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杆也不硬的。而打起“现代化”的旗帜，以项目向北京要资金，则是开多大的口都可以理直气壮。在这一点上，西藏“稳定集团”巧妙地把自身目的融合进北京在西藏进行的现代化表演之中。既然北京需要让世界看到西藏的现代化，西藏就有理由为自身的现代化向北京要求任何条件，而西藏的现代化建设只能由“稳定集团”进行操作，那么北京为西藏现代化的所有投入，就会连同其中蕴涵的权力与实惠统统落进西藏“稳定集团”之手，成为供他们在“现代化”旗号之下支配的资源，供他们为所欲为的王国也就在无形之中了。在这里，需要对“稳定集团”再做进一步区分。前面谈到西藏的“稳定集团”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驻藏军队，二是地方系统。这一节所谈的“稳定集团”，主要是指地方系统。对地方系统，又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划分，比如汉人和藏人是有区别的，组成官僚体系的各级官员和普通职工也是有不同的。能够在现代化表演中获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是官僚体系及其成员。然而，“稳定集团”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一般职工，也是不可忽视的部分。他们虽然不掌握权力，但是他们在人数上占多数，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稳定集团”中的职工部分，是在供养“稳定集团”和上现代化表演项目过程中逐步产生并且日益扩大的。他们或是为“稳定集团”做辅助性工作，或是被招收进国有企业当工人，那些国有企业都是直接或间接为“稳定集团”服务的，或者就是现代化表演的产物，并不属于经济活动，完全靠北京供养，归根结底也是为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稳定服务的。所以，我把西藏的“国有单位”（即由北京发工资）干部职工都视为“稳定集团”的的成员。西藏（自治区）目前的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为160511人（1994年） ，其中干部为60365人 。这六万干部包括了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专业干部应该被归于普通职工范畴。党政机关官僚体系的官员数量是多少，目前找不到准确数字，可以做为参考的是，1993年西藏县级以上官员总数为4095人 ，另有乡镇干部八千多人 ，加上在上级机关工作的公务员和各国有企业的当权者（皆由政府任免），总数应该在三、四万人左右，属于官僚体系。在这三、四万人之外，西藏“稳定集团”内的一般职工，数量约在十二三万左右。1993年西藏共有市镇人口38。48万，“稳定集团”的成员及家属都是市镇人口，以十六万“稳定集团”成员每人有一个家属计算，“稳定集团”及其家属就已经达到32万人之多，这说明“稳定集团”构成了西藏城市人口的绝对主体。“稳定集团”在毛泽东时代以汉人为主体，近二十年汉人纷纷调回中国内地，藏人官员掌握实权，新被纳入“稳定集团”的名额也主要给了他们的亲友 ，“稳定集团”已经越来越多地变成以藏人为主。1994年西藏国有单位干部职工总数中，藏人所占比例已经达到67。8％ 。藏人在西藏“稳定集团”内占据多数和把持主要权力，成为“稳定集团”加剧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一方面是为自身争取好处的利益集团，另一方面又往往以藏民族的代表自居，他们中间的官僚与一般职工之间，既有彼此对立，又有相互统一。在为自身争取好处方面，藏人官僚向北京争的是拨款、优惠政策或是更多的权力，普通职工的关注则主要集中在供养方面──更多的工资，更好的住房，更多的休假等。由于职工及其家属就是西藏城市居民的主体，西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因此都成了与供养“稳定集团”有关的问题。几十年的供养已经使藏人形成了习惯，就像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习惯“大锅饭”一样，供养必须一直维持，不能停，不能减少，稍有问题就可能引起巨大不满，甚至导致西藏城市社会的反抗活动。属于“稳定集团”的藏人虽然是一个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集团，但只有其中的藏人官员从担心权力失落的角度抵制达赖阵营，普通的藏人职工不属于权力阶层，因此他们并不把稳定西藏当作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清楚自身与“稳定集团”之间的共生关系，丝毫不为此感激中共的供养。因此藏人职工中不仅有很多人接受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政治主张，甚至比“稳定集团”之外的农牧民还更为激烈。八十年代西藏发生历次反对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除了宗教界人士，往往就是城市的年轻职工参与最多。