ㄓ肜钍烂袼戳⒅贫龋�288年，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可是朱全忠也无法使破瓮重圆。中间自公元906年起之54年，中国史家称为“五代十国”的阶段，好像将隋唐以前的分裂局面翻一个面（但这次五个短朝代是在北方而不在南方嬗替。而所谓十国除了一个例外，则有些同时，有些前后交替，出现于南方）。简单地说，北方称帝的朝代有心制造统一的大帝国而力不从心的时候，南方的将领也乘机称王，采取行动上的独立。
全部分裂的局面既不出54年，可见得唐朝遗留下的局面并非完全不可收拾。简概说来，中国主要仍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只是各人所掌握的产业大小不同，地域上生产率也有差异——有时同一地域内尚有极大的悬殊。新的财富可从商业、农产物、酿造、工矿和内陆商业中取得，甚至铸钱亦可以获利。这已不是昔日那种概念计划即可经营管理或是豪宗大姓可以把握小地区，构成独立门面的情形。在这种条件下军阀割据实为历史对当前问题所提供的答案。
事实之发展如是，地方上之军事首长以各种名义倡导他们合法的地位，且在境内全部征兵。可是实际上兵员仍由招募而来，不过所有费用是由境内人户分摊。在很多地区正如若干地方志所述，赋税达到空前的高度。只是这和一个由中央作主全国一致的税收制度不同。主持人既为本地权威，职位又是世袭，与各地区自然休戚相关，赋税自也能按照各处之实情，根据付税人的能力分摊了。
在这时期，这些地域上之首长采用抽调精兵的技术，他们不断地从下级部队挑选优良的官兵组成亲军，让下级部队仅能保有劣势人员与补给，高级军官则成为首长的拜把兄弟或义子。这样一来上下之间便有了固定联系，只要各地域互相竞争的状态不酿成长期大规模之战事，此种平衡的局面可以使整个的安排保持原状。中国在五代十国期间和日本中世纪的情形确有若干相似之处。
这样的情形是好还是不好？传统的历史家一致以“僭窃交兴，称号纷杂”的评语概括综叙这一时期，亦即以其缺乏可资尊敬的中枢权威为可耻，以致“犯人、匪盗与负贩”也能称王称帝，而笃行谨慎之士反倒没有出路。当时赋税之高也常被指摘。然而这些作家却没有看出，当政府之重心移到省级单位之后，行政上便更能注重到地方实情。且就财政上说，免除了两层政府的开销，可以使费用大为节省。因此获得最大裨益者，即为长江以南地区。当时此区大致保持了和平，称王的各地区首长于是约为婚姻，在地方有灾荒时他们也互相接济。同时本地的开发，也次第展开，有如马家在今日之湖南，便使茗茶成为一种输出品，钱家在浙江大开水利；王家在福建充分提倡国际贸易。这些成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可能胜任愉快的。他们免不了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效能最落后的方面去，以保持全面的均衡，由是免除了地区间的摩擦。
面对半游牧民族的挑战
可是尽管如此，一个分裂的中国也使北方的国防没有保障。公元936年，仍在此间所述之分裂阶段内，这五个短朝代中的一个帝王和契丹定约。这契丹乃是一种半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之东北。石敬瑭向外乞援之情事没有长久的历史意义，可是他付出的代价则意义深远。936年的协定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包括了长城以南一线的领土，连今日的北京在内。从此北方门户洞开，影响中国400年。中国人这才领会到游牧民族与以前的不同，他们已有相当的农业经验。今后他们将所割爱之地当作一种训练场所，使从正北及东北而来的经理者熟练于管制大量从事农业的人口，而造成了继续向南发展的态势。
宋朝之兴起可视为对这挑战的一种反应。以前实际上各自为政的地区首长已不断地提高他们军队的素质，也不断加强地区上财政的统治，但直至宋朝，才将他们归并统一起来。赵家王朝虽说在名义上仍号召大一统的帝国，但在某些方面却具有民族国家作风。尤其在团结南方以对付北方时，它是站在一种带竞争性的立场上。
公元960年之春，当时赵匡胤是五代十国中最后一个短朝代——周的统军之将，他的军队宿营于陈桥驿（这地方是一座小市镇，距国都开封只有一段很短的距离）。某一天凌晨他被部下将士惊醒，他们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就拥立为天子。军士拥立的情事曾发生亍五代十国的时期，也曾在西方发生于罗马帝国，可是赵匡胤与众不同。自唐代衰乱以来各地区强人所发动的种种运动，当中非无联系与协定，有了赵匡胤才使其集结起来，最后使之构成一种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全中国历史中再无另一朝代是在相似的情形下出生。
当赵率军回开封时，取周而代之的工作毫不费力地完成。新朝代之主，了解分裂的中国不能与北方的强邻作对，放弃了当初北伐契丹的计划。此后赵匡胤即以收并南方自主之国为职志。长江中游于公元963年取得，今日之四川于965年取得，广州于971年取得。今日之浙江与福建则不在他统一的疆域之内，直到他的弟弟赵光义嗣位之后才接收过来。
