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鞑氐那镒苤倒布�350亿元人民币。对此，有的汉人愤愤不平地计算，这44年平均下来，西藏全部人口中每人每年都能从北京得到五百元左右，也就是说，全西藏的人即使一年到头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得到的收入也超过中国内地大多数老百姓一年辛苦干到头的收入，因此有人说出“汉人的血汗养活了藏人”那样的话。但是这样计算显然是不公平的，西藏老百姓没有直接得到那些钱 。如果说那是对西藏经济的投资，因此间接地使藏人百姓得到了好处，那么就必须解释那三百五十亿人民币是怎么花的，为西藏创造出了多少价值。事实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所创造的工农业产值全部加在一起才是三百亿多一点。而在北京给西藏的三百五十亿当中，分给西藏农牧业的顶多是个零头，因此农牧业产值与那三百五十亿元关系不大，如果不算农牧业产值，只把西藏三十年的工业产值加在一起，那就更少得只剩六十多亿元（1965年到1993年28年的工业产值之和为50。33亿 ）。这样一种三百多亿投资对六十亿产值的关系，怎么能被视为是对经济的投资呢？哪里有经济的意义呢？只能被视为消耗。所以我说，北京投入西藏的钱物，大部分都应该打进它为稳定西藏所支付的成本。今日西藏，凡是需要花钱的事，只要去追踪钱从哪来，源头几乎全在北京。如果离开北京的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 。随着稳定西藏的成本日益高昂（1993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比1952年增加163倍 ），北京也越来越感到不堪承担。为了减轻自己的重负，北京近年开始采取一种名为“援藏”的办法，即指定中国内地一些比较富裕发达的省市及中央各部委，对西藏进行“对口支援”。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确定的“对口”关系是：中央各部委负责西藏自治区的相应厅局；北京包拉萨；上海、山东包日喀则；广东、福建包林芝；浙江、辽宁包那曲；湖南、湖北包山南；天津、四川包昌都。对口关系暂定十年，对口支援的内容包括资金、技术、工程建设、干部、科技人员等各方面。总之就是把原来全部由北京去填西藏那个无底洞，分出一部分让地方和各部委填。其实也是一种利用权力进行的政治性摊派，跟风行全中国的各种摊派没有本质区别。既然北京管着各级地方官的升迁罢免，它让谁出血谁敢不听，甚至还得表现积极。如山东省在自己担负的“大庆工程”（中央工程）之外，自己又援助了日喀则地区63个项目；湖南、湖北援助山南地区五千万元资金；上海投钱物总值四百多万元在日喀则建传染病医院；河北援助阿里地区近二千万元；陕西为阿里狮泉河镇的上下水工程增加投资三百万元……仅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大庆工程，这些省市就拿出了近十亿元人民币。在这种被称为“大规模、成体系”的对口援藏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向西藏派遣汉人党政干部。那是鉴于两个原因而制定的措施，一是以往派遣汉人进藏的机制失效，必须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二是派遣汉人进藏的成本增加，北京要把那成本转嫁给地方。“干部援藏”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存在，当时是为了应付大批汉人返回中国内地造成人才紧缺采用的一种应急措施，从内地临时调遣一些汉人官员或技术人员，不迁户口，不带家属，不转隶属关系，工资由原单位发，只是短时间到西藏工作，一般三年为限，结束后仍回原单位。那时这种体制还是辅助性的，长期在西藏工作的汉人一直保持主体地位。但是随着无人进藏的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毛泽东时代建立的汉人队伍不断老化、瓦解和流失，“援藏干部”逐步开始成为北京更加倚重的对象。1994年确立“对口援藏”体制后，援藏干部也实行了对口，由对口的省市向西藏的对口地区（或对口部委向西藏的对口厅局）派遣，援藏干部的选派、组织、管理、工资和物质鼓励，以及援藏结束后的安置，都由对口省市负责。这种“援藏”方式在机制上是一种混杂的变通，“建设边疆”、“民族团结”一类意识形态口号仍然挂在嘴上，宣传、动员、表彰等活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但是谁都明白已经没人真信这些。实际起作用的机制，一方面仍然是集权制度的行政手段，另一方面是靠利益。行政手段现在对动员援藏者个人已经不起决定作用，主要是针对各级党政领导。北京压各省市，省市再把任务层层压给下级 ，中央分派的“援藏干部”名额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在中共术语中意味着最高任务），必须完成。那种压力之所以还有效，在于对各级官员来讲，完成任务是政绩，完不成则会影响升迁。领受了任务的各级官员急于交差，另一方面却是无人进藏的现实，过去的意识形态、组织动员和行政手段现在对个人都已失效，于是能指靠的就只剩自古以来的老办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虽然动员干部进藏在形式上尚未脱离“搞运动”的框架，仍然是以上级的行政命令为原动力，但是最终能把人派进西藏的决定因素，已经转变为利益上的交换。“重赏”的内容花样繁多，根据各地区各单位的条件和财力不同而有变化。