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利斯回答，“我永远不会屈从联邦法庭要求学校合并的命令。”
司法部长没有办法了，只好又绕回来，长话短说，联邦政府不愿意再发生密西西比州立大学那样的流血事件，但是我们有责任动用联邦合法的力量保证法庭的命令得以实行。
司法部长所说的只是一个美国常识，法律就是这样定的，但是不到山穷水尽司法部长还是不愿意说出来。沃利斯立即抓住这一点，谴责肯尼迪的联邦行政分支企图重新对南方实行“军事独裁”。他说，“我知道你们想动用联邦政府的所有力量。事实上，你今天想告诉我的就是，如有必要，你们就会把国民兵带进阿拉巴马。”
司法部长立即否认。
尽管双方都知道，如果司法部长真的派出国民兵或是执法队，也不过是护送两个黑人学生上学的执法“兵力”。但是，联邦司法部长就是不愿明确说出联邦政府要派出国民兵执法这句话，唯恐触动南北战争留给双方的百年伤痛。一百年前这场武力冲突，虽然似乎是北方和联邦“胜利”了，可是，由于这场内战的复杂性和惨痛后果，这是一百年来整个美国始终在反复咀嚼的一枚苦果。甚至在今天，隔三岔五的，我们都会在电视里看到对这段历史各种角度的回顾，对这场战争的发掘越多，它的悲剧性越强。北方和联邦政府一方就越不可能单纯维持一个胜利者的姿态。相反，却显得底气不足，特别是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现在是站在阿拉巴马州的议会大楼里。
司法部长说，“我只是希望事情还是在法庭里通过诉讼程序来解决。”
而沃利斯却要逼着司法部长说出来，“如果法庭命令没有得到服从，你们是否就要动用国民兵？”
联邦司法部长说，“我希望没有这个必要。”
沃利斯然后就大谈了一番，阿拉巴马人民不喜欢联邦中央政府干预州一级事务，他现在正在专注于新的工业发展，这才是真正对黑人有利的实事，有助于提高黑人的生活水平。这些实事是有意义的，而学校合并和民权运动之类的事都只是虚假的。
最后，什么结果也没谈出来，双方却又为怎样告诉门外等着的记者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沃利斯坚持要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其中指出肯尼迪行政分支为了执行法庭命令计划动用国民兵。
虽然对于司法部长和代表着美国精神主流的北方看来，这是近似于荒谬的一场“危机”，然而，罗伯特·肯尼迪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达成谅解，以便和平地解决这场危机。所以，哪会蠢到谈判不成，反而帮助乔治·沃利斯煽动南方民众的呢？他当然不愿意在声明中出现对于南方民众具有刺激性的话语。
最后双方同意告诉新闻界，他们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但是情况基本上没有改变。
此后的几个星期，气氛越来越紧张。沃利斯的态度表现得非常强硬，抨击肯尼迪行政分支和联邦法庭。阿拉巴马的KKK成员和极端分子则誓言站在他们的州长一边和联邦政府对抗。
联邦法庭眼见得判决得不到实行，非常不安，因为司法分支自己没有执法的力量，行政分支如果不能成功地执法，司法分支权威顿失，整个制度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这种制度性的危机解决不好，就象好端端的足球赛因为一个球的裁决摆不平而演成一场群架。一旦打过群架，以后的球赛是不是能太平公正地举行，会不会动辄开架就难说了。
以肯尼迪总统为首的联邦行政分支这一边，面对着历史性的抉择。所幸的是，和一百年前的林肯总统相比，在这次他们与南方州一级政府发生危机的时候，他们不仅有合理性，而且有充分的合法性。他们手里有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他们是在履行行政分支的执法职责。而当初南北战争开打时，林肯手中既没有立法分支国会的通过，也没有司法分支最高法院的裁决，这也是此后一百年中，南方提到南北战争反而一副理直气壮，满腹冤屈的样子，而北方有时却显得气短的原因之一。
今天的肯尼迪，并不存在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他所要顾忌的，一是不要无谓的流血，二是不要造成联邦和州一级的伤害性冲突和对立。然而，鉴于南北战争的历史教训，他希望谨慎再谨慎。
总统和司法部长兄弟俩都明白，如果有必要，今天他们是可以合法地派出联邦执法队，强制阿拉巴马州执行联邦法庭判决的。这一切都在游戏规则的范围之内。现在破坏游戏规则，抗拒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的是乔治·沃利斯。如果州长一意孤行，他就犯了法，就可以依法制裁他。只是，说到底，乔治·沃利斯的所有行为都是在他的选民们面前的一种炫耀。有这样的州长，归根结底是因为他的背后有这样一批不可忽视的，极端的南方白人民众。不去主动点燃这个炸药包是肯尼迪兄弟当时慎言慎行的最主要原因。然而，这样的顾虑并不一定被所有的人理解，因此，在一些黑人写的历史著作中，至今仍然批评当时的肯尼迪行政分支“软弱无力”。
一个联邦法官私下告诉沃利斯，如果他抗拒联邦法庭的判决，他就要被判在联邦监狱里关两年。沃利斯的法律顾问研究了一番阿拉巴马州的法律以后发现，按照阿拉巴马州的法律，州长即使犯法坐牢，只要是关在阿拉巴马州境内的监狱里，他就还是州长，不过如果他是关在其它州的监狱里，州长职务就自动中止了，他就不是州长了。
