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在前面提到的，哈瓦那的奴隶市场上，天天在出售非法进口的非洲奴隶，在这个国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蒙岱和路易兹熟门熟路地寻上门来，在刚刚运来这船“新鲜货”的“泰格拉”号葡萄牙船长的陪同下，走进了奴隶市场的其中一个院子。蒙岱挑选了辛盖和同船而来的另外几十个黑人，总共四十九名，全部是男性。而路易兹看来财力并不雄厚，他买不起需要450美元一个的男性成年黑奴。于是，他去逛了属于另外几个船长的院子，最终带回了四个只有十来岁的黑人孩子，其中有三个还是女孩。
银货两讫之后，他们很快去哈瓦那的海关当局办理了通行证。在他们的通行证上，注明了他们携带旅行的货物里，包括53名“拉丁裔黑人”。这是什么意思呢？由于漫长的奴隶制，在古巴已经有了大量长期居住在这里的黑人，甚至有了在古巴出身的黑人，所以，当地政府就承认他们已经是归化后的本国人了。因为西班牙人是拉丁民族，所以就称这些黑人为“拉丁裔黑人”。
看上去，这似乎只是一个简单的海上通行证明。然而，对于这些黑人的身份，却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偷换。
如果他们是刚从非洲来的“移民”，那么，就有一个移民身份的问题。因为在当时，根本没有大量从非洲来的正常移民。所以，他们的身份定义，就应该是被奴隶贩子非法带进古巴的受害者。然而这两名西班牙货主有了这样一个携“货”证明之后，所有这些黑人，根据古巴合法的奴隶制，就成了长期在此居住的“拉丁裔黑人”，成为合法奴隶了。从人到“货”的过程，就是由这张证明完成的。
对于这些黑人状况的鉴别，实际上应该是极为简单的。然而，正是由于“禁止奴隶交易法”对于古巴只是一个虚假法律，因此，这些官员可以非常放心地在这个问题上，违法地协助奴隶交易中买卖双方。因为他们明白，自己并不会因此受到上一级官员的查处。这些官员，当然更知道这张通行证对于“货主”的利害关系，所以，他们也不失时机地从中牟利。为了法律形式上的无瑕可击，在这张通行证上，所有的黑人，都象久居古巴的真正的拉丁裔黑人那样，有了一个西班牙语的姓名。
1839年6月28日，当蒙岱和路易兹，押着这53名黑人，走上这艘他们租来的“阿姆斯达”号双桅船的时候，这一事件的正剧，就正式拉开大幕了。
这是一艘典型的为近海运送奴隶而建造的小型运输船。所以，船上的雇员并不多。船长只带了两名水手，他们都是西班牙人，这就算是驾船的主力了。同时，船长还有一个十六岁的打杂的小黑奴，他倒是一个真正的拉丁裔黑人，有一个自己的西班牙名字，叫安东尼奥。另外，还有一名黑白混血的厨子。船上还装载了近四万美元的货和给养。
对于辛盖和黑人们来说，这是他们两个多月来漫长里程的最后一小段了。此后，他们就将象无数的同样经历的黑奴一样，投入热带的甘蔗园，渐渐变成一个“拉丁裔黑人”。他们的后代，也将永远不知道非洲是什么样的一块土地。
但是，正如斯匹尔勃格在“阿姆斯达”的电影里所成功表现的，这些黑人自从被捕获之后，就自始至终处于极度的惊恐和惶惑不安之中。
可以想象，在这几百年里，不论有多少黑人曾被卖往美洲，却始终没有人回去过。没有人知道那些登上奴隶船甲板的黑人，离岸之后的结局。当然明摆着不会有好的结果，但是没有人能确切了解，能够糟到什么地步。
因此，对于“阿姆斯达”号上的其他人来说，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短途旅行。然而，对于辛盖和他的同伴来说，他们越是感觉即将接近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越是觉得大祸将临，几乎无法承受这最后的精神压力。
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船上那个看上去最无关大局的厨子，绷断了黑人们精神忍受的最后一根弦。
那名厨子是一个黑白混血儿。在习惯上，人们都把黑白混血的人，依然看作黑人。所以，按说这名厨子，应该对“阿姆斯达”号上的黑人具有更多的同情心，才比较符合常理。但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的。
辛盖是一个比较有心的人。他一直在试图为自己忧心如焚的问题找出答案。在一个偶然可以上到甲板上的时候，他抓住机会用手势向那名厨师比划，询问到了目的地之后，他们将会被如何处置。一个恶作剧的念头突然冒了上来，这个厨子狞笑了一下，然后用手比划着回答：他们将被杀了，腌成咸肉风干，然后吃掉。看着辛盖突变的脸色，厨子以为，自己只是成功地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他不知道，实际上他在比比划划之中，已经给自己开了一张通向地狱的路条。
1839年7月1日，这已经是航行第三天的夜晚。辛盖决定无论如何要在抵达之前，挣脱这个任人宰割的厄运。这就是电影“阿姆斯达”一开始的镜头，一个毫不虚构的历史上真正的风雨之夜。暴风雨中，辛盖设法打开了自己的锁链，带着黑人们打开了随船的货物中装有甘蔗刀的几个箱子。他们静候到风暴过去之后的凌晨，在乌云遮月的黑暗中，经过一场短暂搏斗，甲板上到处流淌着腥红的鲜血。
