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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极端的例子，大概就是最近发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黑人居民区的学校，他们的校管会决定，由于美国最著名的建国者之一，第一位总统乔治。华盛顿曾经蓄奴，所以，他们决定，把介绍华盛顿总统的有关章节，从他们学校的历史教科书中剔出去。这个决定当然很不寻常，成为报纸上的一条新闻。它引来一些保守团体的强烈反应，大多数人则是一笑置之，觉得这不是一个聪明的历史教育观，如此而已。但是从来没有听说政府打算出面干涉。即使政府想干涉，美国的法律也不会允许它干涉。
正如沃伦大法官所说的，现在的教育已经越来越重要。从沃伦大法官的判决至今，又有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已经到了会影响国家实力的地步。因此，最近克林顿总统把提高美国的教育水平，作为他的总统任期的一件重要战役来对待。他提出立法建立全国范围的数学和语文统考。因为在美国，是没有什么具有法律强制效力的全国统一考试的。但是，他的这一提案却被国会断然否决，联邦众议院甚至通过决议，禁止联邦行政分支搞什么全国统考。假如你不清楚来龙去脉，这也是“美国故事”总是令人费解的地方。
在美国的历史深处，这个文化深藏着的是对政府的不信任，尤其是对联邦政府的不信任，其实质是对集权的恐惧，以及对思想控制的恐惧。因此，克林顿总统对于全国统考的提议是从数学语文，这样的基本技能教育作为他预定的突破点的。但是，美国人至今不能接受。其根子在于，美国人不愿意他们最初源于自然法的教育理念被突破。统考显然能够提高教育水平，使国家强大。可是，统考必然导致统一教材，就防不住哪一天政府会向孩子灌输“统一思想”。美国人是自由为先的，他们宁可不那么强大，但是必须有自由。
我再用一点笔墨回到教育上，因为小田田今年上学了，你已经几次来信谈到小田田上的那个学校的教育问题，为孩子忧心忡忡。所以，你一定会问，怎么保证教学质量呢？应该说，美国的教育制度肯定是有它的弊端的，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是，它也是有它特殊的自然结果的。例如，论考试，就普遍状况来说，美国的学生绝对不是什么好手。但是，由于学校提供的气氛活跃，鼓励全方位的想象力，选择性多，实用性强。因此，论学生的创造力，美国的孩子是相当出色的。
因此，美国的教育纵有万千有目共睹的尚待改进的弊端，可是，在改进的过程中，它的一些基本理念是很难动摇的。就是人民有权决定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联邦政府无权干涉教育和向孩子灌输政府认为是正确的思想，孩子的想象力是最大限度地受到保护的。美国教育的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对于孩子是人道的，是充分诱导孩子产生最奇异的思想的。美国教育的目的，正如沃伦法官所提到的，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求自己的幸福。教育不是为社会机器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一个孩子未来的幸福，一旦成了螺丝钉，有谁会关心螺丝钉的幸福呢？
我再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回到半个世纪前的最高法院的法庭。今天，在教育已经如此重要的时候，沃伦大法官进一步指出，纵观在所谓的“分离并且平等”原则下，在种族隔离的公共教育系统的学校，许多白人学校能够得到的条件，黑人学校却得不到。然而，即使能够使教学楼及课程设置，教师的薪金等等表面因素平等化，是不是就意味着平等了呢？最高法院关注的是，即使这些表面的物质化的因素可能做到平等，一个以肤色为依据隔离的公共教育制度，是否还是使得少数族裔的孩子丧失了受到平等教育的机会？最高法院的结论是肯定的。
最高法院对此判定的依据，不是表面化的平等，而是机会的平等。沃伦大法官认为，这种建立在肤色基础上的，把一个孩子和同年龄同智力的孩子隔离开来的做法，会使孩子对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产生自卑感。这样可能会导致孩子的心灵和思想不正常，甚至因此被毁掉。他还指出，这种把白人孩子和黑人孩子分开的公共学校，受到影响的肯定是黑人孩子，如果法律支持这种状况，这样的影响就会更为严重。黑人群体通常这样解读隔离政策，认为这是意味着他们的地位低下。这种自卑的感觉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动力，这样的隔离法案影响了黑人孩子在教育和精神上的发展，使他们失去了在种族融合的学校所能够得到的东西。