“稳定集团”中的官员和官僚体系，一方面有责任管束西藏职工，必要时甚至进行镇压，另一方面又往往乐于并且善于利用职工的不满和闹事，做为对北京施加压力的筹码，既然北京期望“稳定集团”的基本功能是稳定西藏，那么西藏的不稳定就成了“稳定集团”与北京讨价还价的资本，成了可供他们开发的一种资源。由此导致了西藏问题上的一个奇特现象──乱则生利。拉萨1989年发生大规模骚乱，导致了军事戒严，但是当年北京对西藏的财政补贴就猛增20％，超出原本许诺每年递增10％的一倍，第二年拨给西藏的基建投资竟一下增加了84％ ，增加幅度之大令人咂舌。怪不得内蒙古的官员背后抱怨北京“欺软怕硬”。内蒙古也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地位与西藏自治区一样，但几乎从来得不到北京的巨额拨款。内蒙古官员心里当然不平衡。也许他们也暗暗盼望，如果蒙古人也能像藏人一样上街搞一通打砸抢，内蒙古就能像西藏一样捞到大笔好处。既然不稳定的结果能带来好处，“稳定集团”中的权力阶层就不会真心希望西藏彻底稳定。如果真正稳定了，西藏岂不就得落到内蒙古那样。当然，他们也不会希望西藏乱大了，那会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不利影响。他们需要是一种蓄而不发的“适度不稳”──一种能够控制的张力。他们喜欢玩这种游戏。西藏目前的状态是，社会在任何方面的不满，几乎都会转变为政治上的不满，随之就会喊出要求西藏独立的口号。其实西藏真地独立了，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回来统治，现在的国有单位绝大部分都得被解散，职工也都将失去饭碗，更别说享受各种福利和社会保障了。除了中共以外，世上还有哪一个政府会花钱养这么多无所事事的职工呢？这无疑是一个讽刺──中共出于稳定西藏的目的不惜花费巨资，最终却制造出一个产生不稳定的来源。西藏“稳定集团”自身，首先就成为影响西藏稳定的问题和需要被稳定的对象。今天，稳定西藏的“稳定集团”，成了一个令北京头疼不已的问题。
4、昂贵的稳定成本
在“建立边防的代价”一节，已经从边防角度涉及了稳定成本的问题。这一节再看除边防以外其他方面的稳定成本，以及随时代变化，稳定成本所发生的“通货膨胀”。毛泽东时代，西藏的稳定成本虽然高于中国内地，相对来讲却被压到了最低。那时有一整套激励机制及相应的社会氛围，压抑欲望和个人主义追求，提倡“艰苦奋斗”与“无私奉献”。到邓小平时代，那一套完全失去了作用，人们再不肯亏待自己。过去的人坐卡车进藏，还要打着红旗唱革命歌曲；现在的进藏者不坐飞机是不会动身的；过去干部下乡靠骑马，现在换成了汽车，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进口车，动辄一辆几十万元。西藏官场车多车好是有名的。每到开大型会议的时候，官员们开来的车停在一起，就像高档车荟萃的汽车博览会。可以想象，仅此一项就会使中共在西藏的稳定成本提高多少。贡嘎机场距拉萨九十多公里，过去路不好时汽车要跑三个小时，现在缩短为一个多小时。不知为什么，多年来从拉萨飞往中国内地的飞机总是早晨起飞，而拉萨的航空公司只在前一天下午提供去机场的班车，因此旅客只有两种选择，一是提前一天坐民航的班车去机场，在机场旅馆住一夜，要么就是自己有专车第二天一早去机场。事实上，坐民航班车去机场旅馆过夜的人从来不多，大部分只限于自费旅游者。多年来，每天黎明时分从拉萨开往贡嘎机场的车流已经成了一道固定景观。那车流犹如一条不见首尾的长龙，白色和红色的车灯衔接在一起，在拉萨河谷黑暗的山脚下蜿蜒飞驰。我也曾置身过那车龙之中。那年一位西藏朋友派他属下的一辆福特车送我。由于那车速度快，一路不停超过其他汽车，使我得以直观地感受车龙的全貌。大多数的车都很好，价格昂贵，每辆车送一个或两个去机场的乘客，像我一样，有专门的司机给开车。但是几乎没有一辆车是私车，也基本不见出租车，全是公车。可想而知，那车龙载的乘客绝大多数都是“稳定集团”的成员或与“稳定集团”有关系的人。送我的车在那一路超过了很多车。到机场时，天刚亮，停车场上已经停了更多送人的车。过不多久，整条车龙就将调转头，从贡嘎机场再奔驰回拉萨。这是一件每天发生的小事，但是不难想象每天需要为这件小事付出的成本。车、油、驾驶员的人工（由于起早还要休息半天），天天如此，日积月累是多少？一件上飞机的小事都需要如此成本，其他事又该如何？从小见大，我曾见过军官们一次喝掉十几瓶四川名酒“泸州老窖”，每瓶76元，还有成箱瓶装的“青岛啤酒”，对深知西藏交通之难的人，那价钱已经不好算，仅运费一项该算多少？那些钱都是军费，名义上都是被用于西藏的稳定。前线的边防战士每人每天的伙食费是12。85元，军官们喝一顿酒，够士兵吃多少天？不过从稳定“稳定集团”的角度，把军官喝酒的钱打入稳定成本也应该。那的确是为稳定不能不付的代价。因为问题在于，在已经失去了信仰支持的年代，凭什么让人在西藏坚持下去？比起内地的物欲横流，纸醉金迷，喝点酒仅是最起码的要求。驻藏军队常年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官不在部队，除了休假，就是以开会、看病、出差、学习等各种理由逗留内地。那些理由很多都是表面文章，真正的目的是军官们需要去内地享受和放松。那已经形成默契，军官们你来我走，轮流出山，费用自然都是在军费中报销。“稳定集团”的地方官员也是一样。阿里地区1996年一个冬季，以治病名义回内地的干部就有一百多人，平均每人的花费至少在一万元以上，都由公款报销。