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呢，我觉得人的未来有时候跟他的性格有很大关系，老三就是一个例子。他表面上性格很开朗，其实是个性格很矛盾的人，颇为自负，也颇为自卑；两个极端，两相辗转。
那年夏天，班长老五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青年报》实习，说报社想找两个男生。我当时穷得丁当响，食堂里大师傅管我叫“刀鸡蛋”，因为我经常就是打一份米饭，炒两个鸡蛋当午餐。我说干吗不去，听说“北青”还给实习费呢，为了挣钱我也得去。实习名额有两个，另一个就给了老三。
第二天中午，班长带着我跟老三去北青报。那时报社还在东南三环的潘家园桥边上，一栋有些年头的六层楼里，而我们学校在石景山游乐园，北京西五环外，花了两个小时才横穿了北京城，见到了当时国内新闻部沈主任。我们问沈，实习都干些啥，要写稿子吗？沈说，不用写稿子，你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把中央电视台各整点的新闻录下来，然后列表交给编辑，如果编辑需要，就把电视新闻转成文字，这就叫“扒稿子”。
我没想到工作这么轻松，求之不得，却没想到次日我去叫老三一起到报社的时候，他却说不去了。我很吃惊，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实习就想发稿子，要不以后找工作怎么办呢？———原来是沈的那番话让老三的心里起了变化，让他改了主意。
从此我就开始了一个人穿城去实习：上午十点出发，中午十二点到，正好录《午间三十分》，把其中有趣的内容整理成文字；下午编辑从报纸上找稿子（那时候网络还不像现在这样大规模地影响报纸运作），我就把稿子剪下来，贴在稿纸上，送到打字室录入；晚上又录《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以及《晚间播报》和《晚间新闻》，如果编辑需要的稿子多，经常要“扒”稿子到晚上十一点。等编辑签完版后，已经十二点，这时我才能回家，坐夜班车再次穿过北京城，回到宿舍已经一点多了。这样的实习，我坚持了整整一年。
2
在后来深夜里一个人坐在夜班车上时，我经常在想老三为什么要放弃。我记得当时还试图拿“北青实习能挣钱”来说服他改变主意，但是他来了一句“人干事不能为了钱”把我噎了回去；除了不能发稿子外，《北京青年报》当时如日中天的气势也对老三有一定影响。那时候我们学校研究生部在“北青”实习的人其实不少，他们带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去北青报实习也是白搭，那里绝对留不下应届生，都是从其他报社挖人。实习的终极目的当然还是为了找工作，既发不了稿子，又没留人的机会，老三放弃也是情理之中。
我一直很惬意地在北青实习着。老三后来去了《农民日报》还是《光明日报》实习，我记不得了，那段时间我早出晚归，跟他都没怎么见面。
扒稿子到了第三个月的某一天，沈开完编前会回来，说大家都在议论“李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一事，觉得挺奇的，想做追踪，又没想好怎么做。我说问问诺贝尔委员会不就清楚了。
沈说，人家在瑞典，怎么问。过了十分钟，我给了她诺贝尔委员会办公室的电话。她很惊讶，我说在网上用英文查到它的网站，都是瑞典文，看不懂，但是电话号码却是阿拉伯数字，谁都看的明白。
沈大喜，让我继续跟那边联系采访———那是我进北青后第一个采访任务，兴奋坏了。电话打到瑞典，用英语说了一会儿，接电话的是诺贝尔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的女秘书，她用英文给我做了解释后，又怕没说明白，让我留下传真号码；半小时后，有执行官亲笔签名的一封答复函发了回来，答复得非常详细，事情不过是一场误会。采访加上我写稿子的时间，不过三个小时。
沈马上把稿子交给当时的总编，总编也很惊讶。从此我开始有了采访的机会，不过“扒稿子”仍是我的主要工作。实习了半年后，我居然也在《北京青年报》上发了不少稿子，这让老三觉得很惊奇。到了第二年二月，班上同学都开始找工作，我也茫茫然地跟着他们去参加考试，当时我根本没想到能进“北青”，因为它当时实在太火了，真是没敢想。3可是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候就是这么奇特。在我没把进“北青”当回事的时候，沈突然告诉我，“北青”那年终于有了人事自主权，可能有留京指标，她可以帮我争取一下。我还是没在意，还继续参加了国际广播电台的考试，还通过了复试。
