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有一座亭子，纪念当年历史之展开竟让这两个藉藉无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带戏剧性而具有如此庞大后果之任务。
越是接近骊山，我们也更感觉到和历史接近。它的影响愈浓厚，它的展开也愈合时宜。本来我们也已经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骊山，去西安约40英里。此人被称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专制魔王之一。他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之后，用焚烧诗书和活埋反对者的办法去巩固他的统制。他的“陶器兵马”在1974年发现。内中包括塑制的兵俑，和实物的兵器与战车。美国的三位总统曾来此观光，一些兵俑器物也曾送到国外去巡回展览。
但是秦始皇不是中国历史的起点，秦始皇统一全中国，距离中国文化的开始已有好几千年了。按照一般的顺序。我们应当先处理其他的几个题目，当中首要者无过于地理背景。当旅游者乘火车或汽车前担临潼县参观骊山及华清池时，应先注意四周黄褐色的泥土，这种泥土与美国田纳西州一带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国历史开展中的重要因素。当地周围景物通常较路基为高，所以这黄土不难观察。
中国文化有多种源头
本书成稿之日，我们没有绝对的证据，能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文化完全是在本地萌生，或者说当中至少一部分受到地中海文化的影响。20世纪初期，学者多崇尚后说，主张中国文化之起源，不仅较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为迟，其使用青铜与铁器尚比这两处至少要迟1000年。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字可能也是埃及象形文字之变体。中国史前陶器上的文饰就和中亚及近东所发现的类似。目前这“世界文化一源说”已被中外无数学者指摘。中国的文字被认为特创一格，即数目字亦与众不同，陶器上肤浅的相似之处敌不过基本的差异。中国的冶金术即使在原始的阶段也表现出技术上之特色，而无模仿的迹象。中国的栽培作物更显示出中国的农业与近东出于两源。最近人种学家和考古学家甚至指出，即使在中国境内，文化的起源也不是一元的，从东北到珠江流域，都可找到文化起源的遗迹。
虽说钟摆现在已经摇转过来，中国文化独立自创的理论显然比较站得住脚，我们却不能武断地说再也没有争辩的余地。我们可以作的结论是，不管它是本地独创或是外间传，中国文化受地理条件的因果关系极深。不论中国当初受外间发明的影响或浅或深都不足改变这观点。当初期农作物受东亚大陆的土壤和气候影响的时候，中国文化的因素就开始与当地居民结下不解缘（详第二、第三两章），以后也始终如此。基于这个原因，西安附近之黄土，也就更值得注意。
夏代的存在仍然存疑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考古学家用碳14放射性的技术，断定中国新石器时代之遗址最初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或者还要早。可是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却不能追溯到这么久远。根据史书的记载，最早的“朝代”为夏，它的出现若能证实无讹，也只能把中国历史的前端摆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可是关于“夏朝”的传说虽多，也仍没有考古的实证确断它的存在。怀疑的人提出，要是这朝代确曾出现，至少应当在古物附近有文字出现。相信夏朝实有其事的人则辩说，中国文字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只是最初的文字写在竹简和丝织品之上，年久月深业已腐朽。现存关于夏代的事迹，出自口传，再由记事者写在竹简之上，辗转抄传，所以较迟。两方所说都有理由也仍不能成定论。
现在能确切证明之中国历史，始自公元前约1600年的商代，这朝代的两座都城和约十处国王埋葬之陵寝业经发掘。不仅它的文字确切的存在。而且其字体镂刻在兽骨之上。出土的这种“甲骨文”碎片，数以十万计。
商代遗址在今日的河南省，历史上称为“关东”，我们也可称它为“东部平原”。它和西部西安一带的“黄士高地”构成一种东西轴心。“商”之成为一“朝代”也是名正言顺。它的王室谱系全部保存无缺。国王传位一般采兄终弟及，偶尔父死子继。此外商人也可以视作“商民族”，因为他们垄断冶制青铜的技术，在军事上占优势，也保持着宗教上的向心力，所以能凌驾其他民族之上。他们的青铜器皿，不是兵器，就是祭器，只有极少数例外，其制造采取集中的方式由国家监督。
商文化的内容丰富
商文化表现着它和同一时期其他文化等量齐观，却并不一定就能代表传统中国的特色。例如商代社会虽属父系，但是它的贵族妇女却享有相当自由，几百年后，甚至几千年后，中国妇女仍不能望其项背。商人好酒，兴致高而活力充沛，他们杀人作祭祀，毫不感到罪恶，而且在甲骨文上不断的留下人祭的纪录。他们能派遣3000人的军队，作百日行军的远征，这样的军队尚可以由附庸国家的部队支援。有时候作战的目的在于掠夺取利。国王的陵寝由上至下掘土而成，上端的坑大，越至下端愈小。国王的陪葬品有战车与马匹，殉葬的人被斩首，头颅和躯体整齐地排列着。而由上至下以泥土敲打而成的梯级，则显示出殡时必有繁缛之仪节。