赵匡胤力所能及的地方，中央集权的措施执行得既轻快也彻底。新皇帝的机警，不走极端，对钱财上的大方，使他的筹谋容易兑现。登极之后才一年半，赵匡胤和拥他为帝的起事诸将谈判，让他们自请退役，皇帝则赐给他们丰厚的报酬与名誉官衔，于是足以动摇皇位的“黄袍加身”喜剧不致另觅主角而重演了。
宋朝的军队分为三级。最高为“禁军”，次为“厢兵”，再次则为“乡兵”。上层的队伍经常吸收下层之优秀人员而将本身不及格之人员淘汰给他们。过去军阀割据的重点改为文官镇守，并且规划了每三年一巡调的例规。
税收也改由文官接收管理，以前的账目收据经过极详细的审核。公元965年的诏令：凡诸州支度经费外，所有金帛都送中央。于是所有的金柜库房的积蓄，不时发送开封，使该处成为全世界最显著的内陆港口之一。为了遣送这些物资，全国划为6个财政区域，每区称为一“路”。由一个“转运使”掌管。他们“岁行所部，检察储积，稽考账籍，凡吏蠹民瘼，悉条以上达”。赵光义在位期间（在公元976－997年），据说仓库内存雨衣和帐幕的材料“数万段”损破，显示当日财富集中，开封所控制的物资之丰富，可能全世界无出其右。
宋代不振的原因
可是纵有以上的准备，赵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成为一软弱的朝代，它的军旗从未在北方草原地带展开过，更用不着说向东北或西北角延伸到中亚的腹地里去了。它也从没有像汉、唐一样，占领今日越南之一角。要是不怕说得过于简单的话，我们可以概括的指出，全宋朝319年的记录，无非是军事的挫败和退却，所有的例外则是以“岁币”为名向北方少数民族购得的和平。这种看来离奇的情形并不难解释，只是我们务必要将古代历史家忽略未提的若干情节，一并提出检讨。
北宋之东北是契丹所成立的朝代——辽。契丹属蒙古语系，他们活跃于图上之地区已逾300年，即使仿效中国朝代所成立的辽，也比宋早出现53年。辽之国君通文墨，他们的文字在公元920年即已出现，并曾接受过高丽、回纥、吐蕃的朝贡。在宋代出现之前，甚至在浙江称为吴越王的钱家也曾向契丹之辽朝贡。不仅契丹所占的中原领土有汉人的官僚治理，而且辽境后方，据目击者的报告，无数之官吏、文人、工匠、优怜、武术家和僧尼也来自中土，由是也可见得其汉化程度之深。这半汉化国家的组织能力，比汉和唐对抗的单纯游牧民族要厉害多了。那些单纯的游牧民族所恃，不过疾风迅雷的冲锋力量。
西夏也不是单纯的野蛮人。他们组织的半汉化国家在初唐时即曾活跃于它日后占领的地区，当它在400年后与宋人抗衡时，一个汉化的政府早已存在。西夏文以藏语为基础，重要的儒家经典早已翻译成书。羌人则属藏族．此时多数已操农业。
所以在公元10世纪，这些少数民族显然得到汉人指点，业已将他们的文化程度提高，以致宋朝所面临的边防问题与它以前的朝代不同。这些游牧民族已有农业基地，他们已筑城为防御战。北方地势之艰难对他们有利，同时他们也保存着动员的迅速和在战场上的机动性，这些优势与他们草原上的生活习惯息息相通。契丹人与羌人虽然常有冲突，但在对抗宋的时候却彼此一致。
中国人缺乏坚强的民族观念也构成赵宋王朝的一大弱点。很明显的，所有汉人决心从外人束缚下求解放，这种解放战争当然会有利于宋的军事行动。可是实际上双方之竞争只在大体上被视为一种朝代之间的冲突。
这种现象是1000多年来世界主义发展的后果。中国人自己提倡一种神话，认为亚洲所有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只因地域之阻隔才有了人种的区别。古典文学重“文化主义”（culturism）而轻国家主义。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强调要是能使一般群众生活有助益的活，则向外来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择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节。他的书中有一段提及舜为东方之夷人，周文王为西方之夷人。这文句被所有有学识的汉人熟读而构成了与异族合并的根据。受有教育的人士态度如是，一般人民与在位天子的种族出身便毫不重要了，当然也用不着对民族观念发生顾虑。而契丹之国主也已看透当日情势，不给治下汉人反对他的凭籍。
补给上的弱点
迄至今日较少为人了解的，则是赵家王朝尚有它补给供应上的弱点。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可能。因为整个说来，南方地域大，物产多，人口众，在技术上也较进步，且有水道的便利。但是要取得以上各种优势务需一个彻底现代化的组织才能办到，这在公元11世纪是不可能的，即是数百年后也仍没有着落。
