然而，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他一方面要求郡国举孝廉，以德高者为官吏，另一方面又急切地向全国征召治国安邦的专家。他在征召贤良的通令中诚恳地说：
……历史上的帝王们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那时年年风调雨顺，没有怪异诡谲、山崩地震之类的事发生。他们是如何治理的呢？我自从即位以来，白天从一睁眼就开始谋求治理国家的良方，晚上躺在床上也无法入眠，思索着如何去治理我们这个国家。我就像面临深渊、也像摸着石头过河的人，在寻找和期求哪怕是很微小的挽救自己的力量。
我们这个伟大、美丽的国家，应该怎么做才能完成先辈们努力实现的大业，才能光大、彰显先辈们创立基业的美德呢？怎么才能使我们的国家治理得可以与尧舜时代相仿、与三王的统治相媲美呢？我深感个人的能力是不足以成就大业、使祖宗的美德留芳百世的。这次请诸位来，是倾听诸位所了解的古今治国安邦的经验教训，用来解决当今社会中的问题。
具体要求是，每人根据我出的题目，写一篇政论文。诸位交卷后，我将亲自审阅。
董仲舒从武帝的策问中，读出了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情。董仲舒很高兴，自己几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露一手的机会。
策试的结果，董仲舒很满意，写得也很顺手。虽然这样，他心中也有些担心。因为策试时还是有些紧张的，所以他总觉得心中有些话还没有表述清楚。
汉武帝在审阅策试文章时，发现董仲舒的文章很对自己的思路，文章中有勃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同时，武帝也发现这篇文章闪烁其词，蜻蜓点水，似言犹未尽。于是汉武帝有了再次策试董仲舒的意向。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汉武帝又连续两次向董仲舒提出问题，希望董仲舒具体一点，就一些社会问题做出详细的分析，提供解决的办法。
这是一份殊荣！从全国各地赶来策试的贤良之中唯独董仲舒一人获得。董仲舒心醉了。他畅其心中所思，就社会中的许多现实问题，都上言不讳地作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董仲舒还大胆地提出了思想大一统的政治方略：推崇儒家生生不息的进取思想，贬抑、罢黜其它各家的思想。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董仲舒接受汉武帝三次策试的三篇文章，史称“天人三策”。它与贾谊的《治安策》同称为西汉的“大文”。《天人三策》和《治安策》虽然对西汉之初的作用各有千秋，但它们在历史上有着共同的地位，尤其是《天人三策》中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
汉武帝一改前代“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积极有为，想成就伟业。儒家思想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等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他所求的思想依据和精神支柱。董仲舒提出思想大一统，正可以作为政治一统和社会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和哲学根据。董仲舒的出发点虽然是为巩固封建大一统服务的，但同时，儒家思想却正好摇身一变而成为汉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社会意识形态。
不仅如此，董仲舒对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的贡献主要还是是综合吸收先秦诸子思想，使儒家思想与道、法、阴阳学兼容。
刘向（汉代大学问家）称赞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
刘向的儿子刘歆则认为，董仲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同上）也有人称仲舒为“儒者宗”，这是说董仲舒是儒家思想发展的关键人物。
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前就是社会中流行的一股思潮。
在石渠阁考试，石渠阁是汉代政府的皇家图书馆，也是学术会所，是皇帝召集天下贤才、专家，集中研讨问题的地方。
汉武帝表现得很谦虚，他志在直接获得较为理论化的、系统的和完备的治国之策。］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24岁元光二年（B133，戊申）24岁
冬10月，行幸雍，亲祭社神，祠五畤。