商民族虽已从事农业，却仍保持着渔猎的传统。他们在500多年的历史内，迁都的次数在6次以上，而且甲骨文上经常有狩猎的记载。商代最后的一座都城，临近现代的安阳，考古学家在当地发现极多兽骨。农业的操作似由奴工执行，在一处坑内所置放的石制镰刀有好几千把。
甲骨文上的记载表现着商朝的国王对于天侯极度关心。编订历日，也是王室重要的职能。在这些方面，商朝与此后以农立国的中国已保持着传统之联系。而甲骨文的书法，更是与中国文化一脉相传。
甲骨文的书法
当初甲骨为巫卜之用，现存的甲骨，则是商代的史官根据原件复制作为一种永久的纪录。甲骨的大量出土，使当时事物逐步可考，给后人看出此间一个初具规模的国家即将发展成为一套令人心折的文化。根据专家统计，甲骨上所记载的不同文字，为数共约3000，其中1000字已可以辨识。这种古代书法，乍看起来变化万千，可是因为其由原始的天才人物设计，引用永恒不变的意义为根柢，当中之一部分今日可能为熟悉东亚文物的人士一眼看出。下图所列，其最基本的原则可谓出人意外的简单：
左端为象形，日圆月弯，一经画出，不待解释。会意由象形稍加引申而成，例如日在树后上升．是为东。双手执鸡放在樽俎之内，是为祭。还有不能图解之观念则可以同音字代表，如“亦”字发音与“腋”同，所以画人之两腋为亦。“来”与高粱之“来”同，所以画“来”而得来。其他“转注”、“假借”等也不外将这些基本原则重叠而扩大的使用。值得注意的则是青铜时代的书写方式和今日报纸杂志的铅字一脉相传。
这些原则一经推广，今日之汉字为数2万，又经日文与韩文采用，无疑的已是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文字之一。它的美术性格也带有诗意，使书写者和观察者同一的运用某种想像力，下至最基本之单位。上海人的沪语发音软如法语，广东人的粤语发音便如德语，也能用同一文字互相会意。所以这种书写的方式促成中国人文化上的团结，其力量不可权衡。只是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其引用起来，不管是一条吊慰的短柬或是一张实验室的报告，同样要从摆方块的形式作起点。中文的前置辞和联系辞少，抽象的意义只能重楼叠架构成（如本书文句中之“的”后带“之”，“之”后又“的”）。也要将可以眼见耳闻的事物极度的延伸，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观念（有如“抽象”即系抽出其相，与“具体”之具有其体相对）。其为单音字，又要写上10个字才能代表10个音节。文人用笔，通常省略当中某些环节（例如“一将功成万骨枯”，只有两个子句，当中无联系辞，也不知道所说系理论抑是事实），虽说言简意赅，却不是严谨、正确的通信工具。
公元前1000年左右．甲骨文的字汇，饱和到大约1000个字（专家认为其他的2000字大致为专有名词），青铜技术也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两文化为周所替代。周发源于西安附近，为后起之强国，此后数千载，这黄土地带上的一雄给中国的影响，远超过东部平原的商。这地区自中古至近代并非中国最富庶地区，更不是最容易接近的地区。西安总揽这地带却注定要在中国历史里产生决定性的作用。以一个天马行空的比喻来说，就如同让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在历史上的功效，超过东部的麻州或宾州。这种比喻别无他意，不过强调地理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中国文化为亚洲大陆产物，美国文化则离不开大西洋的传统，此中有一个深刻的差异。
第二章亚圣与始皇
前言
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封建方式制定了一种合乎当时农业扩张的统治形态，又以宗法制度使封建统治更加稳固。800年的统治中，影响之深远，常使历史学家难于区分，究竟某些特色是周朝的还是中国人的性格？
说来也难于相信，从个人说辩的能力和长久的功效两方面讲，孟子在传统政治上的地位要超过孔子，虽说他受业于孔子孙子的门人，因之被中国的皇帝和文人尊为“亚圣”，亦即第二个圣人。威利（ArthurWaley）在他的杰作《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想》中即以孟子代表儒家，和道家与法家对立。
孟子的生卒日期不详，我们只知道他活跃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孟子》一书，是亚圣言行的纪录，其中最后一章，缕叙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他出生于山东之邹，在西安之东约700英里。
孟子的政治观念
孟子生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乱的时代。周朝的王室既已衰微，诸侯开始互相攻伐吞并，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秦国。当孟子在政坛活动的时候还有12国。他访问了当中的一国——齐。齐国的国王刚在军事上大获全胜，打败了北方的敌国——燕。他企图井吞燕国，又怕其他国家干涉。孟子没有在战略上或外交行动上给齐王任何吞并或是撤退的劝告。可是他倒主张尊重民意，因此他给读者的印象则是，可能时，他会让燕国国民自决。他在政治上不能接受现实也不能得到齐王朝廷的欢迎，于是只好前往其他国家，希望有机会效力，得以宣扬“王道”，可是毫无成果。
