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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九年初期，西藏紧急的形势已经升高到濒临突如其来的剧烈变动。我听说在一份上呈给毛主席的备忘录中写着：西藏人对中共人民解放军继续驻扎并不高兴，还说到处都有西藏人反抗，所有监狱现在都关满了人。据说毛泽东这么回答：“没什么好担心。不要管西藏人觉得什么的——这跟他们不相关。至于西藏人反抗嘛，如果需要的话，人民政府必须随时准备把所有的西藏人关进牢房里。因此，牢房是一定要加盖的。”我记得当我听到这消息时，真是吓坏了。比起从前真有天壤之别；中共未入侵西藏前，我认得拉萨的每一个犯人，我还把每一个犯人都当成是我自己的朋友。
稍微了解一点毛泽东都会知道，从来自认为是“人民大救星”的毛泽东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尽管他的确把无数人关进了监狱，那都是他眼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他根本不会承认他统治下的一个民族所有人民都反对他。达赖喇嘛说到毛泽东这段话时，并不是用肯定口气，而是加上了“听说”和“据说”两个词的限制。但是他没有特地说明那可能是谣传，那么除非特别细心的读者能够注意这两个限制词，大多数读者就会认定毛泽东真说过那样的话，而且也真是那样做的。凭借技巧，通过传媒所进行的复述不用撒谎都能改变事实，这已经是够糟糕的状况，更何况传媒的传播还的确存在着许多虚假的成份。除了专制政权的宣传机器进行体系化的谎言生产，即便以新闻真实为标榜的西方传媒，也避免不了哗众取宠、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的毛病。在西藏问题上，这种情况由于西方记者无法深入西藏进行实地考证而变得更加严重。中共对西方记者进藏采取了严格管制，由此切断了西方媒体对西藏的独立消息来源，只能从其他来源间接获得消息。前面说过，当今世界几乎只有两个提供西藏消息的来源，一个是中共，一个是西藏流亡集团。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话，那不奇怪。中共说的假话太多，所谓“假做真时真亦假”，即使它说真话时别人也不再相信它了。何况中共的本事仅是在国内控制舆论，操作国际舆论却从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达赖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来源。不难想象仅有一个消息来源肯定是难以保持客观性的。且不说达赖喇嘛是否有自己的立场和政治需要，至少他已经有近四十年没见过西藏。不错，他与西藏保持着密切联系和众多地下渠道，但可想而知经由那些渠道传递、过滤和整理的信息不可能没有倾向。再加上为了引导与投合西方的传媒世界，进行有目的的选择和加工，离真实状况距离就可能更远。例如达赖喇嘛1987年在华盛顿提出“五点和平计划”时称藏人死于中共迫害的人数为一百余万 ，在近年的演讲中，这个数字已经变成了一百二十万 。一百万的数字本身就已经非常惊人，以二十万的幅度增长，不知道根据是什么，给人的感觉更像是表达义愤，而不是公布事实。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谴责“中共曾经夸口要在十五年内根除西藏语言”、中共在西藏所建的“许多学校只是孩童的劳工营” 、“小孩被驱迫为奴工” 、“即使在西藏自治区，汉人也已多于藏人” 、八九年拉萨藏人抗议期间“中共至少杀害二千五百名无武装西藏人” ……也都甚为离谱。在西方广泛流行的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说法也有许多的夸张，如解放军强迫西藏和尚与尼姑当众性交，红卫兵到处强奸妇女的说法，显然距离事实相当远。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性行为在那时被视为极其肮脏和邪恶的事情，对于意识形态观念最强的解放军和红卫兵，尤其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如果个别人有那种行为，只应该归于背后犯罪（对任何人群都免不了）的特例。美国人艾夫唐数度追随达赖喇嘛作系列采访，并在达赖喇嘛身边工作一年多，在他的书里描写班禅喇嘛1964年受迫害的场面，其中有这样一句：
……干部们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开始打耳光，拳打脚踢班禅喇嘛，拽着他的头发将他拖到了舞台正中……
那本书的编辑特地在“拽着他的头发”后面加了一个括号，里面注上“原文如此——编者”。因为按照一般常识，喇嘛是不留头发的。在班禅喇嘛各个年代的所有照片中，都未看到过他的头发达到过能被人拽住的长度。我提出这些疑问，不是反对藏人曾受深重迫害的结论，也并非全盘否定海外人士对西藏现状的研究，我的目的只是说明从铁幕之外了解西藏，消息来源大部分是道听途说，说者有立场，听者有目的，也会有为了政治需要搀加的宣传成份。这些似是而非并且经过加工取舍的消息再通过传媒扩散，对西方社会的民意和舆论起到了具有“定向”性质的引导作用。当西方在传媒中制造了一个西藏之后，那个传媒中的西藏又通过各种传媒渠道进入西藏，激发西藏人对其“应激”，影响西藏人的态度和行为，反过来又为人为制造的传媒西藏提供印证，使其产生真实性。随着如此一个循环过程的不断滚动，西藏就越来越成西方人所想象的那样一个问题。