宋朝的供应物资多，可是供应的路线也长。在军事部署上讲，将多数物品同列于军需之内违反了简单雷同的原则。当日记账的能力不能保证有完满的协调，即使最基本的数字，在管军政的枢密院与管财政的三司也互不相符。现代的读者务必在此看清：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各种度量衡的单位必须标准化，可能互相交换的品物与程度也需要公认，且要能由独立的机构监督；官僚必须以技术作主，不能以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变更初衷。其行动范围之大，包括支援百万大军，不可能没有民间事业之参与。因此看来，则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负责。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
事实上宋朝主动发起了一种军事部署，它的成功全靠后勤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仍无力充分的供应。所以这尝试可谓过早提出而逾越了当时的能耐。除了内地河流和运河上有相当船舶的交通之外，宋朝政府的功能及民间事业全无以商业作主之征象，是以赵家王朝无可避免地须承担其本身过早突出的后果。如果这么说还不够清楚，那么在宋朝第6个皇帝赵顼期间，王安石的变法最能将此中情节一览无余地揭露。
宋朝很早就企图铲除辽之盘踞。可是公元979和986年两次战役部一败涂地。第一次战役宋主赵光义几乎被俘，第二次战役他亲自指挥战斗时曾受箭创。随后当契丹采取报复行动时，发动了无数次的边境冲突。公元1004年他们全面入侵。因为开封位于一个平原地区上，契丹直逼国都，第三个皇帝赵恒因之仓皇地批准了一段和议。和议中虽然宋辽彼此以兄弟之邦的地位同等对待，但宋朝从此被迫每年供给绢20万疋银10万两。
从历史的后端看来，这1004年的协定有它的作用。这“岁币”只占宋朝政府收入之一小部分，可以当作是给比较穷困的邻邦一种援助，以弥补双方贸易之赤字。这种为和平付出之代价无疑要比战费来得低廉。可是这种看法必须全部放弃当事人的观感，而接受地缘政治的仲裁，当日宋朝君臣不可能有此置身事外的反应；他们无法承认这种妥协为事理之当然。中国历史之中，从无一个统一天下的大帝国卑躬屈节地向一个文化程度低的边区国家进贡。同时契丹也认为岁币为战败国之赔款，也不可能觉得这是一种慷慨的赐予而表示感激。因之，公元1042年他们要求增加岁币时即以武力为后盾。
宋朝之中国更未将西夏放在眼里。理论上西夏占领着中原领土之一部，向宋称臣。当公元1038年西夏独立自称皇帝时，宋廷立即称之为“反”，并且停止互市。可是中国派兵征剿，连战皆北。宋朝一再派兵，却连失城寨，而且死伤惨重，迁延到1044年，中国所能获得的下场不过是使西夏之主在文书上自称“男”，上书于“父大宋皇帝”，而在其本国内称帝如故，因之中国也年“赐”绢银茶时共25。5万疋两。
王安石与新法
在这背景下赵顼于1067年登极。当时他年方十八，但已有了励精图治的声名。他一生的志愿乃是洗刷国耻，扫除北方边境的蛮夷之邦，光复中国的疆域。步宋朝首创者赵匡胤之后尘，赵顼也觉得中国的资源足以发动达到这目的。他在宫廷大内建造了一批库房，又自作诗一首，以每个字为库房之名号。念来则如：
五季失图，猃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
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译成白话文，则为“五代十国之间缺乏计谋，以致蛮夷戎狄猖獗。有创造天才的祖先创立朝代，企图挽回这种颓局，所以开设内殿中的府库，作为募兵筹饷的基础。我做曾孙的继承此业，岂敢忘记他的遗志？”当他与文学之臣王安石对谈时（后者已有卓越的声名），因为两者都有以经济力量充实军备与国防之着眼，因之一见如故。
王安石改造财政的一套规划称为“新法”。当中一项创制称为“青苗钱”，即政府在栽种禾苗的季节贷款于农民，秋收之后还款时附加20％利息，此在当日不算过分。另外一种办法叫做“免役钱”，此因宋朝衙门里有些差使如衙前（典府库或为外班皂隶）、书手、弓手、散从等不由招募而得，系不给值地由民间差派，并由其担负财政责任，如有差失须由服役之人出资赔补。王安石主张由民间普遍地输钱助役，其人员则公开招募。政府仓禀里物品存积不能生利，王之“市易法”则将之贷与商人，在出卖完毕结账时连本带息归还，或事先以金银地产作保障金。同样的，“均输法”让各转运使将应当送往开封的物品在当地出卖，而买得在京城不易到手的货品年利。在整理土地税时王安石用“方田法”。这办法基于全面的土地测量，以每边5000尺为一方，内中又按土地之肥瘠分作五等以便按出产量征税。另外，为保障兵员之来源，王安石作“保甲”，亦即民兵制度。
自新法公布之日，王安石即遭遇同僚的反对，各种不同的批评一时甚嚣尘上。新法中无一项目得到确切的效验，它只使官僚机构分裂，而这位改革者则在罢黜后，又召而复用，又再度罢免，最后被贬回南京（当日称江宁），派给无关宏旨的官衔，赐以公爵的名义而退休。
这一连串情事之发生使皇帝赵顼终生不快。新法之目的在富国强兵，然后对付北方之强敌，但这种目的始终无法实现。朝中一位敢言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