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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34年的分裂，由于一位北魏皇帝惧怕部下将领造反，可能逼他退让或者对他本身不利，于是避难西安，希望当地另一位将领保护他，殊不料反为此人所弑。北魏或拓跋魏本来可能亡在此日，只是东西两方的军人尚在装饰门面，分别扶植两个傀儡皇帝出头。东魏自此又残存了16年，西魏23年；彼此都无实质所获。最后东魏为高家所挟持，他们终取而代之，称为北齐（古代的齐国在东部）；西魏为宇文家所得，他们所建的短命朝代为北周（周发于西部）。高家为汉族与鲜卑的混血，他们希望驯伏少数民族里的王公大人而又不得罪中土的士绅。宇文家兼匈奴和鲜卑的血统，他们也反对元宏的过度汉化，希望得到少数民族中之领导力量的支撑。
实际上这种种举措已缺乏决定性的影响。当上端仍在酝酿之际，下层由拓跋民族造成的户口登记和税收政策已开始收效。于是全面征兵可付之实施。少数民族中的贵族原挟持着部落中的遗传力量，汉人世家乃集结多数的户口，也尽其力之所及，驾凌于地方。至此两方都失去了他们所能凭藉的力量，而无法左右全局。以上两种势力，应对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负大部分责任。当他们的声势日渐凌夷之际，再造大帝国以官僚组织开管制之门，已为时不远。
迈向统一的模式
在这情形之下，西半部及较东半部占优势。宇文家族入据西安一带，仅始自公元530年，这地区向来容易接受草原地带的影响，其族以混血称。宇文氏乃称恢复元宏所取消鲜卑之复姓，但这地区本就缺乏如此姓氏，北周皇室乃以之赐于汉人，作为他们尽忠的酬报，也算一种光荣。只因为这一地区缺乏权势的集结，给北周相当的行动自由。此政权尚在西魏时，即已开始形成一种官僚组织，由一个学者苏绰主持．他的蓝本即为《周礼》，也就是利用间架性的设计自由创造。这也就是说，西部较少既有之权益足为中国再度统一之累。
从拓跋国家的全部历史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事势的发展具有某种定型：在统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因其重点在均匀一致，组织上又要宽阔，于是鲜卑民族得以取得领导地位。只是一入洛阳，他们也建造高巍的楼台和富丽的花园。以我们今日的眼光看，我们用不着抄袭前人所言，认为骄奢淫佚必败人品德，只是从6世纪中国之再统一的立场上讲，元宏之汉化，使原有组织中的简单一致脱离掌握，而此时拓跋的领导集团仍应保持这种特色。
杨坚掌握时势结束分裂
6世纪中叶，无数的宫阙之变使上端来历纷坛的贵族整肃洁化。这和中国开始分裂的局面相较，可算是与以前的方针恰好相反。后汉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影响到宫廷的不稳。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的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府也采取流线型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
洞悉此中奥妙的人物乃是杨坚，他此时为隋国公，日后为隋朝创业之主。杨坚承袭父业，在北周朝中为有威权的武将，他的女儿已和宇文家里的继承人成婚。公元577年，他随着北周宇文家里的皇帝攻取北齐。一年之后皇帝驾崩，杨坚之婿以太子嗣位，此人也只活了两年。无人能够确定的说出此三年之内西安宫廷内的实况。是否杨坚因自卫而行动？或者是他的阴谋，志在将宇文家室斩断杀绝？事实上，他于公元581年宣布隋朝成立之前，北周宇文家59个王子皇孙均遭惨死。
杨坚道地十足的有马基雅弗利的作风。他能因看到百姓的食物内杂糠渣而流泪：他的百官穿布制的袍服。他命令亲信以贿赂引诱自己手下的官僚，其中计者必死，如是在行动上有如今日美国所谓的“敲诈行动”（stingoperations）。过去的历史家曾对此隋朝创业之主既褒且贬。他的残酷而兼带着道德的名分，在我们看来已不足为奇。此间我们将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国的再统一，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其道路是多么的遥远。
只有明白如此的背景我们才可看穿：一待基础具备，以军事行动达到统一的目的，并不十分难为。一种文官组织熟练于乡村的情况，可能在组织以农民为骨干的大部队时，尽其征集兵员筹备粮饷之能事。具备了如此的条件，再加以数目上的优势，胜利已在掌握中。公元577年年，北周动员15万人，逼诱齐军出战，双方交锋于今日山西临汾附近。虽说其间也穿插着部署与攻城情事，但其具决定性的战斗不过半日。当日近黄昏，东方的帝国已成往迹。杨坚之攻陈（此即南方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最后一个）费时两个半月，时在588及589两年交会之间，据说用兵51。8万人。陈国始终只在建康（今日之南京）国都附近作象征式的抵抗，如此这般就结束了中国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恐怕连当日参战的人士，也不能看清幕后的各种玄机。
第十章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唐初以均田、租庸调等制，奠下立国根基，又以无比的自信包容异族文化，融铸出多彩多姿的大唐风采。然而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在中央与地方权力消长的情势下，迸发了中唐安禄山的反叛，此一叛举又加速此一情势的恶化，最后黄巢得以聚众流窜于帝国内部十余年，终至掏空唐朝的威权体制。
7世纪的初唐，是中国专制时代历史上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页。当帝国对外威信蒸蒸日上之际，其内部组织，按照当时的标准看来，也近于至善，是以其自信心也日积月深。
这也是一段创造系统的时期。拓跋魏所开始的均田制重新颁布，原则上耕地继续归于国有。按照唐律令，凡成年男子给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年老时退还政府；20亩为世业，可由家人承继，每3年编造一次户籍。随着均田制也有整齐划一的税收制度，纳税义务包含租、庸、调三项，租为每丁粟2石，调为绫绢2丈，庸则岁役2旬。以100亩的田土为基数，以上赋役的比重算是很轻的，所以在最初100年内，人户的登记不断增长，国家仓廪库藏也愈为充实，上下之间呈现一片和谐融洽的景象。
初唐的繁荣壮盛
府兵制即紧接着户口登记而设，其原则是选农为兵，服役的时间内地与边防不同，根据一种复杂却又有规律的办法调整。既然每一中等之折冲府能出兵1000人，那么634府在短时间内征集兵员50万应当不成问题了。
匈奴与柔然（蠕蠕）寇边的情形已成往事，刻下强有力的游牧民族为突厥，其名号据说在北魏时期已出现，至隋而见于史传，以后还要与西文之Turks等量齐观，成为整个语系内诸民族的通称。但在公元630年，唐将李靖大败突厥以后，突厥就推戴唐朝皇帝（本身也有突厥血统）为“天可汗”。回纥为另一种突厥语系的民族，则不战而降。吐蕃为藏民族，其王因文成公主下嫁而和亲。只有高丽不服唐帝国的节制而长期抗命，至公元668年，平壤始为唐军占领。
唐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此时尚谈不上内阁制，只是其设官分职已有相当的组织与秩序。隋唐以来——本书以之与宋联系称之为第二帝国——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汉朝的征辟，至此不用。隋朝已开始公开的文官考试制度，唐接着予以斟酌地采行，只是三年一度的会试至宋始成为定规。这种公开的考试足以打破过去的世族垄断。因着准备考试的读物标准化，雕版印刷出现于公元600年前后，即可能受此影响。只是如此一来，中国人民今后受官僚管制的程度也愈深。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中世纪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当日中国全人口可能为5000万。