三月的一天，沈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就算有再重要的事情都放下，去参加体检———我当时真是又惊又喜，根本没想到的好事就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地掉在了我头上。那年“北青”就留了两个应届生：我和时政部的同事小袁。
同学们知道了，都很惊讶，以为我花了很多钱，也有人说我跟报社领导肯定有亲戚关系。胡扯，我那时毕业连房租都是借的，哪儿有钱干那事。老三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单位，毕业前才跟一个研究所签了，去搞宣传，单位在香山，去天安门都说是进城。后来碰到他，他抱怨说做得不开心，想跳槽却又担心违约金。
大概在2002年，老三忍受不了，终于交了违约金跳槽到了一家行业杂志社；用他的话说，一个总编，一个主任，就他是干活的。嫌累，又想跳，却又没有合适的。
到了2004年，我们单位筹办《法制晚报》，要招人；我告诉了老三，他交了简历，还让我帮他找了里面负责招人的熟人，一起见了个面。他咬牙切齿地说一定要跳槽，还说多年前他放弃实习“北青”是他最后悔的一件事，这次绝对不会再失去机会了；熟人对他印象很好，说去做中层没有问题———这点不否认，老三绝对不是个没水平的人。其间熟人问他现在一个月挣多少钱，他说5000左右；老三反问，如果去了法晚，能挣多少；熟人没明确说，也没法明确，报纸还没创办，怎么说得准，她只说应该能挣到你现在这个数。
谈笑甚欢。
然后我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5月法晚创刊时，我以为老三已经在那里工作了。到了去年底，法晚发行不断上升，给《北京晚报》开始构成威胁。这时候我还在想，老三现在该做得很开心了吧。于是我就给他打电话，人家说他根本就没跳，还在那杂志社耗着呢！
我实在没想到，问他为什么。他说，既然挣的都差不多，何必再跳呢？我登时明了，老三就是这么个人，很多时候他的判断仅仅来自外界简单的信息，比如沈说的不能发稿子，比如熟人说应该能挣到现在这个数，然后就做了决定；他太担心放弃，可是不放弃哪儿会有收获；他也不考虑自己，因为他拿不准自己有没有变不可能为可能的力量。所以到现在，老三还在那杂志社里呆着，照样又累又不开心。
所以说人的性格决定他的选择和未来，这句话真的很有道理。前些日子老三给我打电话，说他失恋了。一问，他喜欢上一女孩，人家年龄比他小，个子比他高，家庭条件比他好；结果他跟那女孩表白的时候，人家还没回答他就说你要不同意也没什么，咱们就做普通朋友吧；女孩看了他一会儿，说那就做普通朋友吧；结果老三就开始痛苦，开始跟我絮叨老九你说我该怎么办啊我做事怎么老失败啊……
他还没说完就被我打断，我冲他怒不可遏地骂：你丫活该！
明日之星
唱到后来，估计是她求胜心切，忽然就扭了起来，不仅身体在动，那只没拿麦克风的手也在从上到下做波浪状。
2004年12月15日，各媒体都报了这样一条消息———《倒卖英语四级考试答案，全国惟一女性犯罪团体被判刑》，看得人唏嘘不已。4年的青春就要在那个地方度过，不知道师妹现在是怎样的心情。
1997年9月，我开始了在川外最后一年的大学生活。
开学后没几天就碰上新生入校。按惯例，接待新生的工作由各系部大四、大三的学生负责。那天去迎新站，看场子的是三狼小孔。她一见我就说：“居然有人跟我同名同姓。”
拿来新生花名册一看，真是，是97级一新生，也叫小孔。再看那女生的来源，居然是我老爹他们航天基地所在的地方，顿时觉得有些亲切。不过当时新生来得太多，看花了眼，没顾上去看那个师妹什么样子。
新生入校后，就是一年一度的“明日之星”歌手大赛，专门为新生设立，目的不外乎发现文艺新苗。学生会的朋友让我滥竽充一下数，帮他们做比赛初选的评委。报名的一共70多人，筛出大部分，留下20个参加比赛。
那天晚上高潮不多，大概进行到第60个左右，忽然听见台上的人自报家门：“我叫小孔，来自……”抬头一看，一圆脸姑娘，个子很高，不属于小鸟依人的柔弱类型，健康茁壮，大概1．65米左右。现在已经想不起她那天唱的是什么歌了，惟一能确定那是一首情歌，有点俗的情歌。她的声音还不错，但磁带效果一般，底下虽然坐了一堆人，但大家都没什么反应。
唱到后来，估计是她求胜心切，忽然就扭了起来，不仅身体在动，那只没拿麦克风的手也在从上到下做波浪状———我等“评委”当时尚在大学混饭吃，尚不适应这种社会化的动作，有点愕然，旁边看热闹的家伙们却开始哈哈地鼓掌。最后给她的分数也不高，勉强进了前20名，可以参加决赛。
下来后我找了个机会叫住她———发现原来她还化了点妆，尤其眼线画得黑又亮，宛如熊猫———她见我就说：“我今天唱得很不好。”我故作深沉地说：“是，效果不怎么好，我看能不能努一下力，让你进前20名。”
