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有人能够让法庭的审理变成一个秘密的暗箱。
因此，唯一的出路，是让“阿姆斯达”号彻底消失。目标一消失，当然所有的人也就只好作鸟兽散了。可是如何让它消失呢？这就是在西班牙的要求下，尽可能顺水推舟，把“阿姆斯达”号连人带船送回去。好在双方都有一个极好的借口，就是那个1795年协定。送回去当然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那几十个陌生的黑人重新回到虎口。可是，与 “阿姆斯达”将给总统带来的全部国内麻烦相比，这点代价闭一闭眼睛，也就送出去了。
也许，你也想到了，要推动一个大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指望一个在位的政治人物，大概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这样的人物常常有太多的政治利益需要顾及，常常受到各个方面的牵制牵扯。即使他曾经有过变革的激情与理想，也在前瞻后顾之间零零散散地失落了。
非常凑巧的是，当时凡布伦总统手下的外交部长佛西斯，是从佐治亚这个极端的蓄奴州来的。他自己家里在那个时候，还保留了三个作为仆人的黑奴。因此，在配合操作上，应该没有政治倾向上的“思想问题”。
自从西班牙提出交还“阿姆斯达”之后，激进反奴隶主义者们就一直非常紧张。尤其是，他们无法信任外交部长佛西斯。他们甚至在监狱找了可靠的人，以防万一黑人们被秘密移动，就可以立即得到消息。从这一安排可以看出，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毕竟在制度的完善方面，还不能与今天相比。如果在今天，要么总统打算立马下台，否则民众根本不必担心行政系统敢做秘密交人这样的小动作。
这个案子确实很特殊。所以，即使是联邦检察官，也在一开始认为，从刑事案的角度，把这个案子带入司法程序是他的责任。可是查了几天相关法律之后，他又认为， “暴动”发生在外国公民的船上；事件发生的时候，船是在外海，“暴动”的对象也都是外国人。因此，他不认为美国法庭有权对此作出司法判决。
“阿姆斯达”案实际上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已经发生的财产归属的申诉，这属于民事诉讼的范围，原告就是财产的申请人。这一部分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引起联邦检察官思考的，是该案的另一个部分，就是暴动引起的“海盗罪”和“谋杀罪”。这个部分作为刑事案，按照美国法律，起诉方应该是政府行政分支下司法系统的检察官。
然而，即使在一百五十年前，对于涉及行政分支行为合法性的问题上，外交部长佛西斯仍然非常谨慎。即使在联邦检察官作出这样的表态之后，佛西斯仍然再三要求他搞清楚，在这样一个涉外案件中，按照美国法律，在行政与司法两个分支之间，究竟是谁对“阿姆斯达”号的“人和货”，具有优先的控制权。
最后，在外交部长佛西斯与联邦司法部长格伦迪认真研究之后，终于由格伦迪小心地拿出了一个代表行政分支的正式意见。格伦迪是司法部长，这个意见当然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看上去不会有什么破绽的。
这个正式意见是，坚持按照“平克尼协定”，将“阿姆斯达”号及其货物和黑人，全部交还西班牙当局。司法部长格伦迪指出，美国必须在与其它国家交往的时候，维持它的诚信。船上的财产明确归在路易兹和蒙岱的名下，所以不应该是美国的司法裁定对象。至于律师对两名西班牙人所持有的“携带合法奴隶通行证”的质疑，格伦迪认为， “阿姆斯达”所携带的文件，是哈瓦那有效的正式官方文件，也没有任何法律原则指出美国应该对这些文件进行司法调查。
他又指出，按照国际法，无国籍的海盗船，是任何一个抓到它的国家，都有权审理的。但是“阿姆斯达”号是一条明确的西班牙船，属于西班牙人，拥有西班牙官方文件和西班牙国旗。船上的暴动也与一般海盗行为有别。因此，不在最高法院界定的“海盗案”范围之内。
针对“阿姆斯达”案实质上最引起关注的黑人问题，司法部长格伦迪指出，许多美国人指责奴隶贸易的不人道，但是，不论是国际法，还是几乎所有的文明国家的法律中，都曾经确定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现在，如美国这样一些个别的国家，宣布奴隶贸易为非法，但是，这些国家只能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对自己的公民进行法律制约。而无权对其它国家的公民采取司法行动。
在美国通过禁止进口奴隶的法律中，规定在抓到违法的奴隶船时，总统必须用联邦政府的经费，送这些奴隶回到非洲。因此，当时也有很多人呼吁总统下令，用联邦预算的开支，把“阿姆斯达”号的黑人送回非洲。针对这个建议，司法部长格伦迪宣称，总统并没有合法的权力送这些黑人回非洲。因为，这条法律给出的权限，只适合于发生在美国疆土范围内的非法奴隶交易。“阿姆斯达”案则不在此列。
