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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告诉人们，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顽症，必须下猛药，猛下药。毛泽东这样做，一则是要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引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轨道，同时也是为培养接班人煞费苦心。毛泽东既然选定了刘少奇、邓小平作接班人，就要手把手地教，给他们读书、讲道理，教他们工作方法、领导艺术……。毛泽东对属下的关爱、淳厚、善良、公正、无私，将如日月江河永远留给历史，而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毛泽东的诽谤、中伤，说毛泽东“独裁”，是“暴君”……可以欺骗一些天真无邪的青年、蒙哄头脑昏庸的无知者，但在历史事实面前，必然是烟消云散，留下来的则是别有用心者自己的丑恶灵魂，而遗臭万年！
七、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
（1959年4月29日）
1959年4月2日一5日，中国共产党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81人，后补中央委员80人。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会议除讨论其他问题外，重点检查了农村人民公社的整顿问题，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十八个问题》的文件。文件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制中，基本上是生产队所有制；三级核算时，一般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的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权限。规定要清理账目，“结清旧账”，进行退赔。重申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文件还规定供给制必须坚持下去。
毛泽东在会上就工作方法问题讲了话，他号召学习海瑞精神，提倡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讲话，在党内要造成有话就讲，有缺点就改进的空气，要言者无罪，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
从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到1959年4月的八届七中全会，经过13个月的努力，人民公社运动终于纳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发布了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全文如下：
省级、地级、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己，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年青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植，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年人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作命令下达，只供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闲时半干半稀，杂以蕃薯、青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播种面积要多少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进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这三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收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实验，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高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的。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一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有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
同目前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经过毛泽东的艰苦努力，迄毛泽东致六级干部的公开信的发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基本上走向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受到了遏制。人民公社运动中所发生的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否认按劳分配、取消商品交换，大搞平均主义、大刮“共产风”和穷过渡的错误，在开始改正。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党、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开始冷静下来。全党工作逐步走向正常化。
应该看到，中国共产的不少高层领导马列主义水平是比较低的。刘少奇不就是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去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吗？！搞社会主义革命不懂马列主义，岂能不把事情搞乱。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两本书：《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8年一年间，毛泽东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他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操透了心。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65岁高龄的毛泽东向与会者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感人至深，许多与会者至今念念不忘。毛泽东的不懈努力，稳住了当时全国出现的混乱局面。而更深远的意义则是全党马列主义水平的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步骤！是一次在全党范围普及马列主义的伟大群众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初始，刘少奇是拿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徐水县去搞共产主义试典的。那时，许多人、许多高级干部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不高，而一时不能分辨是非，人民公社运动就是这样被搞乱的，经过这次群众性的马列主义普及运动，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广大人民清醒多了！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的头脑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决对不应盲从，决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总之，人民的盲从性减少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增大了，上当受骗的机会随之而减少了。直到今天，这种作风还再发挥着作用。许多不愿盲从的人，都在努力地探求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
