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萨感到的敌对情绪甚至比1989年戒严期间还强烈。生活在西藏的汉人面对周围处处可以感受到的藏人敌意，压力也很大，安全感并没有因为当局实施强硬路线而得到增强。当局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政治稳定上，社会的其他方面几乎全部放任自流。拉萨目前社会混乱，风气堕落，欺骗、偷盗、赌博、卖淫、吸毒、黑社会等坏事物纷纷从中国内地或印度、尼泊尔涌进；西藏传统中的坏毛病也沉渣泛起──懒惰、酗酒、及时行乐、两性关系混乱……八廓街三天两头发生醉酒斗殴、动刀杀人的案件，但常常是没人报案，也不见警察破案。拉萨人都说现在的世道是除了政治上别犯禁，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也都没人管。有识的西藏人士忧心忡忡，这样下去，西藏民族会不会毁掉？他们甚至怀疑这就是中共的阴谋，一边严厉镇压政治反抗，另一边纵容藏人沉溺于物欲和享乐，从而堕落下去，忘记为自己民族的独立而斗争。在镇压下实现的稳定有如通过吸毒获得的安宁，平时看上去像好人一样，却随时可能发作。更糟的是要想保持稳定，如同吸毒的安宁需要越来越大剂量的毒品一样，镇压力度也必须不断加强。那不仅要付出越来越难承受的成本，对社会肌体的腐蚀也很严重。任何时候，镇压稍一松弛，社会就会发生动乱，如同毒品一断人就会发狂一样。中共对西藏社会实施的高压，逐渐已经进入了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越镇压越反抗，越反抗就越加镇压……一旦完全陷进那种循环，使西藏继续保留在中国就只能靠镇压，而再没有任何别的办法了。那将成为未来中国民主化的严重挑战。中共治藏的结果，导致除了镇压手段再没有别的方法保留西藏。这反过来成为中共继续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因为民主势力将放弃镇压手段，西藏就必然与中国分离。于是，相当多的汉人可能就会为了国家概念中他们热爱的country（领土）和nation（民族）不受到损害，而不得不容忍他们所不喜欢的state（政府）保留在台上。最终的问题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历史上那么多耀武扬威的大帝国，如今都在哪里？以锤与镰刀的红星照红过半个地球的苏联共产党，如今又怎么样？同样，中共也不会“万寿无疆”，即使它有能力永远把外部敌人消灭干净，毁灭也终将来自它自身内部──专制必被专制所毁，这已是历史的铁律。那时的西藏，将会怎样？
跋
写完这本书，西藏问题到底应该如何解决，不但没有得到答案，似乎反倒愈发迷茫。的确，甚至西藏问题最终是否有解；也是我在写书整个过程中一直萦绕不散的困惑。如果不带有自己事先已定的结论，去倾听置身于西藏问题的各方面，它们都有自己的道理，站到哪一方面的立场上去，也会理解它们的道理，并在相当程度上给予同意，或至少认为是不得不如此。然而当你试图同时理解各个方面而需要从一个立场跳到另一个立场的时候，你就会被它们之间的大相径庭搞得不知所措。你对各方面的道理都能理解和同意，甚至认为让任何一方面的主张单独实行，都能行得通。达赖、北京、西方，它们的方式都可以让西藏问题得到解决，或者哪怕是谁都不管西藏了，西藏自己也能走下去。然而你却不可能找到一个统一的立场来包容互相对立的各个方面，它们不可调和，它们却同时都对西藏下手，相互作用的合力，结果就是把西藏引入无路可走。而问题是，西藏问题不可能由某一个势力单独解决，它们必然要共存，要相互作用和斗争，并且愈演愈烈。面对这种局面，你只能产生强烈的无奈感，感受某种精神分裂式的痛苦。作为一个旁观者，这种被分裂仅仅存在于个人的认识领域，可以搁置，可以忘却。然而对于西藏和西藏人民，被分裂的则是他们的历史、文化、民族、信仰、现实生活和未来希望，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切，而且是必须天天面对绝无可能有任何回避的。当我看到那些虔诚的藏人以五尺身躯一步一叩地量过荒原雪山去朝拜他们的神灵时，有时会感到十分惆怅。