不过凡“援藏者”皆升官一级已是共同标准。这一条就对不少想走仕途的人有吸引力。不走这条路，也许十年八年升不了一级，相比之下，去西藏忍个三年两载，岂不就成了仕途捷径 。分房子是另一种诱人的重赏。中国城市居民住房大部分靠单位分配（近年虽出现了一些私人房地产，工薪阶层基本无力购买），根据年龄资历等众多条件排队，年轻人要等待的时间往往遥遥无期，去一趟西藏，能分一套住房，算下来也是一件合适的事。还有解决配偶的工作、户口、“农转非”或者子女上学、就业等等各种中国特色的问题，都被用来“悬赏”。有些单位除了上述各种条件外，还给援藏者家里安装一部公费电话，其使其可以经常与家属通话，电话费由单位报销。我对一位正在西藏工作的陕西援藏干部所做的了解，他进藏得到具体交换条件有：⒈ 从没有实权的卫生站站长（正科级）提为副区长（副处级），不仅是级别提拔，连具体的实权职务都事先落实，使其援藏一结束就能立刻走马上任，而且因为有实职，在藏工作期间，单位的各项待遇和福利都有，单位和同事对其家庭也能关心照顾；⒉ 其原在农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给予办理“农转非”；⒊ 妻子进工厂当了工人，并允许在丈夫援藏期间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⒋ 其工资在副处级工资之上再上调二级；⒌ 在工资之外每月给援藏补助费500元；⒍ 每年给缺氧补助1500元；⒎ 家里装公费电话。陕西是对口援藏各省市中最穷的一个，其他省市的待遇一般高于陕西。那位援藏干部不无羡慕地告诉我，南方省的某些单位简化了“悬赏”内容，例如一次性给每个援藏者三十万元人民币。那笔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三十年的工资。对北京来讲，这种摊派方式减轻了它在财政上的负担，但是花费总额没有因此减少，只不过是被分散了。如果对那些分散花费的总量进行计算，只会比集中花费更多。以目前的援藏方式派进西藏一个汉人官员，成本要高于过去数倍甚至数十倍。除了用于“悬赏”方面的支付，进藏后各省援藏官员之间还有横向攀比 ，互动式地拉动待遇上涨。那些官员在藏期间依然在原单位挂着实职，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单位会对其及其家属给予多方照顾，也会给以后进藏的干部打下了攀比的基础。目前这种对口援藏的汉人官员总数还不多，全西藏不到七百人。但他们皆被分到党政系统掌握实权，担任的职务上至自治区一级的高层官员、各厅局的要害职位，下至各地区与各县的专员、书记、副县长等，影响大，波及面广。从趋势判断，面对无人进藏难题的北京，今后很可能越来越以这种方式保证汉人对西藏的控制，援藏人数将不断增加，为此支付的成本总额也肯定越来越高。
第十三章 西藏的肿瘤今天，西藏社会正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发生强烈的分化。不管那现代化的来源是什么，其对西藏的“嵌入”造成了西藏社会日益严重的二元化状态。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一元使西藏城市社会（包括临近城市或交通干线的农区）与当代世界的主流文明日趋融汇，而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西藏高原广阔地区，传统的另一元却保持古老本色。大部分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变的过程中都曾有过二元状态，但是西藏社会的二元状态与众不同，它不像其他二元社会那样由现代的一元充当领导，传统一元将逐步被现代一元改变并融合。在西藏，现代一元与传统一元是实际上的两个社会，各不相干。随着现代一元的发展，二者彼此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距离越来越远。从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上，西藏的现代一元相对于传统一元具有明显的优势，不过既然现代化是由西藏自身以外的力量创造并“嵌入”西藏的，那现代一元就只能是西藏高原上的“孤岛”，传统一元才始终是西藏社会的主体。西藏高原不可改变的海拔高度，决定了藏民族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文明核心不可改变，那么不仅从中国输入西藏的现代化不能改变西藏传统社会，从美国、欧洲、印度或其他任何地方输入的现代化也一样不可能改变西藏传统社会。哪怕是海外流亡藏人有一天带着他们学到的现代化返回西藏，也会发现同样不能改变西藏的传统社会。西藏高原的高在这颗星球上独一无二，因此藏文明将长期地成为人类全球化文明的例外。因为西藏的现代化只能是外来的，并且是西藏自身所不能供养的，因此无论这种现代化在今日西藏凸起到如何显眼的程度，我也只将其视为生长在西藏肌体上的肿瘤──它给西藏带来的不是繁荣，而是病。
1、圣城沦落