那么，如果他违抗联邦法庭的判决而要坐牢，谁有权来决定把它关在哪儿呢？有权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判他的法庭。法庭是只管判，不管关的。监狱是归负责执法的行政分支的司法部管的。联邦司法部长和他的助手就私下开玩笑说，如果法庭真的判他关两年，他还是不是州长就要由咱们来定了。咱们不仅可以把他关到外州，让他当不成州长，还要把他关到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联邦监狱，那儿的犯人黑人最多。尽管这只是开玩笑说说，但是他们私下让这种说法透露给了乔治·沃利斯，也许希望这会给沃利斯一点压力。
说是乔治·沃利斯身后有一个“易燃的炸药包”，可不是一句玩笑。联邦法官下令阿拉巴马大学在6月11日务必让黑人学生入学以赶上夏季开学时间。阿拉巴马的种族隔离激进组织闻讯立即举行集会，动员民众支持州长。KKK举行了他们的公开仪式，包括火烧十字架的仪式，有成千上万人围观。各地的其它激进分子纷纷涌进来，甚至包括美国的纳粹党。
联邦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则派出了他的主要助手，司法部副部长，连同有将军头衔的联邦执法队官员和国民兵官员前来协助黑人学生注册。
州长沃利斯的态度似乎丝毫没有动摇，他宣布，他将亲自站在校门口，阻挡任何企图进入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黑人学生。形势和密西西比州立大学流血冲突以前几乎一模一样，紧张气氛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联邦官员们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又一次流血事件，可是沃利斯态度如此强硬，逼得他们也无路可走。
预定注册前一天，肯尼迪总统给沃利斯州长一份私人电报，企图最后一次说服他考虑违抗联邦法庭命令而可能导致流血冲突的后果，要求他服从法庭，作出让步。沃利斯州长立即强词夺理地回答说，我亲自到场就是保障和平。
第二天在阿拉巴马州立大学校门口发生的一切，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南方州政府在持续了两百多年的黑白种族问题上的对立的最后一次历史性的表演。沃利斯州长有一个重要动机是在他的州民面前表现他的英雄作为。各个电视台在校门口作好了充分的准备，阿拉巴马的电视台占据了最好的拍摄位置。他的助手在地上用白笔画出州长将站立的位置，让摄影机调好角度，就象一台大戏即将开场。
阿拉巴马州的国民兵封锁了校区。在沃利斯州长到达校园前一刻，肯尼迪总统在白宫签署了一个声明，谴责阿拉巴马州长阻扰执行联邦法庭判决，使得美利坚合众国的法律在阿拉巴马州不能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来实现，所以，肯尼迪总统以美国总统的名义，正式命令这种阻扰联邦法庭的行为立即停止。
9点50分，阿拉巴马州长乔治·沃利斯到达学校，丝毫没有服从总统命令的迹象。他进入旁边的办公室，等着联邦官员的到来。10点44分，一队小汽车缓缓开到，里面是司法部副部长和其它高阶联邦官员，当然还有准备注册的两个黑人学生。
以后发生的一切，都被电视台的摄像机详细地录了下来，我们现在还能从文献片里看到当年的景象。
当联邦司法部副部长走近大楼时，州长沃利斯出现了，他站在大门口，胸前挂着一根麦克风的电线，就象电视台的现场报道员一样。司法部副部长走近前来，说他带有一份美国总统的声明，命令沃利斯停止阻扰黑人学生。沃利斯“刷”地一下伸出手来，象一个执勤的警察一样把司法部副部长一把拦住，他说，他也有一份他自己的声明，他将当场宣读。
他的声明就象是一百年前南方脱离联邦时的宣言的翻版：“作为阿拉巴马州的州长，我认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职责站在你面前代表本州及其人民的权利和主权。今天，中央政府对阿拉巴马大学校园的不受欢迎的，没有必要的，没有得到合法许可的，滥用权力的入侵开创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是对本州的权利，特权和主权的压制……因此，我作为这个主权州的州长，今天特地宣布拒绝中央政府非法剥夺本州的权利。
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代表其它成千上万阿拉巴马人民，如果我今天没有尽到责任挺身而出，他们也会站出来。我宣布禁止中央政府的非法行动。”
显然，州长沃利斯唯一能够诉求的还是所谓州的主权。但是，他应该知道，如果说，当年南方对联邦的指责还有法理依据的话，那么如今他却是完全站在一个违法者的立场上，他的声明也就显得牛头不对马嘴。更何况，在最高法院就布朗案作出裁决以后多年，沃利斯州长站在那里，阻挡的不是联邦的千军万马，而是两个拿着书本要来合法上学的南方黑人学生，再重复这番话，就活象一出闹剧了。
于是，联邦司法部副部长平静而一针见血地说，“州长先生，我对表演不感兴趣，我不知道这种表演的目的是什么。我所关心的是执行法庭的命令。我再一次请求你负责任地让开。如果你不让开，我可以肯定地说，法庭的命令最终是要执行的。最终，你我都明白，历史的最后一章是这些学生入学，他们将留在这个学校，他们今天注册，明天上课。”