他们现在已经有了两个班禅活佛，他们很可能还将有两个达赖──如果现世达赖喇嘛去世时西藏仍由中共统治，北京和达兰萨拉必定抢着寻访和认定自己的达赖灵童，把他们同时推到藏人面前。想一想，西藏最重要的两位转世之神──被藏人视为一个是太阳，一个是月亮──都出来两个，且相互对立和否定，那将使视宗教为生命的淳朴藏人处于怎样的精神分裂？每天他们面对世代崇拜的神灵，都得经受如此根本性的选择困惑和担心选择错误的恐惧，世上难道还有比这更不仁义的对信仰的亵渎和摧残吗？活佛变为两个，只是西藏社会从总体上发生分裂的一个象征。实际上，我这本书从头至尾描述的都是西藏的分裂──主权争夺、革命、阶级斗争、宗教之战、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城市与农村的割裂、宗教领袖与本土人民的分离，还有那些难以破解的“局”……西藏就像一个失去了行动能力的人体，躺在世界屋脊的雪山之巅，从不同方向飞来的鹰鹫，纷纷按照自己的需要撕扯她，从她身上啄食自己需要的部分──或是抢夺主权，或是争取民意，或是表现意识形态，或是讨好国际社会，还有那些贪心不足的商人、盗猎野生动物的枪手、寻求刺激的旅游者、厌倦了现代文明的西方人……也都涌进西藏各取所需。综观历史，西藏从未被外力摆布到如此程度，如此无奈、身不由己。我给这本书取名《天葬》，就是取自这样一种意像──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西藏问题是当今全球关注的世界性问题，表面上看，西藏问题的症结似乎是西藏与中国的或分或合，实际上它几乎包含了当今人类的所有矛盾和冲突──主权之争；民族主义；文明冲突和宗教对立；东西方差异；传统丧失与价值体系解体；现代化和保持传统；发展经济和自然保护；人口压力；地区冲突；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霸权政治等，无一不以各种形态体现在西藏问题中。西藏问题之所以解不开，归根结底是在于人类自身的问题解不开。以奠定这世界结构的主权原则为例，如果说占领西藏是因为中共政权侵略成性的话，为什么为中国扩张了更大疆域（即更有侵略性）的满清王朝却没有占领西藏？有无侵略性只是一个方面，清朝中国没有主权概念，如果后来仍然没有主权概念，面对无人进藏的中共政权同样没有必要去想方设法地派人进藏，驻军西藏，并且花费巨额资金去供养西藏。然而，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将主权体系不可置疑地教给了东方，人类的膨胀使领土和空间变成越来越稀缺的资源，主权因此已经变成必要的现实，成为世界秩序不可缺少的基础。今天，对全人类而言，主权至上都已是不言而喻的公理，它靠铁丝网和地雷的分割来维持，它造就战争和死亡，也是使用强权和进行杀戮的堂皇理由，几乎没有人对它提出质疑。在这种概念体系和语境之中，谁能对西藏人说，放弃你们没有希望的战斗吧！不要把主权的得失看的那么重要。既然现在已是藏人有史以来的最好状态，为什么还要斗争，还要去争什么主权（或换一个说法──高度自治权）？至少我这个汉人没有权利这样说。“不自由，毋宁死”！在当今这个由主权体系和民族主义构架的人类文明之中，在这个国家之间为一寸领土开战、民族之间为一点不和翻脸的世界上，劝说一个民族放弃注定无望胜利且代价过大的战斗，不去为自由和正义流血牺牲（更别说舍弃哪怕所谓“最好状态”的小日子），那似乎从来都是奸人的行为，是邪恶势力的卑鄙帮凶。没有人愿意卑鄙，于是全世界都给西藏的自由战士打气，就像鼓励三岁儿童对闯进家园的彪形大汉发动勇敢攻击，为那儿童喝彩，等儿童被彪形大汉一脚踢飞时再义愤填膺地进行谴责，然后悼念和歌颂英勇牺牲的儿童。我有时不禁冥想，假设西藏能够独立，那些在田间耕作和在牧场放牧的西藏普通百姓能得到什么？想来想去，想不出太多，他们不会去当部长、议员，他们的名字也不会被载入史册，他们将继续耕种他们的土地，放牧劫后余生的牛羊，只是肯定一些人会失去肢体，拄上拐杖，一些家庭会失去父亲和儿子，没有了欢笑。