电影对于这场奴隶暴动惊心动魄的刻划，并不是虚构的，双方都有伤亡。历史事实是，仅有的两名西班牙船员在搏斗之后，自知将不敌数量众多的黑人，吓得冒死跳海，从此失踪。船长和那名厨师在暴动中被黑人所杀。船长在抵抗的时候，打死了一名黑人。另有几名黑人在混乱中受伤。最后，当这艘失去驾驶的双桅船，象喝醉了酒一样，在乌云密布的漆黑大洋上晃荡的时候，船主一方只剩下了三个人：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以及几处受伤的西班牙货主，蒙岱和路易兹。
蒙岱和路易兹的幸存，是“阿姆斯达”号的状况所决定的，因为黑人没有任何驾驶经验。于是，黑人们刀下留人，留下他们操纵这条船。辛盖就像在电影里所表现的一样，指着太阳，用自己的语言大叫：回非洲去！
他们只知道太阳的方向就是家乡，他们不顾一切地要回家。他们不知道，这艘船并不完全适合远洋，也根本没有在出发的时候作远行的装备。所幸的是，侥幸活下来蒙岱，居然真的有过航海经验。
可是，他们怎么会来到美国呢？看上去是电影中的戏剧化情节，讲述的却完全是历史真实：这是两名西班牙人在驾船的时候，利用了黑人对于航海的无知。他们在接手驾船的那一刻，就用黑人们听不懂的西班牙语作了一个决定。去邻近的美国取得救援。
这个决定对于他们是很自然的。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要去遥远的非洲，再说，如今他们活命的理由就是这点驾驶技术，一旦到了非洲，他们再凭什么相信自己不会被杀掉呢？可是，他们又无法不顺从辛盖。于是，他们耍了一个小计谋。白天，他们向着太阳走，一到夜晚，就设法调转船头，向美国的方向靠近。就是这样一个走两步退三步的怪诞走法，曲曲拐拐地把这一段航程，整整走了两个月。
这两个月“阿姆斯达”号在海上的航行，可以称作是真正的冒险。所有的人只能利用船上有限的给养，这里面虽然包括了两个西班牙货主在哈瓦那采购的，打算带回庄园去的东西，但还是远远不够。因此，两个月的艰难航行，酷暑病饿之下，又有十名左右的黑人死于途中。
我想提醒你一个细节，就是这艘船上其实还有一个黑人，是知道这个航行把戏的，他就是原来船长的小黑奴安东尼奥。尽管他也是一个黑人，也是一个奴隶，但是，在整个过程中，不论是他自己还是那些黑人，在“阵营划分”的时候，都是把他的定位定在西班牙人这一边的。因此，在整个航行中，他对于西班牙人的计划，予以充分的配合。
你在电影中会看到，他们与其他的船只擦肩而过的紧张场面。在真实的事件里， “阿姆斯达”号在美国的水域里，确实数次遭遇其他船只，也确实是在黑人的严密防范下，两名西班牙人始终没有求救的机会。但是，已经有一些看见“阿姆斯达”号的人，对上面的异常景象感到疑惑，报告了当时纽约附近的海军基地。他们也已经派出了两艘船，在海上寻找这艘可疑的双桅船。只是，大海无涯，搜寻并没有什么结果。
最后，西班牙人的计划终于还是成功了。
已经是八月下旬了。一天，“阿姆斯达”号正如我前面已经讲到的那样，筋疲力尽地下锚在纽约长岛附近的水面。实际上，这已经不是黑人第一次这样放下小划子，向陆地寻求给养了。因为即使船上有足够的食物，也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补充淡水。但是，以前他们不是利用晚上，就是在一些荒僻的地方。这一次，显然是情况不同。
划子上的黑人们一靠岸，就遇上了一个叫格林的美国水手和他的四个水手朋友。 “阿姆斯达”的黑人开始和他们用手势交谈，愿意用整个“阿姆斯达”和船上的货物，交换送他们去非洲。而格林只一心考虑如何从这个奇怪的船上得到好处。双方讲好第二天再决定。就在第二天他们再次商讨时，他们进入了一个名叫米德的海防队员的了望视线。在米德的上级吉尼中尉的指挥下，他带人登上了“阿姆斯达”号。
船上的情景是令人惊怵的。破败的满地狼藉的甲板上，站着几十个的衣衫褴褛甚至赤裸的黑人，有的还以蔗刀武装。他们看上去饥渴交迫，甚至还夹杂着四个黑人孩子，看上去不到十二岁。米德解除了黑人的武装，他们也并没有反抗。在长期日光暴晒之下斑驳的船身上，米德还能依稀读出船名“阿姆斯达”，米德感到有点荒诞，因为他懂一点西班牙语，知道这是“友谊”的意思。
在米德的手下人检查船舱的时候，才发现了那两个西班牙人。他们一到甲板上，就跪下大哭着用西班牙语求救。最终，还是由会说英语的路易兹大致讲述了“阿姆斯达” 号的“黑奴暴动”故事。米德发现，所有的黑人都只会说一种陌生的土语。因此，他只可能听到涉及两个对立方面的其中一方的说法。可是，不管怎么说，米德至少可以判断，这无论如何不是一艘在正常运行之中的船。而且船上似乎真的发生过涉及命案的非常事件。
于是，在吉尼中尉带领增援人员抵达之后，他们把所有的“阿姆斯达”号乘客，连同后来从海滩返船，由辛盖带领的两个小划子的黑人，一起带到海防队的船上。在这个过程中，辛盖也确实象在电影里讲述的一样，几乎是本能地跳入海中企图逃离，但是，终于筋疲力尽，又被拉上了船。
这时，又有了一个小小的插曲。你一定还记得，事情发生在纽约的长岛。按理说，船一靠岸，就是纽约了。但是，这位海防队的吉尼中尉，却命令把船开往与纽约相邻的康乃迪克州。为什么他要舍近求远呢？
