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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如果皇帝以道德无亏作门面，其登临宝座必至为不易。反过来说，如果要与它作对，则更是极端的危险。此中种种强调道德是一种绝对的品质，既不能分割，也无法讨价还价，将它以人世间最高的官职搬托出来，则天无二日亦不能容许其他人效尤。这硬性的裁定还要在唐朝接二连三地接受考验。
很多现代的读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义，但在读到他谋杀同胞兄弟以登极的故事，则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李世民奋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太祖李渊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巩固之后，他和长兄太子李建成之间产生了极度紧张的局面。两人间的倾轧传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间宾客的关系恶化。世民的随从坚持地说，他如不采取行动必被谋害。事实上，在公元626年，李世民设计埋伏掩杀建成，自己张弓将胞兄一箭射死。胞弟李元吉一向袒护长兄，也死于李世民随从手下。这场变乱之后，李世民又把建成和元吉两人的10个儿子全部处死，然后才逼着父亲退位，自已登极。
这位英明的君主一再以各种名义将自己残忍的行动解释得合理化，但是他始终不将之掩饰。这场骨肉相残经过，见于唐朝的历史，与李世民很多成功的事迹并列，历史家对其功业不能怀疑。我们如果将这故事忽略不写，或仅是不着痕迹地轻描淡写，都可能使中国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杀了历史的连续性。而下面武后的一段故事也不能以客观的态度讲出。本书不少读者想必至少听到过武则天的名字，她在俄罗斯凯瑟琳二世的1100年前，以女主的姿态君临中国。
一代女皇武则天
武则天出身名门，她的父亲早年参加唐太宗李世民的军事行动，后来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她年轻时被选为“才人”，其实等于宫女，也是没有名分的姬妾。历史家称她容颜出众，这不能在现有图版上看出。可是毫无疑问的，她的天资极高，读书极多，而尤以意志力极强称。
公元649年李世民去世之后，武则天入寺为尼；李世民的儿子李治（后称高宗者）巡经该地，之后她被纳为昭仪，即下级之妃嫔，一年之后皇后被废，武则天立为皇后，看来此时她在30岁左右。所以唐朝开国的三个皇帝之中，有两个即是她的丈夫，以下的17个皇帝无一例外，全是她的儿孙。
武后能获取实权乃因高宗李治御宇34年，史籍中称他“苦风疾”，看来是高血压妨碍了他的视力。武后不仅对国事有兴趣，而且因她读书多，有干政的能力。公元674年她与李治称为“天皇天后”，又称“二圣”，已有了“同等的国家主权最高人”（co－sovereign）的名位。10年之后李治去世，她实际君临天下。她第一个儿子早死；第二个儿子显然不与她合作，被她命令自杀；第三个儿子李显被立为皇帝，只一个月即被废，从此被幽禁了14年；第四个儿子李旦百端忧惧之余，再三辞皇帝位。武则天也下令杀她女儿太平公主的驸马，可是她又认为女儿像自己而特加恩爱。
头6年武则天以唐朝太后的名位治国。公元690年她称“革唐命”而开创一个“周朝”（她称武家源出于周文王），她自己已不是皇太后而是“皇帝”。迄至公元705年她以81岁高龄去世之前（有人说她年83），曾为皇帝15年。此时不少唐皇子企图举兵造反。当她报复的时候，也将李唐后裔几十人和他们从者几百人处死刑。她的特务人员拥有广大的权力可处置政治犯，造反的名目也随着展开以扩大罗网，直到她年老生病临危之际，恢复唐朝的计谋才得以成功。皇位由她的第三子李显所继承，以后为四子李旦所接替。她在唐朝历史中的“本纪”地位无法删除，全部中国历史之中也再无其他例子近于武则天的经历和作为。
自8世纪到今日，尚无一部武后的真传出现。很明显地，要将她的故事讲得令人相信，讲的人也要多方揣测。一个女子在男性社会里的报复行动，不可忽略不说。可是武后也崇拜男子的决断作风。她曾对一个朝臣吉琐说起，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一铁挝，一匕首。鞭之不服则挝其首，挝之不服则断其喉。接着她又说，她制人如制马。直到老年，她讲到唐太宗李世民，还带着敬爱的语气。狄仁杰任刺史，后任平章事，已是朝中重臣，也屡因事关原则，冒死直言，赢得武后几分的尊敬。武则天常让美少年“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燕居作乐。但是她的言官胆敢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簪履恩久，不忍加刑”，所谓“簪履思”即鬓发与趾泽间的恩爱。另外有一个嬖幸薛怀义，武后使之剃度为僧出入禁中。此人曾被文昌左相苏良嗣令左右批其颊。以后怀义诉于武后，后戒其出入北门，毋走南门触宰相。