方士李少君献炼丹长寿之术。遣方士入海求神仙。
［何按：方士之兴，是对天命论之反制也。方士可祈禳灾异，延长人寿，故人主信之。］
任公孙弘为左内史。擢拔主父为大夫，“岁中四迁。”
［“主父偃欲因卫将军（青）入荐。卫将军数言上，上不听。乃自行上书阙下，朝奏，暮入见，言九事。八事关律令，一事谏慎伐匈奴。
引《司马法》：“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其议备受重视，遂举为郎中。一岁中四迁。］
［是时，徐乐、严安亦上书言世务，上召见三人。曰“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何按：时武帝疏远亲贵，急于用人，求贤若渴。）］
夏6月，以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伏击大单于于马邑。
［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慢，侵盗不已。边境被害，朕甚悯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议宜击。汉匈数十年之战遂以此为序幕展开矣。］
［吕思勉云：
“匈奴在古代，盖与汉族杂居大河流域，其名称：或曰‘猃狁’（亦作‘俨狁’），或曰‘獯鬻’（獯亦作熏作荤，鬻亦作粥），或曰‘匈奴”，皆一音之异译（《史记索隐》：“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曰匈奴，荤粥其别名。”《诗·采薇》毛传：‘俨狁，北狄也。’《笺》云：‘北狄，匈奴也。’《吕览·审为篇》高注：‘狄人，猃允，今之匈奴。’案伊尹《四方令》径作‘匈奴’。又案《史记》：‘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荤粥两字，盖系自注，史公非不知其为一音之转也。）又称‘昆夷’、‘畎夷’、‘串夷’，则‘胡’字之音转耳（昆，又作混，作绲。畎，亦作犬。又作昆戎，犬戎。《诗·皇矣》：‘串夷载路。’郑《笺》：‘串夷，即混夷。’《正义》：‘书传作畎夷，盖犬混声相近，后世而作字异耳。或作犬夷，昆夷也。’案《诗·采薇》序疏引《尚书大传》注：‘犬夷，昆夷也。’《史记·匈奴列传》：‘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又‘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索隐》、《正义》皆引‘韦昭曰：《春秋》以为犬戎’，足征此诸字皆一音异译。（《遗文集》下，匈奴名号考）］
（何按：匈奴乃汉时匈奴人之蔑称。（匈古音通浑、荤、胡。匈人即胡人。奴，那，匈奴语“人”也。“匈奴”即汉语匈人、胡人。然胡人实又为西域异族之总称。）日本学者内田吟凤云：“匈奴两字古音被拟为flong…nah，被认为与希腊语phrounoi之匈人有联系。4世纪时粟特人称匈奴人作xwn，拟汉音为胡。汉字匈奴与phrounoi；xwn音近无疑也。（《匈奴史研究》，日本创元社，1953）
汉时匈奴称“荤允”，或荤（读近“玉”）。见《汉书》霍去病传：“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之士。”《史记》三王世家：
“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以窃盗侵犯边民。朕诏将军往征其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皆来，降旗奔师。荤粥徙域远处，北州以安矣”。）
［《汉纪》：
“匈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在古曰淳维（混夷）。匈奴始祖名薰粥氏、山戎（鲜虞）、猃狁是也。始祖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徙，居无城国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无文、法，以言语为约束。其俗宽则射猎，急则习战。长兵则弓矢，短兵则矛铤。见利则进，不利则退。食肉衣皮，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父死则妻其母，弟兄死则娶其妻。其俗有名不讳，无文字。自商周以来，世为中国患。至匈奴王，姓孪鞮氏，国人称之曰撑犁孤涂若单于。匈奴称天为撑犁，谓（男）子为孤涂，若言天子也。单于者，广大之貌，言其单于然也。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当户，凡二十四长。其大臣皆世官职。左贤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之东北，接秽貊、朝鲜。右贤王、将居西方，直上郡西，按氐、羌。而单于庭直代郡、云中。岁正月，诸王少正会单于庭。五月，大会龙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会带林，校阅人畜。其法，拔刃者死，盗者没入家财。单于朝拜日，夕拜月。其座，尚左而北面。日尚戊已。