然则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说他在提倡现代的民主。他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是针对以世袭贵族治理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政治体系而言。即算盂子有时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种“公意”，如果把这观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视作“公众的权力”，可是他所谓的自决，绝不是毫无条件的自决。严格说来，其范围不外生存的权利。他在“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文句里已经勾画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则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为标准。换言之，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夭悯人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样，认为这种施政方针始自700年前的周文王。《孟子》一书与孔门子弟的《论语》同为君主时代的神圣经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试制度停止之日，同为皇帝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构成中国历史中持久不变的“茎干”。
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3000年，甚至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情义。这样一来，这才值得注意了。如果说这是中国人的特征，也还未说尽此中的奥妙，因为其中尚有天候地理之因素在内。我们读《孟子》时，挑选某些章节和周朝立国后700年的事迹对照，则当中的关系更为明显。
周民族的发展
现存的资料不能使我们确定周民族的来源。他们留下来的一段简短传说，也和其他原始民族的传统一样充满着神话与幻想，可是这传说不断地提及农业。周人之始祖契据说自幼就熟悉栽种食物和麻，成年之后成为商朝的农官。直到商朝末年有关周人的历史才有相当的可靠性。这时候周民族是商所节制的部落国家之一，以西安为中心，在渭水流域拥有农业基地。到商代最后的一个国王期间，周王不是因为他的威势，就是由于他的仲裁力量，巳开始打破局面。不少名义上受商节制的小国家，已开始向周臣服。周之势力东渐，及于汉水，尤其威胁商在东部平原的侧翼。商周武力冲突一开，周王西伯曾一度为商之阶下囚，以付赔得脱。
西伯的一个儿子终能纠集多数叛商的部落国家东征，于是以周代商，事在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这不同的日期，由于不同的专家据史迹考证而有此差异。读者必须知道：中国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后才能确定无误。因为自此以后。古书里提及天候星象的变化，可以和外间的纪录对照。841年前的日期带有推算性质，不能视作绝对的可靠。
叛商的领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创建的朝代，兹后连亘约八百载，可是他未曾自称为朝代的创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亲西伯头上。西伯被溢称“文王”。其为“文”，则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他的儿子名发，以后被溢为“武王”，以表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只不过口头如此歌颂，事实发展却不尽然。
周代的文化
我们可以相信周的青铜技术不及于商。从出土实物看来，自周代商之后，青铜的制造设计大不如前。但是这黄土地带的统治者入主中国后，随着就产生许多文学作品，有些至今还传颂不绝。父位传子的原则从此代替了商的兄终弟及。两个民族或国家间宗教上的差异也极为明显，商人尚鬼，大凡一切事情之成败，从战争或利或不利，到牙痛发炎，都有特殊的祖宗作祟。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animism）自周而中断，代之则为周代的祖先崇拜。周人认为绵延宗嗣是后代的义务。有些学者怀疑商与周具有种族的差异，可是其间的区别不可能极深，因为文字上未因更换朝代而产生剧烈的差异。此外，我们可以相信黄土地带很可能是中国农业的发源地。早期周人流传的民歌，就提及很多不同种类的耕作物。
整个看来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为周公，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时至今日，历史家对他的规划，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我们综合古籍的叙述，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design）。这种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
假使以同样的设计组织美国，则密歇根湖岸所有不规则之处即可以全部忽略不计。我们可以假设它之整饬有如怀俄明州的州界般整齐。在那种理想的方式里，纵使实际上国都偏东，我们仍可以将它与哥伦比亚区同置于地理的中心，很方便的与缅因、佛罗里达、俄勒冈、得克萨斯及亚利桑那各州等距离，就算它各为1500英里吧。国都又务必有近接的各州环绕，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