沃伦大法官宣布，“我们决定，在公共教育的领域里，没有“分离并且平等”这一原则的位置。隔离的教育设施天生就是不平等的。”因此，最高法院宣布所有有关教育隔离的立法是违宪的，它侵犯了黑人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被规定应该拥有的权利。
由于这一判决在南方牵涉的面太广，1955年最高法院就“布朗案”发布命令，命令联邦公立学校以“审慎的速度”结束种族分离。
在这个案子中，我们可以开始更清楚地看到，为什么林肯在南北战争后期最关注的，不是以强权统治南方，而是以宽恕“叛乱”一方的南方首领，来换取他们带领整体南方回到美国制度中来。林肯整个思路的意义，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南方，认同这个国家的理念和制度之后，不论南方有怎样的类似KKK的民众，在南北双方对话的时候，在不同的观念讨论的时候，就有了共同的依据和游戏规则。
例如，在这个前提下，南方就不能否认“平等”的宪法原则。如果说南方在种族问题上，远没有进步到平等的认识程度，但是，他们如果想实行种族隔离的时候，能够做的就是钻条文理解的空子，钻法律解释的漏洞，例如“分离并且平等”这样的说法。但是，如果这不是真正的平等，那么，它最终会有一天被事实击败。在被击败的时候，它也必须认帐。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南方根本不认美国的基本原则，那么，对话就要困难得多，甚至无法对话。那个时候，讨论就不是在教育领域“分离”是否可能“平等”的问题，南方可以干脆否定黑人有平等权利。讨论可能会陷入胡搅蛮缠之中，或者干脆拒绝讨论。
在最高法院宣判时，南方存在庞大的公共教育体系，在当时大多数都处于种族隔离状态。判决下来之后，在一些极端南方，曾经发生了骚乱，比如著名的阿肯色州小岩城高中，九个黑人第一次进入这所白人的学校，居然要有美国总统派出国民兵一路护送。由于这些骚乱引起很大的震动，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可是，我们也注意到，大多数的南方公立学校，在接到最高法院的命令之后，尽管是以“审慎的速度”推行，毕竟还是平稳地向种族融合过渡了。如果没有南北战争之后整体南方对于这个制度的认同，那么可以想象，一个牵涉面如此广泛的公立学校改制，又没有坚实的民众认识的基础，不定要出多大的乱子呢。
从最高法院的判词中，尽管判的是教育领域，但是，最高法院寻求真正的种族平等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人们几乎可以预见到，彻底在南方打破种族隔离的时刻已经就在眼前。这样的判词，对于南方的黑人，更是一个莫大的鼓舞。因为，在沃伦大法官的判词中，对于“分离”不可能“平等”的突破重点，并不是放在黑人的校舍比白人学校的破旧，黑人学校的课程设置比白人学校更少，这样一些可见因素上面。尽管在这些方面，确实可以找到大量证据，证明不平等。但是，正如大法官指出的，这些因素是可以使之 “平等化”的。沃伦大法官把突破的重点放在对人的心理和精神影响方面。指出它“天生不平等”的原因是，它毁坏人的尊严，伤害人的心灵，使一个社会群体产生整体自卑感。他等于是在向黑人指出，在精神和心灵上，你们应该是和任何人一样平等的，你们应该拥有精神平等的权利。这个判例，等于是在南方的上空炸响了一个惊雷。
果然，在最高法院下命令取消公共教育种族隔离的那一年，在命令的执行还没有真正大规模开始的时候，在极端南方的深腹地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就出现了又一个挑战种族隔离的事件。这一事件，你可以说是偶然的，但是，你也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必然。
那是1955年的12月1日，一个名叫罗莎·帕克的黑人妇女，下班后疲惫不堪地准备回家。她从来就不是一个打算做“英雄”的人，也丝毫没有准备作出一个什么历史性的挑战，她只是一个最普通的黑人妇女，那年四十二岁。她干了一天的活儿，累极了，此刻已是傍晚，她当时脑子里绝对没有政治，想的只是回家，休息。她和大多数的黑人一样，是坐市区的公共交通上下班的。
蒙哥马利市的市内交通是由政府支持的商业公司经营的，按照当地的法律，也实行所谓的“分离并且平等”的原则，公共汽车是种族隔离的。汽车的前半部是白人的座位，后半部是黑人的。但是，由于当时白人更普遍的是自己开车上班，而相对贫穷的黑人则更多地利用公共交通。因此，属于白人的区域常常有空位，而黑人的区域却非常容易被坐满。结果，就有了一个折衷的规定，就是在汽车白人区的后部，划出了一个“灰色地带”。原则上它是属于白人的，但是假如没有白人坐的时候，黑人也可以坐在那里。可一旦只要有一个白人需要坐在这个区域，所有“灰色地带”的黑人就必须全部让出来，退回到自己的区域内。以维护“分离”。
这一天，罗莎·帕克实在累了。她几乎等不到回家，就想坐下来休息一下。所以，她希望能在公共汽车上有一个坐的机会。为此，她放过了第一辆满载的车，没有上去。她等到第二辆车来，透过车窗，看到这辆车没有人站着，就上了车。黑人区虽然已经满座，但是在“灰色地带”还有一个空位，而且空位的旁边已经有一个黑人在那里就座。她就过去坐下了。