拉萨是藏人心目中的圣城，世世代代，无数藏人的最高心愿就是一生中能到拉萨朝圣。为了达到那个目的，他们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中共经常列举其刚进藏时拉萨乞丐之多做为旧西藏“黑暗”的证明，其实那些乞丐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是前往拉萨的朝圣者，因为花光了盘缠或供奉了全部钱财而无法返回老家，才沦为乞丐的。他们对此心甘情愿。当年在西方人心目中，拉萨就是西藏的化身。几个世纪以来的西方探险者在其艰苦卓绝的行进路上，方向全指着拉萨。凡没有达到拉萨者，在成绩单上皆显得黯然失色，如同就没到过西藏。今天情况则全然不同，拉萨成了西藏境内最容易达到的地方。成都、北京、西安的航线直达拉萨，仅需要几个小时的飞行。站在拉萨街头，会产生置身于中国内地城市的感觉。整个拉萨城里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外地人，朝圣的藏人只占很小比例，大多数是做生意或打工的汉人、回人，还有形形色色的旅游者和出差的中国公务人员。如果只到过拉萨，在今天反会被认为没到过西藏。拉萨不仅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圣城的神秘光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西藏特色。中共进藏前，拉萨城区只有3平方公里，现在扩展到了51平方公里。当年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几条土路，现在延伸为总长150多公里的城区柏油路。比起往日垃圾遍布、野狗和乞丐到处游荡的拉萨，新建筑日新月异地崛起，遮蔽了古老的藏式建筑。可以说除了高耸的布达拉宫，今天的拉萨已经完全没有了过去的模样。除了城市面貌改换，最使拉萨变了味道的，是那数千家林立街道两旁的饭馆、酒巴、商店、歌舞厅、夜总会等。拉萨市区总共不到十二万的城镇人口（1994年末为117753人），竟然有一万三千多个个体工商户 ，可想经营风气之盛。过去的拉萨之所以被称作“圣城”，在于它是宗教圣地，是藏传佛教中心。那时尽管也存在世俗的寻欢作乐，但是皆在宗教至高无上的神圣笼罩之下。今天的拉萨则完全不同，即使重新恢复了寺庙，有了众多僧人，各地的藏人百姓也前来朝拜，然而世俗生活已经在拉萨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拉萨街头，形形色色的门面招牌交相辉映，叫卖、拉客的吆喝此起彼伏，三陪小姐花枝招展，烹调油烟四处弥漫，拉萨从过去的圣城变成了一个物质丰富、生活舒适的世俗城市，欲望涌动，贪婪横流。以佛教的眼光，肯定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看西藏的统计数字，会发现一个特殊的现象，按照经济的三个产业门类（农林牧业组成的第一产业，轻重工业组成的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组成的第三产业），在西藏公布的产值构成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却很小。请看历年三个产业构成的百分比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85 50。1 17。4 32。51987 45。6 12。0 42。41990 50。9 12。9 36。21991 50。8 13。7 35。61992 49。8 13。4 36。81993 49。0 14。8 36。21994 46。0 17。3 36。7
按照正常规律，三类产业的构成应该是这样的：对于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第一产业的比例应该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三产业；对于开始进入工业化的社会，第一产业所占的份额下降，第三产业的份额开始增长，占最大比例的则是第二产业；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社会，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变得最大，第二产业次之，最小的是第一产业。这种递进规律是资金积累的需要所决定的，第二产业的发展需要第一产业为其积累资金，第三产业的发展则需要第二产业为其积累资金。尤其作为服务业的第三产业，在相当程度上是为社会消费服务的，其存在前提是社会必须有钱去消费，其创造的产值也有相当成分是从前两类产业（主要是从第二产业）那里挣到的。而像西藏这样中间小、两头大的比例关系，非常特殊。西藏农业部门基本是自足经济，对第三产业的所谓“服务”需求很少，而西藏的第二产业之弱小程度，从其产值还未到达第一产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就可看出，它根本无法给第三产业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市场。那么西藏的第三产业为什么又会达到那么高的比例？它是依托什么发展的，它的市场在哪里，它的服务对象又是谁呢？这就是从外部对西藏进行供养所造成的特点。它是不能从所谓的“西藏经济”内部找到原因的。以修路为例。公路属于第三产业，是社会公用事业。一般来讲，修路由政府主持，以税收方式从整个社会征集资金。其中税收大头应该来自对公路最有实际需求的工业部门（第二产业），公路修通后，再以征收税费的方式进行养护。然而西藏即使有征税一说，也只有象征意义，数量少到几乎可以不计。那不光是因为各种“优惠政策”的减免，即使真心实意地在西藏征税，也远征不够能在西藏修公路的钱。以西藏（自治区）总共二百多万的人口，即使把税率定得再高，又能收上来多少钱？而西藏的企业又大部分是只赔不赚，无税可收。因此在西藏修路，只能由北京拨款。那等于北京把它在中国内地收的税拿来投进了西藏的第三产业，修出来的路却被算进了西藏第三产业的产值。这种“第三产业”，本质上是和西藏当地经济没有关系的。这种“第三产业”和西藏经济的脱节还体现在，北京把中国内地的钱拿到西藏去修筑公路，那修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