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9年的革命以“光荣”称，不仅因为只有极少流血，也因为这革命将几十年来的成果一并收纳。这是一块新的里程碑。以后只用司法决定何者为合法何者为不合，即可将体制内不应产生的技节铲除了。
自此我们再重新检讨以货币管制的三个条件，亦即信用之展开、经理与所有权分离、服务之全般活用，也可看出英国在18世纪初年已充分与之相符。自从1694年成立英伦银行，这国家经验到的信用膨胀有了现代尺度。1702至1714年国家岁出由500万镑增至700万镑，同时期内国债由1300万积至3600万镑。马尔波罗公爵（DukeofMarlborough，邱吉尔之祖先）能够打败法军，得力于十多个欧洲大陆的城市贷款支持他的军事行动。贷款的人一听说伦敦商人全都支持英伦银行，不待劝说即解囊。这也可算得第一次“国际货币基金”所做的投机主意：现代战争之具商业性，自此更明显。读到这里，也可以欣赏鲍尔教授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是国家”的意思。
英国既已发展到这程度，她于是在国际财政界突出于荷兰之前。过去荷兰垄断了船舶的海上保险，即英国船只在17世纪也由荷兰保险，现在英国取而代之。一般看来，凡是荷兰能做的事，英国只有做得更好。其秘诀在于将国家经济的下层机构发展之后，以习惯法和衡平法结合用作新体制上下之间的联系，于是农业之财富和商业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两种事业也可以彼此扶持。英国的乡绅与新兴市民阶级相得益彰。自詹姆土一世从苏格兰到英国践作以来，宗教上的争端经常使国家处于动荡的局面里。可是在现代人的眼光里，这宗教争端已毫不相关了。当然，所有工作并未全部完成。更多圈地法案还待通过，农业土地才能极尽其用，付费公路才能修筑，农业剩余的劳工才能转用到城市。他们构成了城市间的无产阶级，为新兴工业廉价劳动力之来源。可是至此一种无可逆转之处业已到达。英国人一眼看回去，他们总可以视1689年为他们历史上一块重要的里程碑。其他行动或受调整或被逆转，而光荣革命的结果永在。
中西对照
以上所说与中国历史有何关系？
这些不是天方寓言。所述也并非偶然出现之事物，只在出现的国家里有效。人类需要自存的天性使他们不断屯集物资，终于在商业之间找到实践的满足。它所创造的式样，以后成为政治体系的施政原则。这些办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们可以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滥用。可是当中所有财货和各种服务都应当能互相交换，也能由法律监视的原则已不可磨灭。它已经打开了科学的探讨和技术的引用。它已经使人类的生活更为富丽；它已经被视作将世界各国分等级的标准。这种物质生活有马基维利、霍布斯与洛克等人所予意识形态的支持，已经成为西方思想的重要体系。在20世纪末期，世界历史成为一元之际，我们看不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如何能忽视资本主义产生的的过程。威尼斯银行下接阿姆斯特丹银行，更有英伦银行，也和意大利之文艺复兴、北欧文艺复兴与英国文艺复兴印证。这已不是单独且分散的例子，而是前后互相贯通的史迹，业已摆在中国人应走的道路上。说来不怕粗略，从直率的眼光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视作对这种挑战的各项反应。我们所能想象的结局，也无非大陆整块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文明和这西方的海洋文化汇合。
过去历史之发展未达适当的纵深时，中国之改革者和历史家同有将中国应做的整备看轻的趋势。中国的革命通常被与明治维新相比。其实日本在德川幕府时期有带竞争性的诸藩，已有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或按照商业条理处置之姿态。各封建领主之下有“藏元”，亦即营业经理。银行业称“两替屋”者，有的尚为幕府汇款，有了几百年历史。批发商叫“间屋”，也构成各种“组”。同业公会称“株仲间”。道路交通网称“五街道”者已将各大都会联结。“宿驿”遍及各地，通信则有“飞脚”。海船之定期航行者称“回船”，又兼理保险事业。所以，构成资本主义货币管理的主要因素大多已在事前存在。明治维新不过在这种种商业因素之上加了一个总揽一切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即此就绪。
中国历史也不能与俄国革命相比。中国缺乏彼得大帝以来种种西化基础，同时无隶农制度，他们在100多年之前尚在帝俄里存在。严格说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无从对中国人提供技术上解决问题办法。《共产党宣言》一向被称为革命行动之指导，读时应当注重其实际上对问题着手之步骤。“革命之生产方式”仅能由经济组织最前进的国家执行。共产主义者不当另外组劳动阶级之党抗衡。这些都已写在《宣言》之内。
