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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个神秘女人住手呢？我极度苦恼地揪拽着自己的头发，想着对策。有那么片刻工夫，我脑海里面闪过一丝莫名的快意：老婆虽然不能为我生育了，我居然还是当上了父亲！一丝诡异的笑容浮现在脸上。但这样的快意很快就被排山倒海的恐慌所覆盖了。倘若这个女人不肯就此罢手，倘若此事被妻子觉察出来，倘若我真有这么一个儿子……我这样假设着，并在假设中聆听到各种混乱的脚步声纷至沓来，越来越近了，此外，还夹杂着一张张陌生又似曾相识的面孔，这些面孔像放幻灯似地在我眼前一一闪过，却始终无法定格。
星期天上午，我去了趟邮局，目的是查找寄信人的某些线索，希望他们尽可能地为我提供一些，哪怕是蛛丝马迹。我将六只空信封伸进橱窗，递给那个正在发呆的年轻人，说明了我的来意。年轻人看了我一眼，默默接过信封，在桌面上摆成一排，对比着每个邮戳内面的时间与地址。只见他时而蹙眉沉思，时而念念有词，总之，一副极其认真且富有经验的表情。我站在柜台外面，我的面部表情随他的表情变化而变化，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激动。年轻人约莫比较、甄别了七、八分钟，然后默默地将信封整理好递还给我，有些难为情地嗫嚅道，“对不起，实在查不出其他线索。除了这些日期和寄信的地址，哦，可以肯定，六封信分别是从六座不同的城市寄发出来的，每次寄信的间隔周期为五天，也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人每星期给你寄这么一封信，啊，嗯……”
未等他絮叨完诸如此类的废话，我就收好信封快步走出了邮局大门。
尽管我拼命躲避着第七封的出现，只要一天没有看见它就安慰自己：它再也不会来了。为此，在接下来的那个周一我还故意对自己装病不去公司上班，但是，当我周二打开办公室房门的时候，一封同样的信还是夹在一叠报纸中抖落在了眼前！
我绝望地按铃，让小柳赶快进来。看见我慌张的神色，小柳问什么事，我把那个尚未拆开的信封推到她面前，问道，“这封信是什么时候送到的？”小柳回答说昨天。她拿起信正反两面瞅着，嘀咕道，“我怎么觉得这是一封旧信呢？好像上周也帮您收过的。”我不耐烦地摆摆手，对她说道，“没你的事了，出去吧。”
小柳出去后，我用裁纸刀划开信封，从中抖出一张折叠的复写纸，只展开题头看了眼称谓，就拢进了抽屉。
我在一摞白纸上面写写画画，这些字迹好像都有重量似的，随着字迹的增加，白纸慢慢变得沉重起来。我按照信中内容的提示，罗列出这样一些关键词：多年未见、母子、事实、痛苦、非议、抚养至今、有朝一日、因爱而痛、曾经拥有过的女人……然后，我又删去那几个模糊的词语，只留下：多年未见、母子、因爱而痛、曾经拥有过的女人。
符合“多年未见”这个条件的女人太多了，符合“因爱而恨”这个条件的也不少，唯独符合“为我生养了一个儿子”这个条件的肯定只有一个女人，可她是谁呢？
我搜肠刮肚地回忆着最近十年来与我发生过情感瓜葛的女人，当然都是那些与我有过肉体关系的女人，然后，在白纸上面写下了这样几个女人的姓名：王晓萌、朱鹃、马莉莉、覃虹、吴敏其实，远远不止这个五个。只不过比较而言，她们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有的甚至至今还刻骨铭心。作为个体，她们看似孤立，但每个人身边或身后还有一群近似于她们的女性存在，那些人的名字有的已经被我无情地遗忘了。遗忘意味着不存在，至少我现在就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我和这五个女人的关系构成了近十年来我人生复杂经历的总和，是的，是总和，我起初还以为是一部分，但现在我敢肯定是全部。她们如同一块块形状、颜色各异的砖头，共同构建了我那座充满欲望的大厦。
我面对这张纸，想了想，又用笔划去了“王晓萌”和“吴敏”二人。因为王晓萌不久前才给我来过电话，如果她有了我的孩子，就不必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了；而吴敏呢，我们一直有联系，至今还没有完全断绝关系，她就更没有必要这样做了。我的目光最后锁定在剩下的三个人身上。分手以后，我和她们完全失去了联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分手的前夜我们过得十分放纵。我确信，这个神秘的女人应该就是她们三个人中的某一位，至少，通过她们我可以无限接近那个“她”——那个我曾经爱过、现在恨着我的神秘女人。
我有些激动起来，拉开抽屉，将七封信件装进包里，整理了一下桌面上的文件夹，按铃叫小柳进来一下，破天荒地微笑着向小柳交代了一些近期要处理的公司事务。
回到家里，“花生”跳起来，前肢趴在我膝盖上，不停地摇尾谄媚。想到马上就要出门，也许很久见不到她了，不禁心生爱怜，蹲下来挠了挠她柔软暖和的肚皮。我进卧室收拾了几件也许在路上要穿的衣服，以及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轻便的旅行箱包很快就塞得鼓囊囊的了。我拎着包走到门口，回头扫了一眼这个家的全貌，目光在墙壁上的那张合影镜框里停顿了一会儿，我看见照片里的我在笑，但笑容不够自然，杨芬也在笑，笑容却很清澈……我叹了口气，砰地带上了房门。