州长沃利斯一声不吭，象一尊雕塑一样注视着前方。僵持一会之后，为了避免正面冲突，司法部副部长按照预先的计划，还是带着黑人学生暂时撤走了。在整个过程中，黑人学生自始至终坐在汽车里，司法部副部长没有把他们带到大楼前，没有使州长与黑人学生直接发生入校与阻挡的冲突。那么从技术上讲，州长沃利斯还没有违抗法庭命令，阻扰黑人学生，他只不过是拦住了几个联邦官员而已。这样，联邦当局就还没有必要逮捕他，因为真地逮捕他而引发联邦政府和阿拉巴马州的对峙局面，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就在这个时刻，在首都华盛顿，肯尼迪总统决定尝试另一个合法途径，他签署了一个合法命令，命令阿拉巴马州的国民兵立即归联邦政府指挥。于是，阿拉巴马州国民兵中最受人尊重的亨利。戈拉汉将军，奉命开赴阿拉巴马大学请州长离开。为了避免在一个大学校园里出现“军事行动”的恶劣印象，戈拉汉将军受命只带了四个民兵，这四个民兵也都是本地居民。
这一切安排要花几个小时，所以当戈拉汉将军来到阿拉巴马大学时，已经是下午3点半了。沃利斯一刻也没有离开大楼，当戈拉汉将军走近时，他又出现了。戈拉汉在离沃利斯数公尺外站住，脚跟一碰，“刷”地一个立正敬礼，然后用沙哑的嗓子说：“州长先生，我有一个令人痛心的责任，请你离开这儿。”
沃利斯从口袋里又抽出一张纸，宣读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他指出自己身为州长，是阿拉巴马州国民兵的最高指挥官。他指责联邦政府实行军事独裁，而阿拉巴马人民面临的是一场保卫宪法的战斗，“我们终将胜利”。然后他也来了一个立正敬礼，在戈拉汉将军回礼以后，他走下台阶，乘车离去。几分钟以后，两个黑人学生顺利注册入校。
阿拉巴马州立大学的这场危机就这样在双方都保持尊严和体面的情况下结束了。不难看出，阿拉巴马州国民兵司令戈拉汉将军的明确立场是至关紧要的。事后，他曾说过，他之所以说这是“令人痛心的责任”，是因为，在正常情况下，州长是他的上司。但是，在南北战争以后有过立法，就是联邦政府如果决定动用州国民兵，那么他就是受合众国总统的指挥。他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
这一幕是南北战争以后联邦和南方州权之间所发生的最后一次面对面的对峙。一百年前，就是这样的对峙引发了美国历史上最惨重的战争，但是现在，却只剩一些象征意义了。
你一定会问，要是戈拉汉将军认为自己应该听从州长的命令为本州效力，而不听合众国总统的命令，或者，沃利斯州长号召其它武装民众和联邦政府对着干，反正民众手里有的是枪，而且阿拉巴马民众中有很多人正在火头上，一点就着，那么，会不会再来一场内战呢。
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过去三十几年后的今天，我曾经提出这样一个纯粹假设性的问题，如果现在在美国，有一个州出于和南北战争前相似的不可调和的理念冲突或利益冲突而坚持要分裂，说什么也不肯待在合众国联邦里了，那该怎么办呢？还要不要维护合众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国联邦政府会不会派兵讨伐叛乱？
我和很多美国人讨论过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都十分明确，不会。
我的朋友迈克跟我细数过如今不再会发生一场内战的原因。
首先是引发内战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尽管按照宪法，仍然有联邦和州的双重主权，但是各州之间的流通和交流和一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一百年前的一个州即是一个国家的概念，已经在美国大大淡薄了。现在的美国人，依然有对于州的主权的认识，却也有了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的观念。
同时，通过民主机制百年的运作和调整，美国国内不再有南北战争以前那种尖锐而难以调和的冲突。说到底，南北战争的尖锐矛盾是一个殖民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发展。战争的爆发，也说明当时双方的处理都并不是妥当的。然而，这就是当时的美国人的认识深度。当战争过去，人们认识到，他们必须化解仇恨，从中吸取教训，变得更理智，更理性，更聪明起来。否则，那六十万属于南北双方的父老兄弟的血，才是真正地白流了。
现在的美国，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问题。相反，富人和穷人，白人和黑人，南方和北方，更多地有了一种相互依赖，共同生存的味道。矛盾当然是永远有的，但是大家都有点儿明白了，依靠这个制度来调和矛盾恐怕是最明智的做法。法治为调和矛盾提供了更为大家所认可的程序和场所。
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通过一百多年一代又一代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