虽说美国对中国历来不乏好意的支持，美利坚却不能在历史上对中国提供历史上的向导。美国成立时衡平法与习惯法之结合虽未全部完成，两者交汇至少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美国人不能想象农场之管理和乡村之治理不能以金钱为主的情形；他们了解，立法虽接近现代化，后面没有社会上强迫执行的要求，则到头仍行不通。美国的商业效率，亚洲国家不能轻易照抄，因为它有环境上的优点，将一种业已证明有效的系统在长时间内逐渐加于一个大陆的广大地区之上。另一方面，她奋斗的特殊纪录，包括“塞家叛变”（Shays'sRebellion），威士吉叛变，各州否定联邦法律（Nullification），各州高持“州权”（staterights）的例子，更有关于货币、银行、反对托拉斯、管制劳工与跨州商业的立法而产生的各种纠纷。这样一来，现下美国分工合作的办法，也是只此一家了。如果我们要从历史里得到教训，最好还是追根看清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的原始形貌，才能为了解今日之中国提供一大有益借镜。
从宏观的立场看来，世界上从无一种全然相同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两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独特之基点。所以在提出因果关系时，我们也应当将历史事迹尽量前后连贯看去，而不应因一时一事偶尔相似即下定论。
高层机构：国民党与蒋介石
在上列例子里，可以看出所有国家都企图脱离以农业经验为作主的管制方式，采取重商主义的办法，不论其结局称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运动由小国波及太国，从海洋性的国家触及大陆性格的国家，从历史文化不十分巩固的国家到这种力量根深蒂固的国家。不仅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可视作这普遍趋向里所作的大型调整，即是今日多数国家的挣扎，包括“有钱的”和“没钱的”，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和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也仍离不开这组织上的问题。
假使我们将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国史之上，即可看出鸦片战争以来之事迹并非一连串，做得无头无脑上下不得的错误。中国对西方之挑战的反应既强烈，也前后一贯。她起先拒绝改变，以后将改变限于若干方面，并企图振起传统的社会价值以为抵制。这和其他各国的经验比较起来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与荷兰及英国旷日持久的纪录相较，也不能说中国已放弃了很多机会，坐费了不少宝贵光阴。读者可以再三考虑目下的一段隐喻：中国是一只大型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五四运动已经策划了上面这块长面包，昔日文士官僚今日已醒觉为革命的主使人。逻辑里下面这块长面包，亦即为数亿万无从区划的农民，则构成革命之动力。可是前者的自觉与后者之解放尚不是这群众运动之终点。最后之目的在使全国接近世界标准，能在数目上管理，扩大这国家功能上可活动的程度，也增迸它结构上的实力。
以这样的眼光看来，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的条例：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
蒋曾受无数指摘。有人批评他缺乏系统，凡事临时凑合。也有人说他无从肃清内部的贪污不法。也有人指斥他全靠人身上的忠厚和感情上的激动驱使部下。更有人责备他不新不旧，既不全部维新，又不是一意保守。每项批评都有相当真实的成分，可是批评的人自己就不能说明如何可以避免这些错处，此外他们也没有另辟途径的讲出应采取的路线。事实的发展表示着各种不如人意的地方无法避免。如果另有较好的方针，中国人不难另选贤能。一个现实的证据是周恩来1927年被蒋的部下拘捕于上海．生命几遭叵测。可是在1936年西安事变时周又周旋使蒋被释。
看来责骂蒋介石容易，表扬他的成就困难。我们也无从对蒋的言行一句一事无选择性的全部支持。可是蒋是一个历史人物，他的一生表彰着一个极为伟大的群众运动，有了这运动作基础，才可能有日后的人民共和国之产生。要是忽视他的作为的积极性格，则任何人无从以技术角度解释何以中国在80年代和20年代会有如是剧烈的差异。
为了保持历史上的连续性，我们尚且要承认中国帝制被取消之后军阀割据不可免。蒋收拾着留下来的残局，只能兼容并包，无从凭己意区分去留。他以黄埔毕业生造成部下主力，于是将各省区间的强人和政客拉拢过来，构成一种人事上的团结。此间应值得注意，这批强人也没有落地生根在下层获得选民支持。缺乏财政能力是蒋的另一弱点。中国在帝制时代向来无力动员全国上下一致成为一体和外强作战，或与类似的国家作经济上的全面竞争（在这条件下，中国在20世纪和英国在17世纪初期相似）。对日战争爆发前10年，国民党之南京政府获得关税自主。创立了一家中央银行（事实上由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银行分担应有的央行业务），利用关税、盐税和烟酒税支持整个新体系。再有收支间的不平衡，即靠国内发行的公债弥补。即算有了上述的举措，抗战前夕国家总预算尚只有12亿5000万元。以当日三比一折合美金计算，为美金4亿元。虽说当日的购买力与今朝不同，这4亿仍是一个极为纤小的数目。