在前往樊城的路上，一团阴云始终罩在我的头顶。我在临上高速公路前百米处的那个便民餐馆简单地吃了份盒饭，外加一根炸肠和一枚卤鸡蛋，然后过去给油箱加满油，继续朝前方进发。没想到，走到半路上肚子剧烈地疼痛起来。起初，我猜测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食物所致，后来发现疼痛的部位从下腹一直蔓延到了胃部，整个腹部都难受起来了。
我在岔路岭加油站停下车，捂着痉挛的胃部去向那里的工作人员求助，一个穿蓝色工作服扎马尾辫的年轻女孩把我引进屋子里，她友善地倒了杯热水给我喝了，问我哪里不舒服，我回答说估计是肠胃出了问题。她拉开抽屉，里面有许多小瓶子，她从中找出一个满是油污的白色塑料瓶，用一张纸巾随便蹭擦了几下，递给我，“这里面还有一些胃霉素，也许对你有用吧，”说着，她又给我倒了一瓶白开水。我像是抓到救命稻草似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倒出一把药片塞进嘴里，囫囵吞咽了下去。女孩见我这样，她忧心忡忡地望着我灰白的脸色，问我准备开车去哪儿，我说樊城。她抬头朝外面看了看，天色已经阴沉了下来，“说不定会下雨的，你看，那里有一团阴云呢。”我问这里距离樊城还有多远，她回答道，二百三十公里左右。她看了看我的车，说道，你大约还得开三小时，撑得住么？我用手掌揉了揉胃部，感觉似乎好了些，就笑道，我得赶路了，谢谢你的药，要不，等我回来再还你一整瓶吧。女孩说哪能呐，不要你还的，如果对你的病管用，那我太荣幸了。我再次道谢，目光不经意地落在桌面上的一张国内交通图上，我走过去瞅了几眼，问道，能不能把这张图买给我？女孩笑道，你拿去就是了，这图不值钱的，站里还有好几张呢。本来我想掏十块钱给人家，但又担心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庸俗化了，就拿了地图，边折叠边说道，我一定还回来的。
雨果然在我离开加油站不久就下了起来。这场雨下得有些稀疏，雨点却显得格外大和响，一滴一滴砸落在挡风玻璃上，然后在灰尘中炸开。刮雨器费劲地来回摇晃着，使玻璃表面蒙上了一层胶状泥浆。此刻，我的心情倒是平静下来了，甚至产生了一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祥和感。吃下去的药还真管用，肠胃居然不再像先前那样痛了，只是小腹还有些胀气，并伴随着某种难以确定具体位置的隐痛。这条路上车辆不多，我加快了车速，看看时针，猜想若无意外，八点钟之前赶到樊城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这是我第二次来樊城。第一次还是在十年前，那时我才二十六岁，正是一生中最荒唐的季节，周围繁花似锦，前途歧路丛生。根据省教委“关于青年教师下基层锻炼”的指示，我们一行四人被学院派往樊城渡口中学支教，除我以外，其他三位均为女生，我理所当然被指定为这个“支教”小组的组长。我在大学学的是古筝古琴专业，小车是二胡专业，小马是钢琴专业，小潘是从另外一所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学院的，在文化基础部担任马列教员。渡口中学在樊城只能算是一座普通中学，但它的音乐和美术特长班却办得不错，在当地很有影响，每年春天他们把特长班的学生带往省城参加联考，每年都会有一些孩子考上北京、上海、武汉和西安等地的音乐、美术学院。等我们去了后才发现，学校的硬件设施远远跟不上生源快速扩展的要求，比方说，全校只有五台破旧的缺乏维修和保养的珠江牌钢琴，其中三台的琴键都有不同程度的坏损，也没有一间正规的琴房，没有一面墙壁是隔音的，学生练琴必须持证排队，而且还只能在课外活动与晚自习期间练习，以免影响其他人。
学校安排我们四人住在一套由教室改造成的宿舍里，从大门进去，过道改造成了厨房，两间寝室，我独占一间小的，她们三人住另外一件稍大的。说实话，我们对这样的住宿条件已经很满意了，因为我们学院的青年教师大多还在住集体宿舍呢。女孩子们爱整洁，在她们的收拾下，没几天，这个“家”就被整理得很有些温馨的意思了。我很喜欢，很快就有了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
在我来之前，渡口中学没有一个古筝学生，倒是有几个学二胡、竹笛的，绝大多数都在学钢琴或小提琴，在普通人眼里，那才算是比较正宗的乐器。那几年，民乐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我比谁都清楚，古筝是没有多大前途的，譬如我，若非小时候被父母引导着误入歧途，我才懒得学这种劳什子的乐器呢。我一直觉得那个状如棺木的琴盒本身就像是一种不详之兆，而且怎么看怎么像。可是，眼下我还得争取必需的课程量，不然，为期一年的“支教”结束了，我拿什么去参加上级主管部门的评审考核呢？我先开了段时间的视唱练耳和乐理课程，趁校领导表扬我工作认真的机会提出了我的想法，我建议他们面向社会招收一些古筝学员，理由是这乐器学起来容易，很快就能初见成效，利用节假日上课，既能发挥我的专长，同时也可以为学校创点收。校长一听见“创收”二字便来了劲，拍着我的肩膀说道，没有想到小张老师还能替我们学校着想，真难得，你的建议很好啊，我下去和其他同志商量后再通知你吧。