驶到半路的时候，上来了一些白人。他们坐满了白人区之后，还有一个白人没有座位。这时，司机就要求在“灰色地带”就座的黑人把座位让出来。那里正坐着四名黑人。多年来罗莎·帕克几乎天天都坐这条线路，所以，对这个司机已经相当“面熟”了。当时的蒙哥马利市的公共汽车没有黑人驾驶员，司机都是白人。当然也有对黑人依然礼貌的，但是，相当一部分司机对黑人很有偏见，她知道这个司机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行为是“正常”的。蒙哥马利市的人们，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已经对此习惯了。
所以，尽管在司机叫第一遍的时候大家都没动，但是，他再一次叫他们让出去的时候，原来坐在窗口，也就是坐在罗莎·帕克边上的那个黑人男子，就站起来离开了这个区域，同时，另外两名黑人妇女也离开了。可是，罗莎只是在那名黑人出来的时候，把腿移开给他让路，然后，就移坐到窗口的座位去了。对于罗莎·帕克来说，这只是一个一念之差的决定，并没有什么具有挑战意味的“预谋”。也许，这一念之差的最大的原因还是她当时感觉太疲劳了，实在不想站起来。
司机这时注意到她，问她是否打算站起来，罗莎·帕克说，“不”。这个时候，她有点较劲了。司机警告说，你要是不站起来，我就叫警察逮捕你了。罗莎·帕克说，你叫去吧。就这么简单，他们没有争吵，连话都没有多说什么。司机回头就下车去找警察了。在此期间，有人因为车子不开而离去，另外找车。也有人继续留在车上，可是，并没有人参与进去，也没有黑人为她打抱不平。一切都很平静。
警察来了之后，简单核对了事实，然后问她，你干吗不站起来呢？她只是说，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她问警察，你们干吗把我们支来支去的？警察说，我也不知道，可是法律就是法律。然后，警察还是再次向那名那个司机确认，他到底是要求警察把罗莎· 帕克带离汽车，还是要求逮捕。如果司机不要求逮捕的话，警察就打算在车下把她给放了。在美国，民众发现违法事件报案时，是有权要求警察执行逮捕的。如果报案者提出逮捕要求，警察不执行的话，警察是违法的。可是逮捕拘留并不说明有罪，是否有罪是需要经过审判的。在这个事件中，那名司机明确要求警察执行逮捕。
不管怎么说，罗莎·帕克是违反了当时当地的法律，就这样被逮捕了。当她坐在拘留室里的时候，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因为说到底也不是犯了什么大事儿。只是她觉得很没劲。她想，原来已经可以坐在家里吃晚饭，干些晚上要做的事情了，可是，如今却坐在拘留室里。这算个什么事儿啊。
看上去这是在南方种族隔离地区发生的一件小事。而且，发生得十分偶然。如果罗莎·帕克那天不是那么疲劳，也许她就不给自己找这份麻烦了。在她过去的生活中，一定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也没有都这样坚持。同时，如果那个司机不是一个种族偏见种族情绪那么强烈的人，她至多被警察带离这辆车，另上一辆车回家。也不见得就会有此后的麻烦。
可是，事情的发生又应该说是必然的。当时，距离最高法院对于“布朗案”的判决，刚刚过去不久，对于撤销公共教育系统种族隔离的命令也已经下达。蒙哥马利尽管是一个宁静的城市，但是，这样一条新闻在黑人社区依然是具有震撼性的。黑人心中的尊严正在觉醒。罗莎·帕克的行为不是预设的，但是，也有深刻的思想背景。她除了是一名普通劳动者，她还是一名黑人社团的秘书，她有着足够的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在回忆她当时的感觉时，除了疲劳的麻木，她对于这种“愚蠢的规定”只觉得厌烦透了。从整个事件的过程去看，逮捕她的警察也可能觉得这是一件蠢事儿，只是作为执法者，他们不得已而为之。里面真正起作用的，使得这一事件发生，并且走到这一步的，偏偏是那个现在看来确实是“愚蠢”的司机。
在一条法律支持一个“愚蠢”的偏见，而被这个偏见所侵犯的人，对它的轻蔑厌烦已经到了甚于愤怒的地步，那么，这条法律被蔑视和抗拒的时候也就到了。在精神上，黑人已经远远超越了这种偏见所停留的时代和水平。当黑人们成熟到对这样法律的评价是“愚蠢”的时候，这条法律自然也就面临寿终正寝了。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当时蒙哥马利发生的这件“小事”，就连罗莎·帕克本人，都觉得后面肯定就是一个小小的民事法庭，判一些罚款了事。她一定没有想到，她当时身心疲惫中作出的一个坚持，会成为黑人民权运动的起点，成为一个最强有力的号召。这里有一个奇迹般的历史巧合，就是黑人历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马丁·路德·金，恰好在半年之前，从波士顿大学取得他的博士学位，来到蒙哥马利市的一个小小的教堂担任牧师。
马丁·路德·金当时非常年轻。他尽管读了几个大学，直到取得博士学位。可是，他当年是高中还没有读完就考上大学的。他来到蒙哥马利的这一年，他还只有二十六岁。就在罗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