武则天的“革命”
这些故事本来也可以让小说家和浪漫派作家来处理，可是若将这些轶事遗漏，则7世纪到8世纪初年中国史的完整性也必受影响。换言之，李世民和武则天当时不少欢乐与恐怖的情事都与唐朝的制度有关，从迂回的路线追溯回去，则可见这些章节仍与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一脉相承。
从武后的纪录里，我们可以看出吐蕃、突厥和契丹的蠢动，但这种种边境上的外患终被平定。严重的旱灾曾发生数起。武后的一项创举则为殿试，应考的人被领带到御座之前，由她亲自策问。特务政治是她御宇期间的特征，不过受其威胁的乃是达官贵人而不是一般人民。她也以铜匦摆在公众场所令人告密。公元697年，她的特务头目来俊臣自身被处死刑，恐怖政策稍为疏纵。可是除了以上几项，我们很难举出在她专政期间，政策上和组织上的设施有哪些算是具有创造性的地方。武则天所谓革命带来一种女性之选择，她喜欢金色、碧色和白色，于是她朝中的旗帜眼色带着一种新鲜的情调。她也根据《周礼》将不少官衙重新命名，例如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她称之为天、地、春、夏、秋、冬各官；也用鸾台凤阁的号目作为中枢机构的名称。
可是仅只以上的各项举止，足以使一个主要的朝代几至倾覆吗？甚至使太后自己的家庭分裂？历史有何凭藉会让如此一个身份可疑的老妇人，在名义上与实质上，成为当日世界上最有名望而拥有最多人口的国家的统治者达21年之久？假使武则天真有传统的标准所指责的狼藉声名，她如何会为背景不同的人所共同称赞，有如8世纪末唐朝正规谨慎的首相陆贽，明朝离经叛道的思想家李贽和清朝以札记方式论史的赵翼，都异口同声地恭维她？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务必看清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在唐朝讲，均田制之能推行，一部分归功于它有化几个世纪的震荡而为宁静之功效。这计划付之实施，固然不能将丁田的分配尽如理想上的数目字，但却在乡村中产生了好几百万户小自耕农。只是如此这般的安排一经凝聚而固定化，则无法大规模调整。不仅提倡某一阶层或某一地域的经济利益无从下手，政府也缺乏督导私人从事这种工作的组织能力。更为难的是，政府面对的问题，很少能有明确的方案。游牧民族这一问题，无从一刀截断。水旱诸灾也只能等事到临头才能筹划对策。除开水利及开荒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的经营足以使治理者和被治者在行动之中互有裨益。而且承平既久，政府更无实质。
唐朝在取得地方官的任命权后，公文的数量增多。一般说来其内容愈来愈形式化。即在隋时已有所谓“老吏抱犊死”的说法。和西方现代的政府比较，则后者有具有组织的私人利益，与政府平行；这些利益足以向政府挑战，要求政府供给服务，它们也承担一部分行政费用（可是即在西方这些情事至少也须待到1000年后出现）。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
唐朝官员本身提出：朝廷治理全国的工具，无非刑法和人事权。到武后时，从已揭露的案件看来，舞弊与欺诈的情事必已相当普遍。例如河北的官军不能抵御契丹的入侵。事后各官员又以通敌罪惩罚民众，动辙处以死刑，这种种情形需要中枢具有机警性，且能作有力的干预，始能防范。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武则天之取得独裁者的地位，有很多原因之汇合。现在看来，当她替高宗李治下决策的时候，她就已经走到一个不能逆转的地位。在公元675年，以她作摄政之提议因群臣的反对而作罢。以后她所表现出来的残忍政策，只反映着她自己一度面临的险境。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机缘，在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在这关头李世民和武则天具有相同之处：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历史家如果认为他们牺牲家人去完成一种超级的伟业或者是言过其实，可是最低限度看来，唐朝真正创业人——李世民和以母后称帝的武则天都知道极权之真髓，既系最高之名位，则不能又有任何条件的限制与约束。
