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局长会不用“自己人”当会计？
会计的妻子接受了采访，但是局长一家却拒绝了。我去法院找局长儿子时，他说自己在下乡，一两天回不来，另外他也不想再说什么，让我去找他母亲，如果她愿意接受采访的话。我便去了，因为不知道具体位置，到了地方后我就一家一家地问。这时一栋小楼里走出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倒垃圾，我就问她：“以前的老干部局局长家在哪儿您知道吗？”她看都没看我，说：“不知道。”然后倒了垃圾回到小楼里。
又问了两分钟，终于惊讶地发现，原来那小楼就是局长家，那中年妇女就是局长妻子。我又去敲门，再无声息。旁边邻居老太太说，刚刚还看她进去呢，也帮我叫门，还是没人回应。
然后又去周口法院和检察院。本来这不是件很大的案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说是记者，马上便开始推脱。在检察院，我被公诉科推到宣传部，又从宣传部推回公诉科。好不容易公诉科负责人让我见着了，我刚问被告反映的那些情况有没有查证过，对方马上又让我去找宣传部。而法院最后给我的答复，则是一份我早已在手的判决书。
9月4日，我发了那篇《会计杀局长案内幕调查》，从事件本身来说，它真的是很小，疑点也都摆在面上，会计说的是真是假？如果是假，调查后给个结论让他死得明白；如果是真，就衡量他杀人和局长做假账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也可能是死刑，这些家属都能接受，可为什么还会含含糊糊不清不楚？
旁人说，局长家为给局长“报仇”，通过各种关系想让案子快判。这个是人之常情，我也理解，但是它却并不能成为疑点存在的理由，既然没人给出解释，我就只能如实反映这些疑点。
稿子发了没两天，局长家属托人跟我取得联系，说我报道不公，只听会计家的一面之词。我说当初是他们没接受采访的。传话的人口气很严厉，说，那你就能随便写随便报吗？我不想纠缠，说：“那篇报道里披露的会计的话只是一部分，还有些更确切的，比如局长跟住在某街某巷的某女郎保持特殊关系，该女郎还到会计那里领过钱；此外，还有一位在发廊工作的女子甚至到局长办公室跟他相会，这些情况警方都是了解的，我们报了吗？我们不过是就事论事，没有任何意图，您的意思是连这些我们也都去做核实报道？”对方一下哑了。
本来我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没想到一周后局长家属给报社发来一封律师函，措辞严厉，指称我报道意图不良，最有趣的是说我不可能在9月2日、3日两天内完成对郑州、周口和西华三地的采访又在4日发稿，“令人无法不怀疑该记者因某种原因未采访就炮制报道”———整篇律师函七个观点，我回应了六个，就这个我回不了———难道让我去点破他们怀疑我收了会计家的钱才去做的采访？
我想起采访结束的那个晚上，小雷又来找我。谈话中他忽然拿着我的手机说，你这机器能拍照吗？我说不能。他便放下了。片刻后旁人悄悄对我说，小雷说想送我一部可以拍照的手机。我当然是拒绝。传话的人忽然叹了口气说，小雷也就是说说，他也希望你拒绝，他现在哪儿还有钱做这些呢，他怕要是不说，你会觉得他不懂事。听得我一呆。
答复局长家属的信最终还是写了，有义务答复的我都答了，没必要说的一字没提。最后我写了一句话：“我们同情局长家属遭遇此事的悲痛心情，但也清楚地知道记者的职责所在。”此信回复后，局长家那边终于平静下来。
国庆节很快到了，没听说会计被执行的事，我一度以为，也许有关部门开始重新查案子了，直到10月底的那个短信。
我并没有见过这个叫李洪山的会计，他一直被关在监狱里。我只见过他辗转带给家人的一封信，他的字很漂亮，内容却是一片仓皇。信里说，上诉的消息他在里面听不到，家人有消息一定要设法通知他，如果改判有望，就给他送去苹果（意即“平安”），如果无望，就给他送去鹅（“恶”），他就会想办法自杀。他在信里说“无论如何我不想被枪毙”。
2004年10月底的某一天，李洪山被执行枪决。
飞行员赵渊
如果是我出了事，赔偿再多我父母都不会在乎，因为钱永远不如人，他们只会追问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这是另外一起非正常死亡。2004年6月29日，位于四川绵阳的中国飞行学院发生了一起教练机坠毁事故，机上教练、学员各一人全部遇难。当时网站和报纸有很多报道，我都没太在意，毕竟教练机出事故的几率比其他飞机大得多。
6月30号晚上，我跟小狗、小猫吃饭，他俩以前在老国内部实习过，都是我的重庆老乡，而小狗毕业于川外附中，叫我师兄。吃着吃着，小狗突然就讲起了那起飞机事故：“我的同班同学死在上面了！”小狗是80年代生人，他的同班同学能有多大，所以我并没多想：“是那个学员？”小狗摇头：“是那个教练，他去年才大学毕业，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