蒋介石全靠这组织上的能力得世界之公从，成为中国之希望。也因为如此，他刺激了日本军人，终有全面武装冲突。他也明知中国无力单独取胜，必须倚借外国援助。在采取这立场时他只是无可如何，批评者也不应就此指摘，因为他与当日同盟国家的领袖邱吉尔、戴高乐无异。只是战局结束后他没有将欢乐带及于援助他的人。相反的，与他结盟成为一种累赘，也成了一种羞愧不能告人之处，因此他一直没有被人宽恕。将情形弄得更糟的，尚有史迪威事件加在他的政府残暴、贪污和无能的罪名上。及至今日，很少美国人能想起，以每一援华之美元计，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持仍不失为一种廉价的买卖。如果将国民党奋斗的长期结果综合看来，观察者应有与杜鲁门和马歇尔在日不同的看法。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这政府纵有各色各样不是，它终究主持了自卫，且在图生存的关头里获得百余年来在国际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
现代战争有一种特性通常尚为交战国忽视。全面动员极端讲求效率之际，战线之后方常产生一种重新改造社会的运动。一经掀起，这运动不必与双方宣战时之目的吻合。第一次大战爆发时，德皇及俄国沙皇彼此无从预悉此次战争之成果首在清算专制皇权，因其跨地过广牵涉过多，不符时代之需要。此与其位于何处、当初以何原因投入战斗无关。第二次大战爆发时，希特勒以争取日尔曼民族之“生存空间”（Lebensraum）为志，殊不知曾几何时此计失败，反动所及，各色人种之平等传遍各处，造成一种全球风尚，甚至出于张伯伦和邱吉尔预料之外。中国之内战与这种出处纵然不同，也产生了出人意外的后果。
低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
30年或4D年前无人曾预料中国之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种新的低层机构，它的用处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当时对共产主义有极端信仰之人士亦不过含糊提及要在农村“将生产力解放”。其他人即以为经济上的平等本身即是目的。这样的看法显然也是毛泽东的着眼，不然他日后不会再发起不合实用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内战之后果看来，历史在长时间内所表现的合理性可能与组织这些情事者的初心相违。
这也不是说毛泽东在历史上的成就应当小视。40或50年前极少人能有长远的眼光看透中国的前途将从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结构上改造着手。经济上的建设应当注重最前进的部门。与农民为伍，不无人道主义的吸引力，要假他们之手改造中国的命运，听来则不免荒唐。可是只毛锲而不舍，事实之展开终如他之谋划。他的运动既要勇气，也要耐性；一方面出于机巧的计略，一方面也靠好运高照。这些条件汇集，才有人民解放军的成功。此中也有一种命运上的错安排：传统倾向于均一雷同，以争取动员时的简单，终能抵挡住对方使用科技的优势。这优势不能全面分配，在战场上反足为使用者之拖累（虽然稍有出入，这基本战略也被越共使用，日后使美军的优势无法施展）。并且在内战期间，毛之野战军有意避免高层机构。中共统治之下极少有大城市。都市文化故意不要。大部队只用无线电联络。在战场上军事人员和政工人员暨经理人员一般灵活互相调用。在双方互予彼此极大之损害后，这农民军的乡村性格使它元气容易恢复，为国民党军队所不及。
可是毛泽东的农村改造更有长远影响。中国的农业问题在战前已由贝克（JohnLossingBuck）、陶尼（RichardH．Tawney）和费孝通等人提出。这问题的根源也可以从各种方志上看出，总之是耕地短绌、人口过剩、农民负债。可是及至详细情形经过实地报告提出，当中问题之庞大与严重，仍足以使从事工作者惊讶。佃农问题并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地有时分割得如房间大小，耕牛无从转身。有时所谓地主与佃农只有大同小异，彼此距挨饿不过只两三步。放高利贷已是千篇一律，及于放贷者的亲戚与邻舍。所谓剥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给予低过生活费之工资。在这种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济贫，也难划分界线。这种种现实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迹。当初农村问题本已严重，最少近几十年来又无人过问，只令之江河日下，况又内外煎逼，农村且还要承受战争与灾荒的后果。
毛泽东乃是古今一大宣传家，他认为“蒋介石与美帝”应对这情形负责。在他笔下，凡是中国传统内之事物全可以称为“封建”。内战期间，凡是青年男女受过教育或只有几分教育的，都全部募来组织战线后面的工作。中国既已有了整个年轻的一代对现状不满，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干部。
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Hinton）已将山西省一个村庄里土地革命的情形写成专制《翻身》出版，也可视作一种古典型的纪录。斗争以恐怖政策起头。一批乡间的流氓地痞先进入乡村将这村庄制住，中共的干部也用威胁利诱的手段鼓动村民。村民因为过去文教的束缚不愿出头，几经怂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绪被激起，他们即将村中若干生活过得去者的家产没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