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月，东南地区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安徽遭受台风袭击11次，其中12级以上占9次，是建国五十年里最多的（《灾情报告》第82页）。淹没 180万公顷农田，造成损坏渔船、倒塌房屋、冲毁海堤、死亡人数的损失都超过往年。“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五十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高于任何一个时期。
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确实是建国五十年来范围最大、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最大自然灾害，确实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一个直接因素。正如周恩来1960年10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55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全国受灾最严重的有10个省：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8页）在五十年代末期十分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有限，综合国力较弱，遇到持续三年的如此特大严重自然灾害，出现经济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三年自然灾害”在建国50年以来自然灾害史上是最严重的时期。这三年受灾面积大大高于建国50余年来任何一个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最大损失，莫过于使粮食大幅度减产，造成农村严重缺粮。全国粮食因灾减产情况，据统计，“由于一些地区连续三年受灾，全国共减产粮食611。5亿公斤”，“其中1959年受灾最严重，约损失粮食378亿公斤，其中以旱灾为主造成的损失约为260亿公斤”（《灾情报告》第67、第6页）。1961年5月17日李先念给毛泽东的信中说：“目前国家粮食库存实在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余粮区、缺粮区都很紧，几个著名的高产区，余粮实在调苦了，农民生活水平大为降低。”（《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59页）
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承认1959、1960、1961年出现的经济困难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有关。《中国经济日报》1998年2月27日报导：《三年大饥荒源于大食堂》。龚启圣在《近年来之1958——61年中国大饥荒起因研究的综述》一文中将近来西方学者（包括旅美中国学者）的结论归纳为三种：l、“过量的粮食征购”；2、公社化、退出权和生产滑坡：3、公共食堂和非理性消费。对所有这些，笔者用一句话来回答——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
关于“苏修”撕毁合同，撤退专家和逼还债务问题
1959年6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给西方以借口”。这里人们看到，赫鲁晓夫以牺牲中国向帝国主义妥协。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苏共修正主义集团把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共计600个合同。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并终止派遣专家900人。虽然中国政府多次挽留，苏联一方却始终坚持。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以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1960年7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政府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政府曾给予中国政府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夸中国共产党。当周恩来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周恩来传》第1547—第1548页）。
赫鲁晓夫逼债，对中国的经济困难，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人民是有骨气的，宁可勒紧腰袋，忍饥受寒，也要还清债务。当时中国工业处在起步阶段，出口主要产品是农副产品，在本来就处于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国粮食征购量、出口量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额，征购674亿公斤，出口41。6亿公斤。1960年征购5I0。5亿公斤，出口26。5亿公斤，出口量与丰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粮食开始调入和进口。（《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393、第422页）。
赫鲁晓夫的压迫，使中国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陷于严重危机。资金短缺，靠从农业中挖潜力获取支援。广大科技人员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靠党的领导，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苏修集团的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发图强。
关于“左”倾错误的贻害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虽然在毛泽东努力下迅速得到克服，但10个月（1958。6—1959。4）的错误，毕竟贻害于历史，主要是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使国家对粮食产量的估算和统计失实、失真，因而发生了征过头粮的错误。
1958年粮食获得丰收，但在浮夸风中却估计严重过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估计并正式公布1958年粮食产量将达到3000—3500亿公斤，比1957年增产60—90％。1958年底，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区汇报，把预计“产量又夸大为4250亿公斤（1958年12月 7日中央批转谭震林、廖鲁吉报告《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
按照这个产量计算，全国平均每人粮食占有量为650公斤，早已超过需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5—第1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公报虽然指出“过去发表的1958年的农业产量的统计偏高”，认为经过核实后的粮食的实际收获量为2500亿公斤，但仍然严重高估。实际上，经过后来核实的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低于公布数字，只有2000亿公斤。根据严重失实估计，当时得出了粮食已经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算账说：一个人“放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大约500斤上下。而仅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国人民放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这种错误判断，埋下了征过头粮，使农民挨饿，甚至个别地方发生饿死人的祸根。
其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共产风”，把农民的生活资料和少量的个体生产资料，一律归公，农民的个体储备一扫而空。同时穷队、富队拉平，出现了一部分人剥夺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义导致了大家都穷。另外，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粮食大量浪费和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农村先后办起了 39。9万个公共食堂，参加吃饭的人口有4亿，占人民公社总人口的72。6％，其中主要产粮区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区达90％以上。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口号是“放开肚皮吃饭”。有的食堂三个月吃掉一年的口粮。常年农民一家一灶个体吃饭，瓜菜代、低标准，老、少、年平均200斤粮。吃公共食堂不到3个月便把一年的口粮吃掉了。以河北省为例：省委在1958年9月发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饭”；两个月后又不得不要求薯粮搭配；再两个月即1959年1月，全省农村己经普遍出现饥饿：到5月己有55个村255个食堂停炊。“共产风”把农民掏空了，吃光了！农民抵御灾害的能力降为零。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虽然在1959年4月就基本被克服了，但是“左”倾路线却贻害于历史。