八、庐山会议
庐山会议的传统看法必须打破
对庐山会议一般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所犯错错误提出批评，毛泽东容不得彭德怀，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还有一些人大肆渲染毛泽东独裁，打击彭德怀，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这些看法有失史实，有失公正。
评述庐山会议必须弄清两个前提：
其一，彭德怀的“意见书”所涉及的内容及其矛头所指。其二，评判是非的标准是什么？离开这两个前提去评述庐山会议必然失去客观标准，而发生主观随意性，这就难免陷于偏见！事实上这种偏见竟成了一种习惯势力。
本书前七章以极其广泛的、大量的、确凿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犯“左”倾错误的是刘少奇等人。既然如此，毛泽东对彭德怀进行打击报复从何谈起？而另一些人就此对毛泽东的恶意中伤亦就不攻自破了！此其一，其二，对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运动，持肯定态度，还是持否定态度？对广大干部在运动中发生的错误是爱护、帮助，还是排斥、打击？毛泽东是主张前者而否定后者的。试问，大跃进运动能否定吗？大跃进的辉煌成就（详见本书概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至今仍发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大跃进运动中我们伟大民族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献身精神，难道不应该颂扬，而必须否定吗？！人民公社运动能否定吗？否定了集体化道路中国农民应该走什么道路呢？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自力更生，还是依靠洋人？抹杀了上述两方面的界限，还有什么是非可言呢？总之，查明事实真相；—坚持马列主义；肯定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是评述庐山会议的根本主场。
庐山会议
1959年7月2日—31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会议目的是分析形势，以便从“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对今后工作做出科学安排。
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大家讨论（附件一）：1、读书；2、形势；3、今年的任务；4、明年的任务；5、四年的任务；6、宣传问题；7、综合平衡问题；8、群众路线问题；9、建立和加强工业企业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提高工业产品质量问题；10、体制问题；11、协作关系问题：12、公共食堂问题；13、学会过日子问题；14、三定政策；15、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16、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17、农村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问题；18、团结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概括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破坏了平衡。在整个经济中，综合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提出要以农业为基础，要按农、轻、重的次序按排经济计划。毛泽东讲话后，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讨论，同大家一道，对1958年以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和改进的建议。
7月10日，毛泽东布置讨论修改《关于形势与任务——1959年7月2日到X日庐山会议议定纪录（修正草案）》。
7月13日晚，彭德怀起草给毛泽东的信（即“意见书”），陈述自己对1958年以来党的工作的看法。14日，将信呈送毛泽东（附件二）。
7月16日，毛泽东批示，将彭德怀的信印发到会同志讨论。讨论中一些人赞同信中观点，—些人表示反对。黄克诚、周小舟同意彭德怀的信的总的精神，张闻天作长篇发言明确支持彭德怀的意见。
7月23日会议上，毛泽东讲了话，对彭德怀的一些意见表示赞同，并作了自我批评（附件三）。
7月31日，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8月1日，准备下山的毛泽东被迫改变主张。
8月2日，举行八届八中全会。中央委员75人，候补中央委员74人出席会议。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其他工作同志14人列席了会议。
8月16日，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还通过了《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但后来一直未向下传达。
毛泽东何故改变主张？据毛泽东贴身士卫李银桥回忆：“……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政治局讨论决定：只免去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军委副主席职务，仍保留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生活待遇不变。”（权延赤：《走下神坛的毛泽东》）
会议于8月16日宣告结束。
庐山会议的毛泽东
彭德怀的“意见书”，给毛泽东出了一个大难题。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刘少奇一些人的“左”倾错误，毛泽东花去了8个月（1958．8月—1959．4月）的时间，适才纠正过来，在这8个月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深入农村、工厂，做了深入调查，召开过诸多中央会议。作为65岁高龄的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领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场面多么感人！可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彭德怀的“意见书”，对毛泽东来说，本来是抽身事外的，而彭德怀也不是对着毛泽东的，错误是刘少奇一些人犯下的，彭德怀心明如镜。这种情形，毛泽东完全可以仲裁。但是毛泽东不得不考虑三个问题：其一，“意见书”中所说的问题，是已经改正过了的事，再翻腾这些“陈芝麻、烂谷子”已无意义；而作为历史教训来汲取，以便改进工作，这正是会议的宗旨，会议正是以这样的宗旨进行的。其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刚刚（1959年4月）接替了国家主席，在这样的时候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抖擞出来，不仅党的接班人的问题要做重新考虑，而且党中央领导机关也须重新设置，彭德怀的“意见书”，对全党来说，真的是牵一发动全局了。其三，尽管“意见书”中所反映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的错误，但毛泽东一向主张爱护群众的革命热情，出现错误，不要泼冷水，而要循循善诱。故而毛泽东宁愿自己承提责任，而不去责怪下属。
毛泽东息事宁人的态度，遇到了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