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任何压力。事实上，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妇女来问我们能否帮她获得避孕药。当我们调查这些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离此地骑马三天路程远的地方有能进行避孕注射的医疗所，在更远的县总医院，能进行人流和绝育术。当1986…1988年我们在那里进行调查的时候，还没有发现称赞小家庭的宣传。1990年，两种小的避孕方式（注射和药丸）被小规模地分发给乡级官员，他们被教导要问一问处于再生（孩子）年龄的妇女是否想避孕，但很快，再没有压力或强制施之于她们了。令人吃惊的不仅是牧民，连他们的官员，都有一个大家庭。帕拉的四名当地共产党员（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牧民）的多产经历即反映了这一点。对于其中三位已婚的而言：党委书记的妻子己有了7个孩子（6个活着）；第二个官员的两个妻子（一个是继妻）共有8个活着的孩子；第三个的妻子已有了7个孩子（6个活着）。这些高生育的总的观察可以对该游牧社会的所有女性的统计信息为证明。
……我们认为，不断存在的有关西藏生育控制领域的普遍的对人权的侵犯的诉说，并不是在西藏存在系统的和强制的生育控制政策的客观表现，而是围绕着流亡藏人及其支持者反汉斗争的高度情绪化的气氛的表现。那些报道体现出了政治感情是多么容易误传客观事实。
达赖时期，西藏的婴儿死亡率非常高。五十年代中共刚进藏时，婴儿死亡率高达430‰ ，到1990年下降了四倍，为97。40‰（其中城镇婴儿死亡率为38。70‰） 。人口死亡率下降了三倍，从28‰下降到1990年的9。20‰ 。而西藏人的平均寿命从达赖时期的36岁提高到61。4岁（1990年） 。在生产和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为了排除北京供养的因素，我们不看以比较拨款为基础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也不看以“稳定集团”成员及家属为主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看农业生产和农牧民的生活：──1994年同1952年相比，西藏（自治区）的粮食总产量增加了四倍多，从3。1亿 斤增加到13。3亿斤 ；──1992年西藏（自治区）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69。8％，比1952年增长4。6倍 ；──按农业人口平均，1978年每人生产肉类33。23公斤，油料5。15公斤，奶类61。66公斤，到1994年，三个数字分别上升到51。96公斤，14。68公斤，80。79公斤 ，增加幅度分别为56。4％，185％，31％；──西藏农牧民人均收入1979年为147元，1990年为484元 ，1994年为903。29元 。再看西藏的教育。达赖时期西藏的教育功能几乎完全由寺院承担，只有从小被送进寺院，才有可能通过念经学习识字。本世纪以来西藏开始萌芽世俗教育，到中共进藏以前，有西藏政府官办学校26所，私塾96个，在校学生3200人左右，占当时西藏人口的0。26％ 。还有一些贵族把子弟送到印度去上学。普通百姓则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国民党政府曾在拉萨办了一所正规学校，十年只有12名学生高小毕业 。中共进藏后，从1952年创办第一所小学，1956年创办第一所中学，1965年创办第一所高等学校，到1994年，西藏自治区已经有小学3477所，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93所，高等学校4所，共有27万名学生在校，占西藏（自治区）人口总数的11。72％，其中小学儿童入学率达到66。59％。 文盲从达赖时期的90％以上下降到1990年的44。43％为了鼓励儿童入学，中共政权在西藏采取了特殊的鼓励政策：对所有入学学生实行“三包”——即包吃包住包学费，全部免费。由于西藏地广人稀的环境、流动的生活方式和对教育水平要求不高的传统生产方式，西藏普及世俗教育的内驱力相对较弱且难度很大 。西藏教育发展到今天这种水平，是靠政府长期不懈地推动、扶持和注入资金才能实现的。当然，可以把中共在西藏普及教育说成是对藏人进行同化的手段。中共的学校教育中也的确有大量“爱党爱国”的意识形态教育，但是从加强统治的角度出发，最有利的不是推广教育，反而是实行愚民政策。教育开启人的心智，使人眼界开阔，思想活跃，产生独立意识，即使中共想把教育搞成“洗脑”，也是做不到的。当前凡具有较强西藏分离主义观点与情绪的人，大多都是从中共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不无嘲讽地证实了这一点。仅仅靠以上数字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人活着不仅是为了增长人口、延长寿命或是简单地获得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活得自由和愉快，获得精神上的满足。毛泽东时代西藏的人口增长甚至比邓小平时代还高（1969…1979年西藏自治区人口递增率达到有史以来最高的2。12％，邓小平时代的1979…1990年为1。62％ ），但是不能因此说毛泽东时代藏人的状况是最好的。的确，邓小平时代藏人状况的改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在相当程度上解除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压迫。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当年那种政治迫害已经不存在。运动没有了，阶级不提了，随土地和牲畜“承包”，家庭经济独立，财产变为私有，连行政管制也都随中共基层组织的瘫痪而松弛到极点，尤其在城市以外地区，几乎不再起作用。戈德斯坦对这一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谈到的一个例子是：