小姑娘一听很担心：“要不要我再唱一次？”我说：“不用了，不过给你个建议，进了决赛一定不要唱这种歌曲，因为到场的评委都是院长、书记这样的老同志，他们心里的学生就是纯洁的白纸。”
说完我就走了，继续评委的干活，故意没告诉她我是谁叫什么名字，嘿嘿，反正她也会从别人那里打听出来。果然，第二次再见她，已经在满脸欢笑地叫我“曾师兄”了。
后来决赛她果然改了参赛曲目，唱的是许茹云的《如果云知道》，虽然也是首情歌，但总归曲调舒缓不闹心，而且她的嗓音颇适合这样比较飘的东西，还没唱完底下就是一片掌声，得分虽然不是第一，但也进入前十，戴上了“明日之星”的头衔。
后来她加入了学生会，成了里面的文娱骨干，当初的柴火妞已经迅速地被川外熏陶成漂亮的女大学生。
半年后的第二学期，川外“文艺界”的另一台重头戏“校园十大歌手比赛”开始，这次师妹已经颇知道该如何扬长避短了。她跟另外一个美女合唱了一首当时极红的《相约’98》，她唱那英部分，那个美女唱王菲部分，靠，震了，全场掌声雷动，顺利摘下“十大”称号。“明日之星”迅速成熟，再没了以前的生涩。
我毕业一年后，离开重庆来到北京。新千年到来前，我曾回过一次家，顺道去了学校。结果在校园里溜达时正好碰见师妹，叫了她一声，她“呀”地笑着过来跟我拥抱了一下———这时的她已经是大三的学生了，还是利索的短发，红润的圆脸，衣着比两年前时髦多了。小姑娘成绩不错，顺利过了专业四级，正准备六级。
1999年的偶遇后，就再没跟师妹有什么联系。她应该是2001年毕业的，我连她去哪里工作都不知道。
2004年6月中旬，我去河南采访镇平高考舞弊案。川外的师弟在网上看到我的报道，跟我提起这么一件事：今年3月，重庆警方破获了一起“倒卖国家英语四级考试答案”的案子，案犯不知道用什么手段搞到真正的试题答案，卖给全国各地的考生，获利20万元。主犯是西南农业大学的一位老师，同时还有几位川外的研究生牵涉其中。
之前一直未见有关方面披露这起案子，我一度想要不要去重庆采访一下，后来又因为涉及到母校有点犹豫。就在犹豫间，师弟在QQ 上问我：“认识小孔吗？”我说认识，怎么了。他说：“倒卖四级答案的主谋就是她。”
一句话让我惊讶到极点。师弟见我不信，发给我一个链接———原来这时CCTV《今日说法》栏目已经曝光了这起案子，链接那边就是整个节目。看了节目，我才知道她2001年毕业后去了西农教书，但是从2002年就开始倒卖四级答案，直到案发；她被判了4年，另外拖着几个帮她做答案的同学、川外在读研究生被开除。节目中的她，穿着看守所的衣服，神情委顿，样子没变，但已没了神采。
这个节目看得我很吃惊，因为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走出第一步的，也不知道现在的她是怎么样的想法———我认识的不过是多年前那个青涩的小姑娘，所有印象不过基于她成长之前的一面之缘，无法说清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
如果真有什么要说的，我想也不是珍惜、警醒这样的说白，我只希望她能尽快结束牢狱生活，重新回到人间，过属于自己的日子———因为她已经为自己的幼稚和贪婪付出了代价；在翻过这一页后，她仍然是她，一个小师妹。
职场如江湖
起跑时跑在前面的未必就是最后撞线的，道理谁都懂，真要去实践又害怕付不起学费。
周二部门开会时，沈忽然说起六个部门新人中，总编只同意留下两个的事情———前段时间只是听她说还要争取，没想到最后还是成了事实———那六个新人坐在对面，表情各异。当时我还想，不知道最后揭晓分配名单的时候，这些表情又会有什么变化。
没想到摊牌的日子那么快就到了———没几天，报社改革第三批名单公布，六个新人里真的只留下两个，其余四人去了本市的热线新闻———结果今天就在BLOG 上看到T 的留言，顺着去看了他的BLOG，觉得多少还是有些东西需要交流。
这六个来文化部见习的新记者，应该说都很出色。不过接触之后才发现，他们六人年龄不同，经历不同，对于这份工作的感知和认识也不相同，所以表现得也不完全一样。比如我原来以为他们都是刚刚本科或者研究生毕业，没想到多数都是有工作经验的，其中一个还跟我同年。因为对工作多少有了认知，所以不会像刚毕业的学生那样“毫无想法”，我跟他们的接触，也就是从这种想法的碰撞中开始的。
我一直觉得，在职业生涯开始前几年，都属于打基础、做积累的阶段，所以跟他们交流的时候基本都是在揣摩若干年前自己是什么心态；可能因为他已经有过工作经验，所以才会对有的东西不以为然，这也正常，不过如果心态失衡，就会多少有些副作用。
早就说过，平常心是这个世界最不平常的东西。记得2001年那次招聘，3000多人应考，博士来了40多个，硕士100多个，最后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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