初唐的扩展也及于中国的内部（照现有疆域称）。开发南方已因魏晋南北朝而推进，以后这事业更要吸收第二帝国之一部活力。隋朝在历史上以不顾民命开创大运河著称。每当一种工程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妇女与幼童。有时数百英里长之运河以数百万的员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弃。而另筑城于新运河之滨，沟通长江与黄河的运河终延伸而及于华北平原。这种不体恤民间痛苦的工程，加诸征伐高丽的失败，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兴的遽速。隋朝的第二个皇帝杨广才能盖世，做事却不加思索。他所经营的水道交通网稗益于其后之朝代，既深且远。虽说初唐时由南方供应之收入尚不及全国大部，但因移民也减少了当日人口过剩地区的压力。开发南方更含着一种进步与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广州与泉州，在唐朝就已成为国际通商的港口。中国人之开拓台湾则始于7世纪。
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东西6英里而南北五英里，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长安城，其面积为今日西安市的8倍，其南北驰道宽500尺。当日本于8世纪经营奈良及京都时，他们不仅仿效于长安设计而以较小的规模构成；他们也认为朱雀门及朱雀大道的名称（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颂，也照样的采用。
唐朝带着世界主义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正言顺地称为天可汗。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具体的贡献，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一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围棋——从今之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高丽与越南也有同样的趋向，但不像日本这么热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第二个唐朝皇帝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NestorianChristianity）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这一段充满着光辉和满足的时期如何下场？最简捷地说，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继续。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增加到不能管驭的程度。及至8世纪中叶，即以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便多至一万余，宫女可能加倍。文官集团不仅人数增加而且薪俸膨胀，皇帝与群臣的品质则降低。以上述的各个情况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进行。公元751年，中国的军队在中亚被阿拉伯联军击败，即使西南的少数民族部队也逼着唐军仓皇后撤，吐蕃也叛变。9世纪更有边防将领坐大而成为军阀的趋势；内地则有农民暴动。唐代宦官此时还无声无闻，今后则在宫廷之内专权，甚至废立君主。同时佛教寺院的集中财富，也使国家难安。公元840年代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600所寺院，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这种开倒车的情形，范围广而程度深。有些历史家认为唐代可以分作前后两段观察。看来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近于全朝代时间上的中点，可以视作由盛而衰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前面一段有了137年的伟大与繁荣，而接着则有151年的破坏和混乱。
当然，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的事变即无法立足。8世纪的中期，一连串的事迹好像摧折了朝代的连续性，可见得幕后还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在此，从宏观的眼光，我们权且把755年安禄山的叛变搁置不提，回头再从公元618年的唐朝创立说起，以保持历史眼光的纵深。
李世民创建的典章制度
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隋朝末年群盗蜂起，世民怂恿父亲李渊（时为唐国公）乘机称帝，当时他才16岁。迄至24岁时，他在巩固朝廷削平群雄的关头最著战功。他有恻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瘁。他常直接指挥战斗，有时以数骑在前锋之外与敌方将领谈判。在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虽说唐朝制度大致循服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于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他在位共23年，本章一开始就提到，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除了名义之外，李世民实为朝代的创始人。
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尚书省总揽六部，执行经常业务；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于制度的更革；门下省则可以视作一种复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唐朝帝国政府所公布的各种规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项目区分，大概律指刑法，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因为当时的思想及习惯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来的大要）。这种纺织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秩序安排。当日本人将此体系施行于他们国内时，即称之为“律令政治”。
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checks
and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史籍里曾记载李世民有一次与臣下商议之后怒气冲冲的自营自语：“有朝一日我要杀掉这老农夫！”他的皇后问他何所指，原来心直口快的魏征，因为皇上的宽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揭举御前的错误。这次皇后机灵应变，趁换着朝服时，庆贺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臣，实为社稷之福。可是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体的合理化，其立场至为窄狭。它代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
然则，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前一章我们曾谈到，汉朝以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