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物虽然依旧，然而时代变迁，“览物之情，得无异乎？不知道旧时代的文人，在这些景物中寄托了怎样的思想情感，我却在西陵的山水中溶进过无数的憧憬、失望、喜怒、悲欢。
少年时代，对着华盖山梦幻般的烟岚，我曾编织过无数理想的花环，我和同学们一起攀过附近的高山，跋涉在齐腰深的荒草里，让想象的翅膀把我带回到烽火连天的岁月；在祖国巨大的灾难和自己精神的重重矛盾中，我曾徘徊在山野小径，对着奇峰岭上那轮晦暗的落曛，排遣过内心的苦恼与凄楚，那刺破青天的山岭使我振奋，给了我向上的勇气；我曾溯着易水河的一线寒流，背诵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迈诗句，追寻那不畏强暴的豪侠，悲歌壮别的地方，真想象他一样奋起一争，却又无路请缨；在难忘的十月里，一个明朗的早晨，我也曾和朋友们一起跑上九凤山顶，眺望着东方，薄雾正在退去，潮水般起伏着的群山向我们奔来，捧着一轮光芒灼人的火球，我们怎能不激动呢？祖国的希望也象这太阳一样升起在我们仍然年青的心上……离开西陵也有两个年头了，每次寒暑假回去的时候，我总是怀着一种非常矛盾的情绪，西陵还是那样的美丽，也还是那样的荒索。它的风景依然使人流连忘返，它的宫墙也依然让人觉得死寂阴惨。
对这养育过我的地方，我该说些什么呢？西陵就要向国内外的游人开放了，一个朋友兴冲冲地告诉我这个消息，也许是没有得到预期的反应吧，她问我：“难道你不高兴西陵的变化吗？难道你真要‘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其实，我何尝无所希望，不过我所希望这古陵的却不止这些，我希望过去的永远不再重演，我希望西陵永远是旧时代的坟墓！
怪诗拾趣
《中国体育报》
王祥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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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胡诗我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曾导演了许多悲剧。清代设有拔贡一科，一位老秀才求取功名心切，屡试不中，不觉已至暮年。有一次应试怕主考官嫌自己两鬓斑白，须如银丝，难以选中，忍痛将满腮胡子拔光，结果仍未考中，不禁潸然泪下，遂作《拔胡诗》一首：未拔贡兮先拔胡，贡未拔兮胡已无；早知拔胡不拔贡，不如不贡不拔胡。
咸淡诗晚清时苏州有一歌女，工弹唱，富姿态，盛传一时。但这位歌女平日装束十分淡雅，喜穿浅红色衣裙。后来嫁给了一位盐商，有人打趣而作《咸淡诗》曰：淡红衫子淡红裙，淡扫娥眉淡点唇，可怜一身都是淡，然何嫁与卖盐人。
剃头诗明末清初，清廷强令汉人仿照满人习俗一律剃头，颁布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令。百姓深为不满，有个和尚便作了一首《剃头诗》曰：人人头须剃，何人不剃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
剃头由他剃，头还是我头，可怜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灯水诗抗日战争中期，国民党政府将首都从南京迁至重庆，定名陪都。是时，生活条件很差，水电常常中断，百姓怨声载道，有人写诗进行讽刺。当时重庆报一角刊登一首《灯火诗》曰：电灯虽设光常无，更有自来水易枯；名不副实君莫怪，此间毕竟是陪都。
关于风流一代的调查报告
海上文坛
王海
由《海上文坛》编辑部策划的“谁是最辉煌的一代”的调查，涉及66届初高中毕业生即“老三届”、70年代的“小三届”（泛指1970年至1977年的中学毕业生）、如今的“六八式”（60年代出生，80年代大学毕业），年龄横跨25年。由于各自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极其不同，所以成为事实上的三代人。另有少部分被调查者或比老三届稍许年长，或比六八式年轻。
老三届：一只翻来翻去的“两面黄”43。3％的被调查者认为老三届最辉煌，36。7％认为六八式最辉煌，13。3％则选了小三届，另有6。7％认为三者无法比较，不置可否。
耐人寻味的是，在认为老三届最辉煌的人群中，属于老三届的仅占30。77％，而小三届、六八式各占23。07％！从中不难看出各年龄层次的人们对老三届的普遍认同。在关于“辉煌的原因”一栏中，100％的人认为老三届之所以辉煌，是因为“经历过磨难”。对“磨难”一词深有体会的现代中国人似乎对老三届们接受苦难的心理承受力深信不疑。
上海作家沈嘉禄先生（41岁）在调查问卷的空白处洋洋洒洒地写道：时代为老三届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遇，赋于历史的重任，改革开放又将他们推到社会舞台上。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善于审时度势，将传统教育中得到的文化积淀与生活磨炼结合成一种精神财富和生活知识，其中包括政治谋略、经济运作手段和人情世故。