在我们把导致三年经济困难的三个方面的史实大致弄清之后，再回到本章开头的话题上来。那些“七分人祸”论者们之中的心怀鬼胎的人们，其用心可用汉语中一句话“醉翁之意不在酒”来说明。这些人把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和浮夸风、共产风混同起来；大跃进就是搞浮夸，搞浮夸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搞共产，“共产风”就是人民公社。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人祸”。就是这样的“人祸”导致了三年经济困难。他们大肆渲染三年经济困难，甚至莫须有地说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本书有专题论及此事，这里从略）？！他们之所以这样搅和，旨在曲解社会主义，丑化毛泽东，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反毛必反共，反共必反社会主义”。一切反对毛泽东的人，必然反共、反社会主义。他们不过是一帮资本主义狂！
马列主义从不讳疾忌医，从不否认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中，确实犯有“左”倾错误，这些错误确实损伤了人民的利益，在毛泽东领导下，这些错误虽然很快地被克服了，但毕究成为贻害，毕究构成了三年经济困难的因素之一。“七分人祸”论，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泼给共产党、毛泽东的污水，而不是真理。共产党人清醒地知道。当三年自然灾害袭来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义集团“乘人之危”，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迫，企图迫使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列主义、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而跟上他的指挥捧转。掩盖或否认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否认反修、防修的国际背境，来谈三年经济困难，将会堕落成为赫鲁晓夫的应声虫！中国共产党人是有骨气的：顶住了苏修的压迫，扛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想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同自然灾害的那场斗争，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
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因而中国人民也是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的。在同严重的经济困难作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没有怨气，从不泄气，有的是咬紧牙关，勒紧腰带，忍饥耐寒，熬过那一段艰难历程。毛泽东带头节衣缩食，低标准，瓜菜代，每月26斤粮，三年没有吃过一口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大家都记得毛泽东的一句话：“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这句话对全国人民鼓舞很大，大家都说，毛泽东还吃红薯，我们吃点瓜菜算得了什么。那个时候毛泽东带头，中共中央整个领导层都实行了毛泽东的供给标准。有这样的领袖，带领伟大的党、伟大的中华民族，没有什么样的困难是不可克服的。在那个艰难的岁月里，中国人民的血气、骨气、志气和勇气，大无畏精神，和英雄气概，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十、“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纯属捏造
不知从那个阴沟里吹来—股阴风：“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请大家冷静的想—想，当时中国人口总数是6亿，假定真的饿死3000万人，平均每20个人中就有一人饿死。那将是：“饿殍遍地，野狗成群，四散逃生的难民，抛妻舍子，家破人亡，中国大地满目凄凉。”这是多么凄惨的景象。现今55岁（大跃进时10岁）以上的人。估计约有4．5亿，他们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试问，他（她）们有谁见过那种景象呢？没有、没有一个人见过。因为那是谎言。在4．5亿人众目睽睽之下说谎，可见谎言泡制者是多么的无耻！
饿死3000万人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
原来，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院批准，将1949—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人口数字，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予以公布（1983年出版的《统计年鉴》）。美国的人口学家从这个材料中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个数字被人“移花接木”，说成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我们不知道谁是玩手段的第一人，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善长讹赖的老手！如是“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在国内外就这样流传了近20年。为什么无人对此进行批驳呢？因为它适合了一些人的政治需要，一些反对人民公社，而主张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兴高彩烈。他们说人民公社、大跃进饿死那么多人，还不应该把它反掉吗？！换言之“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人”就是一些人为搞资本主义所制造的借口，对这种谣传必须给予彻底驳斥！
户口登记数字及其计算方法科学吗？
现从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1949—1982年的统计表中摘出1957—1965年8年的统计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xgc2000．下称“李文”）
│ │年末总数人口 │ 出生率 │ 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
│年份 │（万人） │ （％） │ （‰）│ （‰） │
│1957 │ 64，653│ 34·03 │ 10·80│ 23·23 │
│1958 │ 65，994│ 29·22 │ 11·98│ 17·24 │
│1959 │ 67，207│ 24·78 │ 14·59│ 10·19 │
│1960 │ 66，207│ 20·86 │ 25·43│ —4·57 │
│1961 │ 65，859│ 18·02 │ 14·24│ 3·78 │
│1962 │ 67，295│ 37·01 │ 10·02│ 26·99 │
│1963 │ 66，172│ 43·37 │ 10·04│ 33·33 │
│1964 │ 70，499│ 39·14 │ 11·50│ 27·64 │
│1965 │ 72，538│ 37·88 │ 9．50 │ 28·38 │
（“李文”）
“上述数字公布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的反响。西方几十个大通讯社都报导了1960年人口总数净减1000万的消息，共同社说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各国的人口学家认为上述所公布的数字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指出某些数字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表现在各个年度人口出生率减死亡率所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与本年总人口减上年总人口得出来的增长率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又不能用“机械增长”即国际移民来解释，因为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移入移出的人数少到可以忽略的程度。（黑体系引者加，下同）他们希望有更准确、更系统、更详细的资料，以便深入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年人口的变动，其中包括弄清‘大跃进的人口后果’的数字。
“国外研究中国人口的著述中，影响较大的是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e）提出的研究报告。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美国全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下，带领他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