可以想见，未来无论是西藏趁中国内乱发动独立战争，把西藏境内的汉人和中国军队驱逐出去；还是中国内乱导致中国饥民涌进西藏争夺生存资源；或者中国待内乱结束又一次对西藏进行征服；包括西藏联合印度，促使印度为保护西藏与中国兵戎相见……在所能设想的西藏与中国战斗下去的各种前景中，战场都是必定落在西藏，从而无论战争怎样进行，结局如何，遭受损失的都将主要是西藏的财富，饱受灾难的也将主要是西藏的人民。那种前景令人想起就足以不寒而栗──为数几百万的藏人将与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进行漫漫无期的较量，承受一场接一场在西藏本土进行的战争和巨大消耗，以及不知何时出头的心理恐惧。当然，那苦难不是由住在印度、欧洲或美国的藏人经受，他们将代表受难的西藏得到世界更多的瞩目和援助，而代价由西藏境内的人民承受。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对西藏境内的藏人说不要战斗，这话不该由我说，也可能永远不会有人说。我能做的，只是从一个汉人的角度，把对西藏的热爱变成改造中国的动力，使中国能够变得更为民主、宽容、平等，从而可以从中国这一方去主动化解民族冲突，把中藏人民迎接未来的代价降到最低。顶多如此。
数年前一个夏天，我在珠峰登山大本营遇见一个美国人。他的名字叫布朗，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布朗早我几天到，他告诉我，再往上走，鞋子非常重要，应该既轻便，又保暖，涉水不透，却又透气不潮，还必须足够坚硬，以防尖利的石块或冰刃伤脚。说着他向旁边的大石块猛踢一脚，没事儿。他的鞋符合所有的条件，价值500美元。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看我的鞋，显然是有的放矢。我那鞋是只值十几元人民币的普通旅游鞋，且不说别的条件皆不具备，因为那次在西藏走路太多，前后都有了漏洞。布朗向上边营地出发的时候，雇了三头牦牛驮他的装备和给养，有青菜、柴油炉，甚至有装在防碎装具中的成打鸡蛋。我比他晚一天上去，我的全部装备和给养只有一个背包。我没钱雇牦牛，也不需要。我雇了一个名叫扎西的当地藏人，他一人足可以背动我的全部装备和给养。扎西自己也有他的给养——那是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糌粑和一个小碗。扎西把那布袋掖在我的背包外面，一点地方也不占。登山时，扎西背着所有物品边唱歌边在前面快步如飞，一会就把我甩得老远。每走一段他便坐在石头上等我，等得不耐烦了，就昂首向天唱一段高亢悠长的藏歌，然后再猛爬一阵，又把我甩得不见了影。那天夜里山上营地下大雪。我蜷缩在单人帐篷里，每隔一会就要打掉落在帐篷顶上的积雪，免得帐篷被压塌。扎西给我背上来的食品中有罐头、牛肉干、巧克力和压缩饼干，还有一瓶竹叶青酒，比扎西的糌粑可丰盛得多。但是我觉得难以下咽。喜马拉雅冰川的寒气从帐篷底部向上爬行，我把所有能垫的——包括塑料袋和毛巾——都垫在身下，仍然不可抵挡。先上来的布朗离我不远，他有两个帐篷，而且都是双层，他还有特制的海绵睡垫，有火炉。但是隔着风雪也能听见从他那边传来的咳嗽，那声音让人感觉他的肺部已经受了伤害。而远处那座西藏人的帐篷却传出阵阵喧哗和欢笑，不断人进人出，闪动着欢快的火光。那是为登山队送给养的牦牛工，扎西也在其中。风雪对他们没有影响，或者那就是他们生活的正常部分。酥油茶和糌粑足以使他们满足，他们谈天说地，其乐无穷。那时我刚写完《黄祸》，满脑子都是对人类末日的想象。那天夜里我不仅在扎西和我的对比中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西藏高原永远属于藏人，无论主权、国境、法律归属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我还在冥冥中看到未来，如果有一天，主权、国境、现行的生产体系和法律秩序都随人类社会的末日不复存在，布朗会死，我会死，我们代表的缺乏抗受苦难能力、甚至已不知离开人造环境该如何生存的文明全都注定要死，而扎西却不会死，他是自然之子。只要人类还剩下最后一个种族和文明，那就一定是藏人和他们“天人合一”的古老文明。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