其送死者有棺椁衣衾，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妄从死者，多至数十人。举事常随月，月盛壮则进兵，月亏则退兵。其攻战，斩首则赐一卮酒，而所得虏获因以与之。得人因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趋利。秦始皇时，使蒙恬将数十万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临河，徙遣人民以充王。因山险溪谷缮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是时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有余年。头曼太子名昌顿，杀父而立。东灭东胡，两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悉收秦所夺地，遂入侵燕代。高帝有平城之围。高后时冒顿为书戏慢，大不敬。自是数侵扰，寇边无已。］
［考诸汉史，“匈奴”实非单一种族或民族之称，而是秦汉时代中国北部一个庞大的成分复杂之多种族之游牧民族之政治集合体。其众推之首领即大单于。其中有黄种民族如诸羌及东胡（鲜卑、秽貊、高句丽、扶余），亦包括非黄种之塞人（斯基泰）、苏末（突厥前身）、黠戛斯、柔戎等。］（《诗·六月》：“玁狁匪茹，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这是典籍中始见的匈奴之名（王国维以玁狁为匈奴号）。《宋书·索虏传》：“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号亦其一也。（北方名朔方，疑朔疑即索语转也。）
《魏志·鲜卑传》裴注引《魏书》：“匈奴及北单于遁逃后，余种十余万兹，诣辽东杂处，皆自号鲜卑兵。”《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魏乃鲜卑，则鲜卑实为匈奴之后裔也。
《晋书·北狄传》：“匈奴十九种，有翔渠（羯）种。”其人高鼻多须。陈寅恪谓即康居与月氏种。）
［GavinHanbly《中亚史纲要》：
巴克特里亚五国与印度——巴克特里亚在中国的蒙古草原边界，有一支以匈奴命名的强
大的游牧民族。将匈奴比定为若干世纪后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匈人，对这种观点一般还存在争论，但我们认为匈奴即匈人这一论点还是可以接受的。确切地说，匈奴人在语言和各族上究竟与哪个民族相近，目前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但是一般认为，匈奴与突厥在某些方面有关系。在东西史料中，对于匈奴的记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即强调匈奴在战争中的析端的暴行。应该承认，史书作者们总是倾向于将匈奴给他们的同胞带来的灾难戏剧化，其中有些记载不免有夸大之嫌。然而，对匈奴暴行的描写如此普遍，读来又那样自然入理，所以这类记载中肯定包含着基本的事实成份。
公元前三世纪，匈奴在蒙古草原的力量达到了鼎盛时期，他们很快就对中国北部的统治者构成了强大的威胁。中国古代遗址中最著名的长城，就是为了抵御匈奴的进攻而建造的。但是随着秦王朝（公元）221—前206年）的崩溃，削弱了中国的防卫力量。而与此同时，在匈奴的头曼单于（最高首领）统治下，匈奴的力量则得到了增强。到了头曼的儿子，冒顿单于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09—前174年），匈奴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冒顿征服了鲜卑、契丹以及东胡等与匈奴相邻的部落，成为蒙古草原的主宰。
在甘肃西部，也就是后来以敦煌闻名的地方，有另外一支被称作月氏的，成份相当混杂的游牧部落联盟。匈奴冒顿单于打败了月氏，又复击溃北部的乌孙，并将乌孙赶到了西方。冒顿死后，他的儿子老上单于再次向月氏发起进攻，击败月氏，并杀死了月氏王。最后一次失败，使可怕的月氏部落（他们是与匈奴相似的游牧民族）开始举族向西方迁徙。月氏人可能是越过伊犁河谷而下，沿着伊塞克湖南岸向西进发。在伊塞克湖地区，月氏击败了一支塞种部落，并将后者赶到了西南方。《前汉书》将这支塞种称为“塞王”。但是，月氏在进军途中，又与乌孙部落遭遇，乌孙这时转而在后方袭击了月氏。在乌孙的打击下，月氏落荒而逃，继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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