虽然青春远逝，但老三届们奋斗的精神和力量令人震惊，那种勃勃的生机足以让年轻人汗颜。他们清楚自己的优劣所在，他们注重奋斗的过程，不怕失败。
在认为小三届或者六八式最辉煌的人群中，79。33％的人认为老三届之所以不辉煌的原因是“文革耽误了老三届的青春”。20％的人认为系“传统观念的束缚”！文革成为老三届们的“滑铁卢”，人们对此几乎已达到共识。
客观地说，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中成长起来的老三届们的确命运不佳。
南方一张著名的报纸曾对此有过颇为精彩的论述：他们的童年正值成长，却赶上了三年困难的时期；他们的少年正值学习，却要去上山下乡；他们的青年正值恋爱，却遇到性压抑最为严重的年代；当他们生儿育女时，只能生一个；当他们无奈离婚时，社会上大批“陈世美”，离婚仍然要单位开行政介绍信，而单位是一般不给开的；当他们“多年媳妇熬成婆”，应该分房子时，开始住房改革，要花钱；当他们应该提干时，干部年轻化，去年北京市就越过一大批中年处长，提拔了一批30岁以下的局级干部；当他们的子女要上学时，学校开始收费；当他们要申请职称时，又要加考外语，明文规定“50岁以上可以不考”，而老三届，这些被迫中断10年学业的人都必须与年轻人一起考；当他们的工龄达到30年时，企业开始了破产和裁员……有人这样戏言：老三届像翻烧饼一样翻来翻去成了“两面黄”。
小三届：夹缝中“独怆然而涕下”与社会角色定位得到大众普遍认同的老三届相比，小三届在此次调查中可谓“口碑”欠佳。在仅一成多认为小三届“最辉煌”的人群中，有75％属于老三届，小三届自己仅占25％，而六八式的比例为零！这除了反映出老三届的宽厚外，多少也能看出小三届自身的缺乏自信和六八式们的“鄙夷不屑”。
东方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袁鸣（25岁）在调查表的空白处如是批注：（小三届）处在两代夹缝之中，观念断层，比传统前卫，比先锋保守，尴尬、失衡。
作家沈嘉禄认为，社会留给小三届的机会和空隙不多，同时这一茬人与老三届相比，毅力、魄力和生活积累都少得多。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学报的助教周珠凤（25岁）对此更是直言不讳，她认为小三届只是一个过渡时代，学到的东西太少，盲从较多，毫无特色。
让小三届们最感“无地自容”的是，在认为老三届或六八式最为辉煌的人群中，有71％的人认为小三届之所以不辉煌，是由于“没有接受过完整的中小学启蒙教育”；仅有29％的人觉得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过多地依赖老三届”。
在云南三矿上海办事处工作的周建国（48岁）可以说是持“小三届最辉煌”论的少数派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身为老三届的周建国认为老三届们虽大都有过辉煌的理想，但在各种思潮交接的过程中，固有的彷徨终使旧的意识不能满意，新的意识又不能接受，因此他们总是飞不高，飞不远，飞不久。在当代人的眼中，老三届只是一头耕耘很久、却所得甚少的令人怜悯的牛而已。六八式则是一条有待冲天的龙，但毕竟还太年轻，缺乏社会的磨炼。唯有虎虎有生气的小三届，不仅依然富有年轻人的朝气，同时也具备了成年人的深沉。
对小三届的调查向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小三届们的优势似乎仅剩下了年龄和与之匹配的“成年人的深沉”。这种优势是极为脆弱的。
六八式：结果至上的一代在选择老三届或小三届最辉煌的人中，有近80％的人认为六八式中缺乏社会责任感成为普遍现象，而正是这一点，使六八式的精英们“难铸辉煌”。
认为六八式最辉煌的人群中，老三届、小三届各占9。09％，其余的皆为六八式“本人”。从积极方面看：六八式有着超人的自信；从消极方面看：尽管六八式自我感觉颇好，同志们还是很有意见哪！假如关于六八式的是非问题是一档如今打开电视机就不难看到的辩论赛的话，其场面大致如下：崔恒余（正方主辩，51岁，上工文体发展总公司总经理）：最辉煌的一代必定是六八式。这是时代造就的。六八式与前辈相比，没有受到文革这一代的磨难，却接受了过来人的教诲。没有经过磨难，这是他们的幸运，感受到老三届们的苦难，更是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生长在生产力得到解放的时代是六八式得以辉煌的必要社会条件。
沈嘉禄（反方主辩）：从历史角度看，社会向六八式人士提供的机会甚至比老三届还多，但他们在施展才华、实现抱负方面遇到的困难也不少，不太善于利用机会。另外，这一茬人的整体素质严重下降，文化上有断层的现象，因此谈不上“辉煌”。
袁鸣（正方辩手，25岁，东方电视台主持人）：六八式自信，不具有前辈的心理阴影，唯其自信，才具备反观传统与前瞻的勇气，假以时日，假以磨炼，假以时势，成就必将超越前代。
张路（反方辩手，28岁，劳动报记者）：六八式一切都太顺利，夜郎自大，这是六八式人自己造成的结果。
林塔（正方辩手，33岁，国际象棋国际大师）：我用9个字来总结本方的辩论：命运，更加垂青后来者。
权作评价老三届注定要承受苦难，在承担了旧时代“文化革命”的成本后，又要来承担改革时代的成本，这一辈人的最大问题是“成本居高不小，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然而，人们需要他们辉煌，这仿佛一项政治任务般压在老三届的头上。