格伦迪重申，既然奴隶制在古巴合法，这些黑人就是西班牙人的财产。美国无权对他们提出刑事诉讼。因此，对于行政分支，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遵从“平克尼协定”，将船上的一切交还西班牙公使。他进一步的理由是，如果把黑人交还两名西班牙货主，黑人们将可能没有机会再为自己是否具有合法的奴隶身份辩护，所以，交给西班牙公使是最合理的。这样，黑人就可以得到一个机会，站在西班牙的法庭为自己的无辜辩护。因此，下令向西班牙公使交还“阿姆斯达”号，才是总统的责任。
凡布伦总统对于“阿姆斯达”事件的决定，其出发点当然是政治上的考虑。可是，你也看到了，在这里，行政分支还是必须在法律上寻求出路。他不能仅仅依靠行政的权威，更谈不上运用总统的个人威望。因为从一开始，这一点在美国就是明确的，总统只是一个工作职位。他唯一能够借助，用以摆脱困境的，就是为行政分支的行为，找到足够的法律依据，证明采取这样一个动作是合法的。
司法部长的一番法律辩解，几乎是天衣无缝的。他非常巧妙地在根子上切断了“阿姆斯达”可能产生的争论。本来嘛，总统压根儿就没打算站在哪一边参与辩论，也没打算辩出什么正义和谬误。总统需要的是掐断这场争论。
因此，既然可能产生的争议都是在司法程序中产生的，那么要做的就是，从法律上确定美国根本无权让“阿姆斯达”案进入任何美国的司法程序。只要把这只船从司法分支那里“劫”出来，一到行政分支手里，一把推回给西班牙，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这样，美国总统就不至于被一条倒霉的西班牙船给逼到死角里。
所以，简单地说，就是别提这些黑人是不是来自非洲，是不是奴隶，是不是被非法贩运。更别提他们是不是杀人，是不是暴动，是不是有冤情。有天大的问题，也是人家的问题，我们管不了。人家有女王有总督有法庭。该怎么调查该怎么判决，只能由人家自己作主。更何况，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平克尼协定”摆在那里。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司法挑战确实困难重重。因为，这是一场法律上的较量。而对方站在原有法律的立场上，基础稳固。挑战者又要承认原来的法律，又要从它的基础里找出一条缝，橇下一块来。显然就要困难得多。司法部长越有理，挑战者们就越悬乎。只有真正的当事人，那些“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们，如同置身于台风眼，他们还无从了解和理解这一切，所以倒反而显得平静。
然而，司法部长的辩解并不就是完全成功的。美国自从建国，一切就都是公开化的。所以，报刊上不仅公开讨论这个案子，也对行政分支的表态品头论足。这个表态出来以后，大量的反对意见一涌而出。可是，这些意见主要还是呼吁人道，很少有从法理上去破司法部长布下的“八卦阵”的。
当时间沉淀下来以后，人们慢慢发现，行政分支的这个表态，至少在美国人所要求的最基本的情理真诚上，是有问题的。因为，行政分支似乎在要求公平地对待这些黑人，只不过是出于国际案件的特殊情况，让黑人换一个法庭而已，即从美国法庭换到古巴法庭。但是，事实上却隐瞒了他们清楚的一个实质差别。在当时的古巴，在奴隶制问题上只存在“虚假法律”，对黑人不可能有司法公正。黑人回到古巴，只可能成为古巴当局阻吓其他奴隶造反的杀一儆百的牺牲品。对于这一点的认识，后来成为凡布伦总统在民众中信誉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可是在一个法制国家，要和行政分支较量，还是要突破它在法律上布下的阵势。好在，仔细查看之后发现，司法部长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自己其实也很清楚薄弱点在哪里。那就是司法部长格伦迪，对于“阿姆斯达”案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那一部分发表的评论。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案子实际上由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部分所组成的。一部分是刑事案件，按照美国法律，应该由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下的检察官负责起诉。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是否起诉的权力，在司法部长的这个系统手里。当然，在新闻和民众监督下，应该起诉的案件，司法部也不敢不起诉。
然而在这个案子里，由于是个“涉外案件”，就有些复杂。似乎起诉与不起诉，是在两可之间。那么，如果司法部朝这个方向靠一靠，说是决定不起诉，民众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正如格伦迪已经辩解的那样，这样做还是“有法可依”的。