1987年12月的一个下午，几个牧民拿着新买的收音机到我们的帐篷里收听印度台的藏语节目，这一事实比较突出地反映了改革带来的影响。他们把收音机的音量开得很大，而我们的帐篷离一个中共干部的帐篷只有几米远，我们就问他们是否在乎那个干部听见没有，牧民们大笑道：“他才不管呢，他自己都听。”
尽管现在还会有中共官员欺压百姓的事情，但达赖时代有农奴对农奴主的人身依附，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政治上也一样会严厉惩罚任何敢于反对（哪怕是在言论上）达赖喇嘛和西藏政府的人。在藏人的生活中，摆在核心位置的是宗教。邓小平时代基本恢复了藏人的宗教自由。戈德斯坦的评价是：
新政策带来的变化在宗教方面表现尤甚。我们在帕拉考察期间，牧民们能自由地从事他们传统的宗教仪式。许多牧民家里设有香炉或是插有经幡。牧民们不再担心宗教性摆设会被禁止。有一些牧民甚至有达赖的徽章或公开摆有达赖的照片。摇转经筒，数佛珠、磕长头等都是很常见的。甚至在官方举办的一些活动，像夏季赛马会上，都有非官方但是正式的宗教活动，僧人们可在一个权当寺院的帐篷里祈祷……牧民们自由地到寺院或圣地去朝拜，自由地到拉萨旅行。许多人积极支持一些佛教活动的回归，如捐送食物和牲畜以帮助地方上建小寺院，在家里死人时雇僧人超度亡灵等……牧民中巫师的出现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变化。这种宗教活动不但中共，甚至连西藏流亡政府都认为是不必要的。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的西藏还存在着对宗教的诸多限制，那大部分都是针对寺庙组织和僧侣，一般百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已经基本不受干涉。即使是对寺庙和僧侣的限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只停留在口头，实际难以执行。对此，中共研究人员的文章有如下总结：
一是未经有关部门批准而自行开放寺庙和宗教活动点过多。三中全会以后……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需维修开放的寺庙有235座，经各地行署（市）和县批准的宗教活动点97座处。但是，近几年来，我区开放寺庙有些地方己超过所批准的数量，现在不少寺庙是群众自行开放的。有些地方寺庙数目超过了“文革”以前。昌都地区到今年为止，全地区已修复寺庙86座，拉康86个，宗教活动点121个，日措37处，共计330处。其中自治区批准寺庙49座，各县批准寺庙、宗教活动点281处。与“文革”前的全地区56座保留寺庙相比较就有较大的增加。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种自行开放的寺庙数量还在增加。他们不经有关部门批准，就大兴土木，擅自建寺。甚至有的误认为现在落实宗教政策就是发展宗教。一些寺庙的修建互相攀比，追求豪华，精雕细刻，富丽堂皇，一个比一个规模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二是自行入寺信教人员过多……全那曲地区僧尼已占全地区总人口的1。5％，还不包括家庭僧尼。索县西昌乡1900多人中，就有180个喇嘛和尼姑。昌都地区经自治区批准开放寺庙49座，有住寺定员僧尼1774人，各县批准的寺庙、宗教活动点281处，有僧尼6877人。而群众自发修复宗教活动点116处，就有僧尼3740人。这些僧尼大多数都是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比如县白嘎乡有74个喇嘛，而该乡的小学也只有74个学生……三是有些地方宗教活动搞得有些过头。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个别地方乡党支部组织群众开展正常的学习和生产活动时，有的群众不听、不参加，甚至还骂乡干部，使这些基层干部受孤立、受打击。而活佛、喇嘛说的的话，不管是否正确，百分之百地听，不折不扣地去执行。……另一种是一些党员公开参加宗教活动。
不过无论如何，邓小平时代的西藏宗教肯定无法与达赖时代相比，那时的西藏以宗教为本，政教合一，僧侣地位至高无上，寺庙数量和占有的财富也要多得多。但是在当今任何一个由世俗政权管理的社会，宗教都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那种地步。不可否认的是，尽管邓小平时代有了一定的政治宽松，中共政权的确依然对某些藏人实行政治迫害，把他们关进监狱，甚至施加虐待或拷打。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后期西藏发生抗议活动之后，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对西藏实行强硬政治路线，坚决镇压对它统治西藏构成挑战的任何势力。事实上，中共在这方面从未有过宽容，并且一直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如果说八十年代初期它还对国际社会有所顾忌，现在则强硬得完全赤裸裸了。对它的这种转变，下一章将进一步谈及。不过，北京的这种镇压目前只针对危及其对西藏统治的人。只要不涉及政治问题，别的它基本不管，都给予自由。然而对那些争取民族独立的藏人而言，别的自由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西藏民族的政治自由。