这下该我吃惊了，一问，小狗同学赵渊才23岁。23岁就当飞行教练？又问那学员年龄，22岁。23岁的教练带22岁的学员？再一翻当时的报纸，报道的是“遇难的是一位有丰富执教经验的中年教练”。小狗说：“我们都觉得事有蹊跷，因为出事前两天，赵渊还在同学录上说，他特别累，一天要飞很多小时才能完成任务。不知道跟疲劳驾驶有没有关系……”
第二天，我用小狗的账号登上了他们班上的同学录，果然看见了赵渊当时的留言以及留言板上的一片悲痛之声。小狗自己也是记者，他说这种事情有疑点媒体就应该介入，但是更多的人反对，他们觉得媒体介入只会“炒作”，因为当时民航飞行学院对媒体采访这样的字眼很敏感，他们认为有记者调查并不能帮赵渊父母获得更多更好的赔偿。我发现赵渊的这些同学都很现实，尽管字里行间他们是那么不接受赵渊的死亡，但是跳出之后的重点都是如何帮助赵渊父母获得更多金钱上的赔偿。这样的留言看得我按捺不住，用小狗的名字发了言：“对赵渊父母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是获得赔偿，还是知道孩子是怎么出事的？赔偿只是善后，如果不知道前因，如何善后？”
我并不是要刻意去揭赵渊父母的伤疤，赵家就这一个孩子，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失去赵渊就是失去家里的顶梁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如果是我出了事，赔偿再多我父母都不会在乎，因为钱永远不如人，他们只会追问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这种现象很不合时宜，人已经死了，一群外人还在争论该不该让媒体介入，从目的上说他们都是善良的，但也是现实的。不过作为记者，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就不会假装不知道，也不会因为外界的态度就改变主意，所以第二天我就去了绵阳。
对整件事情，我最关注三个疑点：1·赵渊是否有飞行执教资格？从当地媒体披露的细节看，他还有一个月才能获得三级飞行执照，而到那时他才是正式教员。2·失事飞机是否存在机械故障？从事发情况看，飞机是完成一次起降后再次起飞时出事的，而且发动机有异常响动。3·赵渊是否疲劳驾驶？赵渊自己在同学录上说，他今年还有700多个小时的飞行，觉得很累。计算一下吧，还有6个月，还要飞700多小时，平均一月120小时，如果天天都飞，每天要飞4小时，如果减去双休日，每天要飞近6个小时！
和以前大多数采访一样，绵阳方面对我没什么好脸色。找了民航飞行学院多次，都以正在调查拒绝了采访。赵渊的父母被民航学院安排在一个“安全场所”，另外一位死者，22岁的学员肖铁的家长也从天津赶来了———采访学校被拒我有思想准备，让我没想到的是采访家属也如此困难。
先说赵渊父母，他们因为情绪悲痛，很多事情和决定都交给了赵渊的姨妈来做。这位姨妈自己也在重庆一家媒体工作，然而她对我说的最多的，也是“先不想刺激学校，给赔偿带来影响”。我说想见见赵渊父母，她说现在不是时候。我问何时才是时候，她说如果学校坚持不赔偿，到时候还需要兄弟媒体多多帮忙。如果赔偿是胜利，媒体只是通往胜利的一枚棋子———当然这只是我心里的话，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又去失事现场，看见三个来祭拜的人，两男一女，都很年轻。一问，是从天津赶来祭拜肖铁的，女孩就是他的女朋友。这时我才知道，肖家父母跟赵渊父母并不在一起住，“大概是学校方面的考虑，不想两家人见面，对善后没好处”。我又提出采访肖家父母，却也被拒绝。
7月4日，稿子《调查绵阳6·29坠机事件》见报。虽然没有确切答案，却不妨碍将三个疑点提出。稿子很快上了新浪网，下午我回到成都，电话忽然响了，是肖铁的一个亲属辗转找到我电话号码后打来的：“天啊，我们都不知道你报道上写的这些情况，学校都没给我们说……”
等我回到北京，就看见民航学院发了声明，把三个疑点挨个做了详细的解释，然后给出个结论说，媒体问这些问题是别有用心，是炒作，是不负责任。我冷笑，当初采访申请摆在你们案头时不着急，这时候急个什么，这些问题如果我不问，你们大概连死者父母都不会说吧？有些事情，在过去不披露被认为理所当然，现在却无法停住询问之口。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赵渊和肖铁最后得了多少赔偿，不过无论多少，对两家父母的伤害都是无法弥补的。
关于赵渊的资料我找到的并不多，他1999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附中，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曾当过他的老师。在飞机坠毁前一刹，他扳动机头，使飞机没有撞上那栋住着5口人的楼房和房前的高压线，然后坠落在冰冷的土地上。