看上去，司法部似乎是反对把“阿姆斯达”号黑人按照可能的“海盗罪”与“谋杀罪”起诉，好象有点同情这些黑人的意思。可是，实质上，却是在防止黑人被带入美国的司法程序。因为美国的司法制度已经相当成熟。尽管这些黑人身无分文，举目无亲，可是只要你一旦让他们进入这个程序，就必须有律师，必须允许公开的法庭辩论和旁听，必须允许新闻界的采访和自由报道，必须给他们一个接受公平审理的机会。那么，总统所期盼的平息社会大辩论的要求，就再也无法达到搅恕？
所以，司法部长的第一步，当然是先“建议”对黑人的刑事罪不予起诉。理由就是美国司法无权对一个外国刑事案起诉。司法部长所能够做到，也就是一个建议，下面的检察官还是可能根据他们的判断作决定。
但是，这个案子还有另一部分，就是它的民事诉讼的部分。按照美国法律，民事诉讼的原告，将不再是检察官，而是有民事争执的平民。提出民事起诉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阿姆斯达”案的民事诉讼部分，是司法部无法控制的。现在，不仅是两个西班牙人递上了财产要求，就连海防队的吉尼中尉也代表他的属下，基于“海难救助金”，对“阿姆斯达”的财产提出了分成的要求。所以，民事诉讼的司法程序的按钮已经按下。在美国的制度设计下，它会自动地，按部就班地向前走，只要原告不撤诉，谁也休想让它停下来。
因此，当司法部长格伦迪，不无心虚地借口让黑人有一个上古巴法庭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建议法庭不要将黑人交回提出民事诉讼的西班牙原告，而是交给西班牙当局的时候，司法部长自己也知道，这是他的全部辩解里，最没有底气的一个部分。他甚至闭口不提海防队吉尼中尉对“阿姆斯达”的财产申请。是的，身为司法部长，出于对整个行政分支工作有利的考虑，他想中止这场刚刚起头的民事案件，彻底把“阿姆斯达”号从司法分支里拖出来。可是，正由于他是司法部长，他比谁都明白，这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看来，一百五十年前的美国老百姓，显然还没有象今天的美国人那样，被训练得“慧眼独具”。对总统和其行政分支的法律监督，远不如今天那样容易抓住要害。所以，尽管他们有权利在报刊上攻击司法部长的声明，可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大多数人只是从人道的角度进行侧面进攻。从一场“法律战”来说，还很不得要领。
只有极少数人，似乎领悟到了一些什么。他们在报纸上提出，“阿姆斯达”已经属于司法分支。作为行政分支，已经不能无视司法分支的权利，独自采取行动。只有这两句话，实际上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在政府结构中，司法是独立的，行政分支无权干涉。所以，即使总统有理由按照“平克尼协定”交还“阿姆斯达”，在司法程序结束之前，也不能有所动作。
对于黑人的律师们，形势是很清楚的。就是只能在司法程序中取胜，不能失败。因为后路已经被行政分支切断了。
我们再回到康乃迪克州。在那里，一切都在正常进行。对于刑事起诉的前期准备工作也还在进行。
这时，律师们决定先单独为三个女孩子向法庭要求一个“人身保护令”。法律规定， “人身保护令”是必须向接受该案的上一级法院提出申请。这样，接受这个“人身保护令”的要求和审查，就会把案子带到上一级法院，也就是联邦巡回法庭。
他们精心安排突出三个女孩的计划，是期望利用这几个最容易打动人心的黑人小女孩，使民众产生更大的同情心。
因为，在预期的“阿姆斯达”案正常审理中，总要出现双方在法庭上对簿公堂的局面。但是，到那时，法庭的一边是近四十名粗壮的，而且可能给人感觉是“野性”的男性黑人，而另一边却是一老一少两名文弱的西班牙白人。这样的局面会使人产生很大的错觉。公众同情的天平，会在顷刻之间倾斜。
然而，如果先让这三个黑人小女孩与两名西班牙人在法庭上遭遇，那么，奴隶制的残酷，非人性，等等，就会变得不言而喻。三名女孩顿时可以为黑人赢到更多的公众支持。“人身保护令”的提出，又会重新激起有关“奴隶具有同样的人权”，还是“奴隶制中主人对他们拥有产权”这样的辩论。
再者，如果通过这个“人身保护令”的取得，能够证明奴隶主没有拥有这三个孩子的法律依据，那么，他们就可能再进一步扩大战果，把这个结论推广到其余的黑人。
最关键的是，他们认为，如果能因此成功地在民众中唤起一个强烈的呼声：即“这些黑人也是人，而不是他人的财产”，那么，这种压力也许可以迫使凡布伦的行政当局，改变他们坚持送黑人回古巴的立场。
他们甚至还希望，如果取得这个“人身保护令”，他们就可以据此进一步争取黑人在美国的宪法权利。也许更进一步，南方的奴隶，也将可以在今后，援引同样要求“人身保护令”的方式，宣布自己的自由。
这三个黑人女孩真是击败两个西班牙人的最佳突破口。她们都还不到十二岁，只会说非洲语言，显然是刚刚来自非洲。更何况，她们一直受到最普遍的同情。为了达到最好的效果，尽管一共有四名黑人孩子，律师考虑之后，第一次“出击”还是先从女孩子开始。
律师的这一策略显然是非常成功的。案子一开始就吸引了极大的公众注意力。人们远道从波士顿，纽约这样的城市赶来参加法庭听证。旅馆预定一空，法庭挤满了人，其中不乏一些知名人士，甚至名门望族，就连一些法官们的妻子，也好奇地挤在旁听的人群里面。
这一个发生在联邦巡回法庭的，为黑人女孩要求“人身保护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