平淡无奇几乎成了小三届的标志。小三届是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一场精彩的演出之间，总得有幕间休息。
严格地说，六八式还是一件半成品，“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拿他们同成型的老三届与小三届相比，无疑是不公平的。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成为中流砥柱的那一拨人无庸置疑是最辉煌的。今日的六八式，在未来注定要扮演今日老三届们的角色，只是可能轻松许多，“辉煌”的成色更加纯一点。
三代人的自白陆幸生（47岁，老三届）我们从没有多夸耀自己的体会与经验，只是取得这体会与经验的代价过于庞大，应当允许我们偶尔来谈论这些个代价，和不愿意太早放弃生命的心情。
别认为老三届的人是堵墙，我们其实是一扇敞开的门。门比墙要坦白，墙不告诉你那边是什么，而敞开的门让你把要去的地方，看得清清楚楚。
何建华（40岁，小三届）正迈入中年门槛的这代人成熟、稳健、务实、能干，既不保守也不“前卫”，既不失传统也不乏“新潮”。岁月无情，小三届不会像老三届那样从心底深处发出“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喟，也不会像六八式那样从言谈举止中挥洒出“天之骄子”般的气派。这样的境况之中，小三届人的最大心愿是社会的理解、认同与更大的舞台！梦晓（28岁，六八式）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与上一代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满心满眼都曾是理想，而我们却将理想揣在了口袋里。
关于精神
《光明日报》
李书磊
初夏季节，日里夜里总传来孤单而嘹亮的鹧鸪声，在这热风冷雨的无赖光阴中乱人心肠。“唯有鹧鸪啼，独伤行客心”，鹧鸪在中国古诗中是感伤的象征，声声鹧鸪曾唤起一代代文人的多少悉怨。认真追究起来，中国古文学对我产生过最深刻影响的精神不是别的，而是感伤。喜或者怒最多只是入心而已，感伤却能彻骨。从杨柳依依、雨雪霏霏的《诗经》到厚地高天、疾男怨女的《红楼梦》，至少在我初涉人生的少年时代，是这一以贯之的感伤传统以它有毒的甜蜜滋养了我的情感。
当然，最使我倾心的还是那不知出处的《古诗十九首》。唯其不知出处，那些文字才更显得神秘，有一种天启般的意味，“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人生苦短、天地苍茫的痛楚不时地袭上心头，使那无所依凭的凄凉与空虚挥之不去。教科书里说《古诗十九首》代表了“人生的自觉”，我觉得这断语下得贴切。好像是过去的人们一直都没心没肺却也兴致勃勃地存在着，去打仗，去婚嫁，去种去收，去生去死，至此才猛地恍然大悟，发现了人的真实处境，不禁悲从中来。从此这感伤情绪就一发而不可收。后世的感伤文人我最喜欢的有两位，一是李后主，一是秦少游。他们把《古诗十九首》那种无缘无由、无端无绪的感伤具体化也情景化了。李后主丢失了江山，秦少游丢失了爱人，这种人间最根本的丢失使今生今世变成了他们的伤心之地。李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与秦词“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这同样美丽的句子正可以互相印证。我们看出这种感伤既是他们对人世的控诉又是他们在人世的寄托。他们经由这种感伤与人生生出了斩不断的纠缠，他们玩味甚至珍惜这种感伤就像珍惜与生俱来的病痛。这是怎样的孽缘啊。感伤的文人对人世必有的丢失总是耿耿于怀，对人生必有的缺憾不能报之以坦然：然而他们不安于生命的定数又无可奈何，他们对世界有太强的欲望却只有太弱的力量，他们既不能战胜世界也不能战胜自己。这正可以说是一种孱弱和病态，这种病态对于少年人却有无法抵抗的传染性。我那时候对感伤一派真是入迷得很。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许是因为生命个体所秉承的趋向健康的自然机缘，我的这种感伤病在某一天霍然而愈。我对李后主和秦少游再也没有那样强烈的共鸣了。我转换了兴趣，竟喜爱起了苏东坡的达观。苏东坡无论在怎样失意的情况下都能保持心情的平和，都能欣赏身边的风景。他在赤壁赏月，在西湖种柳，一派诗心；贬谪黄州他能“长江绕郭知鱼美”，贬谪惠州他能“日啖荔枝三百颗”，对生命的喜悦甚至表露为这样直接的口腹之快。他放弃了对生命的无限欲望，放弃了那种“非如何不可”的悲剧感，随遇而安，没有什么事情能真正伤害他。他总能在既有的境况中获得满足，总能保持生机的充盈。他知道怎样在这大不如意的人世间保护自己。这种自我保护的心传被后人誉为“生活的艺术”。这种“艺术”同样在诸种坎坷中保护了我，使我平安度过了生于人世难免的一次次危机。
然而，到了今天，在这我青春将逝的而立之年，夜半醒来我突然感到一种大惶恐。我要一直这样平庸而快乐地生活下去吗，直到暮年？在这青春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