今天，由于达赖喇嘛的成功，西藏难民已成为国际难民中的贵族，整个西藏民族也成为国际社会的宠儿。这种宠爱通过各种渠道为西藏人了解。藏人从历史上一贯戒备西方人的立场，转变为对西方人无以复加的亲密和信任，连带着其他的海外来人，统统都被视为朋友。最典型的是喇嘛的态度，当年在他们的反对之下，西藏最早开办的英语学校中途夭折，而现在，寺庙里学习英语的风气极盛，会说英语高人一等。几年前我和一位朋友去甘丹寺。一个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藏族警察在那里维持治安。我们同他喝了几杯青稞酒，有了点交情，他便给了我们一个忠告：若是有人问我们从哪来，可以回答是从香港、台湾来，日本、新加坡什么的也都没问题，只要别说是从内地来的汉人，尤其别说从北京来。我们对这个忠告做了一下试验，把自己说成香港人，得到的待遇果然不一样，处处得到笑脸和方便，若说英语，更受尊重。而当我们实说是中国内地的汉人，喇嘛们的态度马上就变化。非常灵。一次我乘北欧航空公司（SAS）的飞机去奥斯陆，碰上SAS职工罢工，得转其他公司的飞机，原来的转机时间、途经空港全部被打乱。一位公差去奥斯陆的西藏官员在那趟航班上只找到我这一个中国人，于是跟我行影相随地开始辗转欧洲。一路上，凡是遇到需要交涉的地方，他总让我提醒对方他是西藏人。他相信只要西方人知道他是西藏人，就会乐于给我们与众不同的特殊帮助和照顾。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每一个场合寻找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他可以进行语言沟通的，而且他认为中国人应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从中国出来。我从我的西藏伙伴身上看到一种矛盾状态。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化了，可是他一旦在西方人面前，就要强调西藏的特殊地位。我帮他填写入境表格的时候，他希望我把他的出生地只写成西藏，而不是他的中国护照上所写的中国西藏。平时接触，并不感到他真有多少发自内心的民族主义，他的表现更多地是被西方世界对西藏的态度激发出来的。他觉得作为一个西藏人，他应该按照西方人心目中的西藏人那样去表现。如此而已。
第十五章 中共在西藏的“拨乱反正”
1、开放的礼品
随着毛泽东撒手人间，接近崩溃边缘的中国终于有了转折的契机。被打倒的邓小平复出，充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终得机会实施他在韬晦多年中形成的改造中国之蓝图。在邓小平以发展经济为座标原点的蓝图上，为了实现经济迅速起飞，“改革”是必须与“开放”并举的。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好对象是西方。虽然为了对抗苏联阵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当时已与中国政府眉来眼去若干年，关系不错。但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何在“民意”起决定作用的西方社会获得认同，对能否成功地“开放”将有很大的影响。西藏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尤其是民间舆论关注的重点之一。争取西方的“民意”，这个问题无法忽略。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取得决定性胜利，把中国的舵轮掌握到自己手中。其后不到一个星期，他就在1978年12月28日接受美联社新闻记者访华团的采访时，向西方传达了愿与达赖和解的信息，表示达赖喇嘛可以回来。达赖方面立刻做出积极回应，派人到北京接触。1979年的3月12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进一步表明和解态度，并且以实际行动配合这种表态──几天之后，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提前释放所有仍在服刑的“西藏叛乱”参加者共376名，对已经刑满释放但仍然“戴帽”进行“监督改造”的六千余人，一律“摘帽”——即不再当作敌人对待。中共与达赖喇嘛和解，有一个绝对的前提——西藏必须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然而在对西方“开放”的背景下坚持这个前提，不能再用闭关自守时代那种强硬的方式，而需要有一定的说服力。寻找历史根据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应该是让爱挑毛病的西方人看到，今天的西藏在中国统治下比在达赖统治下发展得更好，西藏人民生活得更幸福，绝非像达赖一方宣传得那样暗无天日。事实却非如此。仅从老百姓的生活看，当时的中共西藏党委书记郭锡兰在内部会议上通报的情况是：
全区大约五十万人的生活不比互助组时好，其中有近二十万人生活相当困难，没有尝到公社化的甜头，或者吃了苦头。有的地方讨饭的也多了。还有几十万牧民和城镇居民，因为供应的青稞和糌粑少了，小麦和面粉多了，在生活上也产生一些新的问题和困难。征购任务的偏重和任务分配的不合理，也给一部分群众生活带来了困难。