这形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争取西藏独立的活动招致中共的镇压迫害，反过来中共的镇压迫害又成为西藏应该独立的理由，更加刺激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西方人大都认为西藏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样，也是全民集体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因此中共迫害参与西藏独立活动者就是在迫害全体西藏人民。然而真地深入西藏社会，会知道并非如此。西藏的地广人稀使藏人难以产生商业冲动，也同样难以产生政治热情。也许在理论上，他们作为信徒会赞成达赖喇嘛的任何主张，然而这种赞成仅是停留在表态。他们的生活处于有史以来的最好状态，西藏独立与否，主要与民族精英的利益相关，百姓并不会因此得到什么。说到底，在一个教育还不普及，信息化和组织化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大多数人民最关心的只是现实生活，只要生活好，统治者是谁或独立与否都并不那么重要。
3、“内王外圣”的尴尬
邓小平时代的中共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有一个根本性变化，即从一个意识形态至上的政党变成了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权力集团。它几乎放弃了所有原本奉若神明的原则，唯一保留的底线就是它的权力不受触动。不超越那条底线，什么它都可以容忍，但是超越那条底线，它就会做出强硬激烈的反应，专制本色显露无遗。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棋盘上，改变西藏政策的意义之一是为了向关注西藏问题的西方社会显示中共的“开明”，以换取西方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持。那时候，中共并不担心会它在西藏的权力会受到什么威胁。西藏当时一片平静，藏人也非常驯服。1979年，北京同意达赖喇嘛向西藏分批派遣参观团，并做出了参观团可以进行自由考察的允诺。与毛泽东时期的铁幕状态相比，这种开放姿态让世界刮目相看。然而，这也表现了北京对西藏情况的无知。它完全陶醉在自己多年对西藏情况的自我宣传之中，以为西藏真是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在亲眼目睹后也会为之折服，从而没有理由再要求重新恢复对西藏的统治。最可笑的是，西藏的中共官员还认真地召开了会议，要求各级组织对当地群众进行规劝，不要因为对旧社会的痛恨而向达赖喇嘛的参观团扔石头或吐唾沫 。事实却让北京当众丢脸。由达赖哥哥洛桑三旦率领的第一个达到西藏的参观团，在所经途中受到了成千上万西藏人的欢迎，人们围着参观团欢呼，流着热泪，长跪在地，献上他们的哈达，每个人都想让达赖的哥哥抚摸一下，很多人呼喊着达赖喇嘛的名字，嚎啕大哭，向参观团诉说他们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苦难，参观团的成员也禁不住失声痛哭，一部分人甚至喊出了西藏独立的口号。参观团看到的西藏真相是西藏宗教和文化被全面破坏，人民生活贫穷、落后、物质匮乏，有些地方甚至不如达赖喇嘛统治的时代。即使是北京一直引为自豪的公路、建筑等基础设施也不尽人意，远未达到北京自我宣传的水平。北京的中共高层人士为这个弄巧成拙的事实而震惊。尤其是成千上万西藏人迎接参观团的悲痛场面展现到世界，对北京是无法挽回的惨败。一向自诩为代表人民的中共，这回如何解释民心的背离？它必须挽回面子。事隔不久，中共便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调整了对西藏的政策，随之胡耀邦去西藏讲话，公布了对西藏具有转折意义的“六条”。中共迫切地希望西藏在最短时间内发生根本变化，改变西方人对中共统治西藏的疑虑。“西方人会怎么看？”这在整个八十年代成为中共西藏政策的出发点。西藏由此得到了很多实惠，不过西藏后来出现的许多矛盾，也都是从这个问题发源的。达赖方面的第一个参观团使北京在世界面前大丢脸面后，北京仍然接受了后面几个参观团继续访问西藏。它内心已经不情愿，只是事先已经允诺，不能让西方人看到自己说话不算。然而它又决心避免第一次的情况重演，因此便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参观团自由活动的措施，对西藏群众也进行严密控制，切断他们与参观团的接触，为此而搞了许多小动作。作为互动的对方，参观团当然采取要打破封锁的反措施，公开表达不满，并通过西方媒体向世界揭露中共的行为。在这种对抗中，双方矛盾日益加剧，北京最终以参观团对藏人进行反中国煽动为名，停止了参观团继续对西藏进行访问。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邓小平时代的西藏政策比毛泽东时代改善了许多，却受到世界舆论的更多谴责。毛泽东时代是彻底的专制暴政，达赖也好，西方人也好，谁也不准进入西藏，什么都看不到，与北京也形不成互动关系。外面的人尽可以想象西藏是一片黑暗与苦难，但只能停留在概念上，没有具体材料的支持，尤其没有“正在进行时”的新闻热点，所以无法引起传媒的炒作，也吸引不了公众关注。舆论谴责只停留在空泛的表态。到了邓小平时代，达赖喇嘛的参观团和西方记者有了进入西藏的可能，本来是进步，然而可以对中共统治进行谴责的具体材料这时也就暴露在世界面前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当然不可能赞扬中共的统治，而西方记者无论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