原来，所有当时吃“海洋饭”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条“海上救难奖金”的公约。在那个时代，海上航行特别不安全。不仅是因为各种设备落后，抵御风浪的能力差，还因为海盗猖獗。因此，如果什么人能够在海上救下一条遇难的船，救助者就可以依法得到船上的一部分货物，作为奖励。奖励的比例一般相当大。应该说，这也是公平的。因为不仅救难者往往要冒很大的危险，而且对于货主来说，如果没有救难者，他就可能损失全部货物，甚至连自己的命都一起送掉。
所以，在事情基本平定的时候，吉尼中尉已经打开了小算盘。这艘船是否载有多少值钱的货物，他还不清楚。可是，这是一条奴隶船，船上有黑奴，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在奴隶制中，奴隶是主人的一份财产，在船上也是作为“随船货物”论处的。因此，假设船上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这几十名黑奴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所以，吉尼中尉立即当机立断，把他好不容易撞上的这笔财富，迅速带离纽约。
为什么呢？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当时的美国现状：在奴隶制问题上，南方完全是站在反面的，而北方有关彻底废奴立法的进展也不尽相同。此刻，纽约已是一个自由州，而同为北方的康乃迪克州，在北方属于废奴过程比较缓慢的。它是在“阿姆斯达”事件发生的九年之后，才立法彻底废奴的。所以，如果吉尼中尉和他的海防队想要得到的货物奖励中，也包括黑奴的话，他必须速速带着他们的“战利品”，离开自由的纽约。
美国在这个时候，奴隶制问题所造成的分裂与矛盾，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关口。因为，正如我前面向你谈到的，以极端南方为代表的坚持奴隶制的一方，已经一改在美国独立前后所表达的愿意顺应立国精神，逐步废奴的主张，转而坚决主张蓄奴。
南方也知道，转这么大的弯子，彻底与大家当初讲好的联盟基础背道而驰，是必须对美国这个“联盟”有所交代的。于是，就出现了所谓“后奴隶主义”的理论。
“后奴隶主义”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它不再承认奴隶制与“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相违背，也就不再需要承诺废奴。那么，从道理上怎么“顺”过来呢？他们采用的方式，就是把奴隶制彻底地与种族属性相联系。记得我以前告诉过你，北美的蓄奴历史上，有过大量的白人奴隶。然而现在，后奴隶主义者一口咬定奴隶就必须是黑人。
他们的依据就是“种族差异”。他们把黑人定位在半人半兽的位置上。他们宣称，黑人的种族禀性就是与白人不同的。他们天生野蛮，倾向于暴力，无法教化。因此，把他们留在奴隶的社会层次上是合适的，他们不适合享有自由。否则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就象把野兽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道理是一样的。因此，他们辩称，奴隶制与美国自由平等的立国精神并不违背，因为，只有真正的人才能够享有自由平等，黑人并不在此范围之内。
现在看来，这和法西斯的理论差不多，几乎不值一驳。然而，在一百五十年前，这样的“理论”可以“振振有辞”地提出来，就是因为当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大多数人对于种族差异的认知，都还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多元文化的概念还根本没有产生。“南蛮北夷”，“吃人生番”的讲法，在到处都很流行。你一定还记得我讲过的康有为遇到黑人的反应吧？对于种族差异的偏激反应，那个时候在多数地区都出现过，只是冲突的机会大小，程度的深浅不同而已。
问题是，美国南方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认知问题。相信有一些人仅仅是利用了当时大多数人程度不同的认知局限。而在那个时候，这种认知局限确实是普遍存在的的。比如，当时在美国，即使是在强烈反对奴隶制的北方，依然有大量的人认为，应该解放奴隶，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解放以后的黑人，则必须另外为他们找一个居住的地方，让他们自己生活。因为，许多人依然无法想象，如何与一群尚未“开化”的 “野蛮人”共同相处，更不要说去想象给他们以同样的政治权利了。
结果，当时的“后奴隶主义”者，倒是很简单，理论也很“清楚”。然而，反对奴隶制的人们，反而显得十分复杂，他们的思考出发点各不相同，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认知差异。原因就在于，在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