两周后，古筝班就开办了起来。学员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在校学生，又有社会上的待业青年或各类音乐爱好者。首期古筝班招收了十八名学员。朱鹃就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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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鹃第一次出现在教室里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她属于那种天赋不够却极有恒心和意志的女孩，五官端正，皮肤白皙，留着齐耳短发。弹琴的时候脖子梗得老长老长的，每当拨动琴弦时，身体随指法侧转，摇摆，仿佛风中杨柳，煞是好看。我从基本指法入手，慢慢教学员们演奏一些曲目，从《汉宫秋月》到《蕉窗夜雨》等，很快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四个月后，我从班上挑选出八名学员参加了樊城的一次文艺公演，她们合奏的《庆丰年》博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演出结束后的一天下午，朱鹃来寝室找我，怀里抱着一大捧鲜花，说是献给我的。我记得那天是个周末，与我同宿舍的三个女孩都回学院去了（她们每个周末都要回省城，而我得利用周末上课），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接受了她的鲜花，和她东扯西拉地闲聊，到了晚饭时间，朱鹃出去了一下，回来时像变戏法似地从拎在手里的塑料袋里掏出一坨卤牛肉、两条剖好洗净的鲫鱼和一颗大白菜，我这才想起她进门时放在门边的那只黑色塑料袋，原来她是有备而来的。不用出去了，我很会做菜的，她笑道，保管你吃了说好。
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朱鹃切白菜时，左手无名指头被菜刀划破了，不过，只是道很浅的口子，渗出了少量的血迹。我帮她作了清洗，又将她颀长的手指含在嘴里吮吸。那时候，她没有血腥气，我觉得非常甜蜜。
有天傍晚，我回寝室拿备课本准备去朱鹃那里，打开房门，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正蹲在过道上择菜，嘴里还在哼唱着一支曲子。没等我问她是谁，她先大方地自我介绍道，“我是小潘的同学，杨芬，来樊城看望她的，你是张望吧？”我点头道，“是的，我是张望，你从哪里来？”她说武汉啊，我是××中学的老师，我们学校组织秋游，我觉得没意思，就跑到你们这里来了。欢迎啊，不过樊城好玩的地方可不多，我笑道，怎么你们学校现在才秋游啊，都快冬天了呢。杨芬没有回答，她问我晚上在哪儿吃饭，我说出去吃。
我收好东西正要出门，小潘她们几个下课回来了，手牵手地拦在过道上，死活不准我走，要我留下来吃晚饭，我担心朱鹃在家里等我，就说我等会再回来，先下去打个电话。小马惹笑道，张望完蛋了，才几天啊，就这样重色轻友了，唉。小潘也说，张望现在就这样怕老婆，今后怎么办哦。我在她们的嘻笑声中朝门口走去，听见杨芬在身后说道，“你们搞错了吧，怕老婆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呢。”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我到街边小卖店往朱鹃宿舍和她办公室分别打了两次电话，那头都没有人接。朱鹃去哪儿了呢？我一路嘀咕着回到寝室，看见杨芬仍然在独自忙碌着，其他丫头都在房间打牌，餐桌摆在我的寝室，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几样菜，我食欲大开，赞叹道，“好丰盛啊，色香味俱全了。”“还是差个汤，我本来想做西红柿蛋汤的，后来还是炒了，”杨芬看着我，好像怕我不喜欢吃，“你尝尝味道咋样？”我故意安慰她说，幸亏你没做成那个汤，我更爱吃西红柿炒鸡蛋，特别是汁，美味得很。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她们几个一直在灌我，轮番上场。当我迈着醉步走出房间时，杨芬跟我走到走廊，满脸歉意地说道，“张老师真对不起啊，我来了，害得你这么晚了还要找地方住，不好意思。”我无所谓地挥了挥手，嘟囔道，“我走了，那张床，你随便住！”
我踉跄着回到朱鹃那里，一进门，朱鹃就冲我吼道，“你还没死啊，我以为你在回家的路上出车祸了呢！”
我说我打过电话了，你不在。说完，连澡也懒得洗，就仰面躺在床上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