在这里，写下这篇文章，给飞行员赵渊，和同样年轻的肖铁。
艾滋孤儿单单
我连她全名叫什么都不知道，她也许连我这个陌生人的脸都没记住。
2003年12月，我在一个与文楼村齐名的“艾滋村”———河南柘城双庙村里采访了10天，那里有一个艾滋病感染者朱进中建的“关爱之家”。双庙是当年卖血的重灾区，3000多人的大村子，已经有300人左右病发死亡，留下很多孤儿。已于2005年春去世的朱进中当时还没发病，还算“健康”，就把孩子陆续接到自己家里，跟自己的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后来孩子越来越多，我去采访时，已经有53个孤儿住在他家。
在三年前，以个人之力抚养众多艾滋孤儿，凸显的大概不是个人的慈悲或者善良，而是社会现实对解决艾滋病问题的无力。我的开篇报道题为《55个孩子一个爹》，然后每天一个版，记录了55个孩子的55个新年心愿———不要以为这些孩子会要吃要喝，他们连麦当劳是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中有17个孩子的新年心愿是要一套学习辅导书，10个孩子想要一身新衣服，还有15个孩子想要一个新书包。
12月4日凌晨5点，零下4摄氏度，所有的孩子都起床准备去学校早读，冻得睡不着的我也爬起来，看到一个孩子拎着一个塑料袋，一边跑塑料袋一边拍着他的屁股，里面放着课本和一只铅笔———那就是他的书包。
那次报道大概是报社历史上最感人的一次吧，三天里读者捐出了17万元现金和近10万元物品，很多读者在捐出数额不小的钱时都会叮嘱，这钱是给孩子们做体检用的；后方编辑也多次跟我商量，要我问清楚孩子中是否有感染者。我说送孩子去体检可以，但是就算有孩子是感染者，我也不会在报道里写。
同事反对，认为应该如实报道。我说道理是这样，但是做这个报道我们只是想提供帮助，我不在乎得到帮助的是健康还是感染的孩子。
争论半天，没有定论。有同事后来笑我“太入戏”，其实不是，每个人感染艾滋病都是隐私，我有什么权利披露孩子感染的情况？谁也不能因为有能力提供帮助，就拥有了窥视一切的权利。
不过我后来还是很认真地问了朱进中，这55个孩子中是否有感染者。他踯躅了半天才跟我点了点头说，有，有一个。我心头一震，我采访了55个孩子的每一个，也给他们每个人拍了照片，他们很多人的名字和容貌，我到今天依然清晰地记得。我没有继续下问是因为任何一个答案都让人不轻松，而我并不需要这样的答案。
如果答案就这么湮没了多好，可是几天以后我就知道了一切。
55个艾滋孤儿的新年心愿登出来后，无数的读者打来电话，想领养，想接他们来北京过年，等等。把捐款捐物送去河南时，我们找了三名读者代表一起去，阿梅是其中一位，30岁，已婚，还没有孩子。一路上她就在跟我打听星星的情况———星星是55个孩子之一，才5岁，父母双亡，爷爷奶奶无力抚养———阿梅说，在报上一见星星的照片就不由自主地心疼上了，“她那双眼睛大大地看着你，她才5岁啊，怎么就不知道笑呢？”阿梅这次去就是为了星星，她想把星星像自己女儿一样疼爱。
车开了一天，终于到了柘城。第二天早上来到“关爱之家”时，阿梅几乎是第一眼就从孩子堆里认出了星星。星星不说话，这是个很漂亮的小姑娘，但却一直沉默着。阿梅叫了星星几声她都没反应，却还是睁大眼睛看你。阿梅被她看得眼泪突然就流了下来。
在上车时阿梅一直愣愣地发呆，眼睛很红。我以为她还是为刚才那一幕难过，就劝她。没想到她摇了摇头，说：“她还那么小，她怎么那么不幸……”电光火石间，我知道了朱进中说的那唯一的答案。阿梅眼泪婆娑地看着我：“刚刚我去找朱进中，说想在方便的时候带星星去北京，她还没见过天安门，没想到朱进中说，孩子身体不好，要治疗，出不了远门。我都傻了，再问，果然……”
再后来写关于“救助艾滋孤儿”的报道，我也没提这事。可能是我过敏，读者询问只是出于关心孩子健康的好意，但我还是宁愿他们不知道，比起其他有父母疼爱的孩子，他们已经够不幸了，不幸到8岁的哥哥要学着给5岁的妹妹梳头，不幸到9岁的孩子就去煤矿做工……而我们能给他们的，也许只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2004年2月春节过后，我就又去了河南，算是对“关爱之家”做回访。这次我又见到了星星，她还是那么小而柔弱。因为时常发烧，她那时已经回到爷爷家住。对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能做的实在有限，所以在留下200块钱后告辞。如果不是这次去见星星，我就没机会认识单单。出门没走两步，我就看见一个老人带着一个孩子高一脚低一脚地朝我走来。你是记者吗？我说是。老人的脸让我想起油画《父亲》。
老人没绕弯子，说你能帮助我家单单吗？我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