武后的革命不能与我们今日所谓的革命相比拟。因为技术能力的限制，武则天并未放弃中国传统国家的作为。可是她一手经营仍是一种实质改革，其成果见于以后之数代。她清算唐朝皇子王孙以及重要朝臣，使贵族之影响绝迹，要不然他们将已把持朝廷。她纵未改造行政机构，这机构之新生力量因她而涌出。她以新代旧，让一群年轻而有能力的官僚入仕，不少经她提拔的新人，日后成熟升迁，还要在下面几位君主的在位期间显露锋芒。迄至武则天御驾归西之日，她的帝国没有面临到任何真实的危机，这样看来，她的反叛可算作一番成功。
衰亡的开端
当安禄山率部自今日之北京附近攻向西安，唐朝已近于它注定的命途之中点，武后也已辞世50年。外表看来唐朝登记户口数已经自7世纪中期的约300余万户增加至8世纪中期的9，619，254户。虽说我们不能确定这些数字的实在意义，至少已能断言，当日唐朝财政的管理和统计的编算都已面临到江河日下的境界。贪污腐化并不是一切问题的重心。私人庄园的扩大和寺院田产的膨胀也不是改革仅有的障碍。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与人口相提并论。大凡经济的发育成长，充满着动力而又带地域性，超过当日国家可能统计过问的能力。在多种情形之下，李唐政府尚未尝过问，直到实情远逾于当初的间架性设计时，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新税也在原有租庸调的组合之外颁布。不同的官吏则到各处将一种不能继续的制度一再修缮整补，因之也愈无系统。一言以蔽之，中国历史内一种经常继续出现的奇事在唐朝中期出现。
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此中尴尬情形在唐朝更为彰著。当初创时，它的乡村人口以极简单的公式组织而成，因其单简，官僚机构得有充分之自由处理。等到日后繁复的情形出现，更正也愈困难，因此时官僚机构之经理早已成了定型。
传统历史家责难宫廷之生活侈糜。当安禄山南驱而进之日，西安与洛阳间各仓库物资充实。皇宫之浮华更为人指责。我们批阅当日资料，看到西安每逢节日，宫女拔河多至数千人。虽在公元8世纪，生活优越的女性，眼眶上着色有如今日所谓眼影。各种画幅及模型证实她们穿着印花的丝织品，作马球戏，演奏室内音乐。无可怀疑的，她们是都市生活的一部分。理想主义者不难指出，如此之花费早应用于国防。可是在我们听来这样的建议等于令纽约交响乐团和大都会歌剧封闭，以便使越南战事获胜。纵使这样的建议得以通过，亦无适当之交纳系统，足以遂行其人力物资之再分配。
公元755年，在位之国君为李隆基，武后之孙。当时他已近72岁，在位43年。他所宠爱的杨贵妃年38，已在皇帝跟前十余年，两人都好音乐也彼此容易感情激动。他们的故事有一段传奇而间常为激动所冲破。他们每年一度往华清地过冬，自此之后给了当处旅游之地增加了一种魅力的色彩。使此中情节更为复杂者，乃是玄宗李隆基又用贵妃之从兄杨国忠为相，他始终说安禄山有反叛的趋向，传统史家称安禄山之反叛正是被他激怒的。
安禄山之叛
安禄山系边防一位混血的将领。他生长于今日之热河，在唐时属于国防边境。他初在番人互市的场合之中任翻译，后来加入边防军的杂牌部队而以才能获得迅速的升迁。一位巡视的钦差将他的经历报告皇帝，公元743年他来到西安，为皇帝所召见。自此之后他有了将领的身份，一身而兼三个地方节度使，总揽境内文武诸事。过去的史书攻击当日政策之错误，均竭尽能事地指出如此令大权倒置之患昧。可是从历史上的证据仔细检讨，我们已可看出，当同边区之经营需要在当地各处不断的调整，已不能由中枢一种官僚组织监督。
公元8世纪草原地带出现无数好战的部落，简概说来，符合拉铁摩尔所谓草原地带的循环性乃是中国内地循环性的副产物。亦即唐朝由盛而衰，中国自统一趋向分裂，草原地带诸部落则反其道而行。可是从我们所考虑的史迹看来，则表现着当唐朝一心开展水上交通和稻米之文化的时候，北方边境的情形更对武装的游牧者有利。自武则天太后至玄宗李隆基，唐帝国对边境的政策大致上出于被动。偶尔中国之武力有突然的表现，战胜取功，恢复了业已失陷的上地，保障了商业路线之安全。吐蕃、突厥和契丹之猖獗，可以暂时平压下来。然则这段期间中国方面也有严重的失败。况且每次交锋之后，仍用和亲纳贡的方式结束。这几十年内未曾有过一次歼灭战的出击，又没有大规模全面攻势，也缺乏永久性的规划。只是我们也要承认，在这时代采取以上诸步骤并不适合于大局。
李隆基长期御宇的时间内，边防有了改组。表面上看来，全国防线有兵员近50万人，马8万匹。向前方供应的谷米和布匹也有了增进。但是从文件上互相矛盾的情形看来，前方实情与送达国都西安的报告已产生了很大的出入，因此以上数字是否确实至为可疑。当中更令人怀疑的则是：纵使上述人力物力全照所述分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