郭锡兰所说的“互助组时”，是指六十年代初期。到他讲话的八十年代，十几年过去，没有进步，反而退步。当时西藏的人口总数是一百八十三万，五十万人生活困难，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所说青稞和糌粑少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期强迫农民改种小麦。强迫西藏人放弃传统的类似事情还有很多。加上寺庙、文物被破坏，宗教遭禁绝，西藏上层社会受到广泛迫害，汉族干部执掌西藏主要权力等，达赖喇嘛在国际场合对中共统治的控诉从事实上难以反驳。所以，迅速改变西藏状况，就成了邓小平“改革开放”棋盘上的一颗重要棋子。去走这第一步棋的，是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1980年3月14日，胡耀邦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那个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的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两个月之后，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4500多人——囊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以其特有的“放大炮”之风格，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提出未来的核心目标是“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为了做到这一点，要解决六件大事。分别用一句话概括大意，所谓“六件大事”如下：
一、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二、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三、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五、加强藏文化的地位；六、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在那个讲话里，胡耀邦最后说：“所有的六条，目的是为什么东西呢？我们希望是什么呢？希望两年到三年，扭转西藏人民贫困的局面，或者初步扭转贫困的局面。五年到六年，要超过三十年来最好的水平。十年要比较大幅度地富裕起来。” 这是收尾总结，一般都把话说得留些余地，其实从他整个讲话中感觉，他期待西藏变化的进程还要更快。实施向西方“开放”的战略，需要尽可能快地改变西藏面貌。胡耀邦在西藏的讲话被视为是西藏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其意义可以与1912年西藏驱逐驻藏大臣、1951年解放军进军西藏、1959年镇压叛乱后进行的“民主改革”相比，决定了西藏至今以及未来的走向。将胡耀邦谈的六条与清朝制定的《二十九条章程》、中共五十年代与西藏签定的《十七条协议》相比，可以发现一个明显变化：“二十九条”和“十七条”的主体内容都是对西藏施加限制，增强北京在西藏的地位，有利于北京对西藏的控制。以西藏的立场看，西藏都是受压迫和吃亏的一方。尤其是“二十九条”，几乎都是居高临下的命令。“十七条”虽然在形式上有对西藏的承诺，表现出北京方面的妥协，但既然是西藏打了败仗后才被迫签署的，只能是西藏丧失原有的权利。而胡耀邦的“六条”，却条条都是北京方面自觉向西藏交还权利，或是主动允诺给西藏更多的好处。不管中共的动机到底是什么，胡耀邦的“六条”肯定给西藏带来了好处。对农牧民的免税、免征购自不必说，那是最直接的好处，从那时到现在一免就是十几年。实行鼓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解散人民公社，自然也受到多数劳动者的欢迎。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在胡耀邦西藏讲话之后，从1979年的五亿多元长到1994年的接近二十九亿元；北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也从1979年的一亿多元长到1993年的九亿多元 。西藏从这几方面（“六条”中的二、三、四条）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但是对西藏有特殊意义、可以被称为转折的，却是“六条”中的另外三条（一、五、六条）。对于第一条，胡耀邦到西藏之前，中共中央就“西藏工作座谈会”所发的＇1980＇31号文件上，已经正式宣布：“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制定的方针、政策、制度，发往全国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西藏党政群领导机关可以不执行或变通执行。” 对以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中共，在发给全党的文件上做出这种许诺，以往是不敢想象的。胡耀邦到西藏后，对此又进一步强调，甚至在大会上以煽动的口气号召：
今天在座的县委书记以上的都在这里吧？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你们都要搞啊，以后你们完全照抄照搬中央的东西，我们就要批评你们了。不要完全照抄外地的，也不要完全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