其中不少人并没有非回内地治的病，只不过是借此理由而已。至于那些借公事出差名义下山的人数就更多了。不难估算，每年仅此一项，稳定成本又会增加多少。毛泽东时代，进藏的汉人干部职工皆是年轻人，距离退休和安置都很遥远。他们在西藏一干几十年，现在普遍进入养老阶段，长期在高原生活落下的病也开始发作，而他们在内地已经没根，全得靠西藏安排他们回内地治病和养老。为此，西藏需要拿出大笔钱在内地买地盖房，建“干部休养所”，安置他们，并担负全部养老金和医疗费，直到送终。随着退休人数不断增加，对西藏财政而言，已经有不堪重负之感。不过相对而言，上述花费都是小数，北京花费在西藏的稳定成本，最大的份额还是用于西藏的现代化表演和对“稳定集团”的整体供养。表面上，这一部分被体现为西藏的经济，但是我认为，抛开西藏自古存在的自然经济不谈，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在西藏所占的成分其实很小。虽然大量钱和物的活动都披着经济的外衣，事实上却不应该将其视为经济，因为那些钱和物的活动之本质，不过是一个正在执行政治使命的集团所进行的消耗──一部分消耗用于其政治使命，如对社会的控制管理、边防，以及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现代化表演；另一部分消耗则是对那集团自身的供养。那种钱和物的消耗是只有投入而没有产出的。投入者（北京）进行投入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产出（而是在于稳定西藏），甚至不要求产出。试问，这与以获得最大利润为基本目标的经济活动能是一回事吗？所以，我认为按照一般经济学的原理讨论西藏的“经济”，很可能是完全文不对题。清楚了这一点，也就没有对中共到底给了西藏多少钱和物进行争论的必要了，因为不管它拿了多少钱和物，主要都是它自己花，养它自己的人，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对西藏的经济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西藏老百姓从中得到的实惠也是很有限。所有那些钱物，按真正的用途来作帐，都应该打入中共对西藏的稳定成本。现在，我们来看看这笔稳定成本（不算军费）总共有多少。在北京对西藏投入的资金中，分为财政补贴、基建（即工程项目）投资和专项投资等几大类。基建投资又分为给西藏地方的投资和用于兴建国家项目的国家直接投资（如修筑国家公路等），专项投资则包括“大庆工程”一类的投资。由于不同类别的投资往往分头计算，在不同场合对外公布的数字也有很大差异，这里不做复核，对本书的内容而言，知道大概就可以。八十年代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1980年视察西藏时，在自治区干部大会这样说：
同志们，我报告你们一个数目字，二十九年来，国家给了你们多少钱哪？不算国家直接投资的，不算军费，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三千多万块钱。记住这个数字，四十五亿三千多万。你们自己收入工商业税、农业税一共多少钱呢？二十九年来，你们只收了五千七百三十八万。你看嘛，给了你们四十五亿，你们自己向老百姓要的只有五千七百万，我何必要那个五千七百万呢？！
胡耀邦的口气像个大家长，而且一言九鼎，从此后全西藏免除了农牧业税，并且北京还大幅度增加了对西藏的财政拨款。到1984年，按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视察西藏时的讲话，北京给西藏的财政补贴总数已经猛长到七十二亿。也就是说，1980…1984四年中的拨款达到了二十七亿。胡、田二人的讲话纪要中还有下列数字：
解放以来，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达七十二个亿。财政补贴占自治区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逐年增高：五十年代为30。6％，六十年代为45。5％，七十年代为80。5％，八十年代为97。1％。1983年，国家给西藏的财政补贴为六亿八千八百万元，人均357元，全自治区生产总值七亿零三百万元，人均364元；补贴与产值几乎相等。去年，从内地调入西藏的生产、生活资料商品总额三亿七千八百万元，占全区商品销售总额的84。3％。这说明西藏的经济基本上变成了一种供给式的经济，中央的财政补贴和物资调入实际上成了西藏的经济命脉。
这些讲话都不是对外宣传性的讲话，而且带有某种检讨成分，因此可以相信数字的真实性。这些数字尚不包括对西藏的基建投资和专项投资。另外，出于中共的意识形态特色和自上而下的动员机制，中国其他省份，包括军队，都经常以搞运动或响应号召的方式向西藏提供无偿支援，那究竟投入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很难计算了。1995年8月，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的一次会议上，西藏的中共第一书记陈奎元宣布，西藏自治区成立的三十年间（1965…1995），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数共计为300亿元人民币 。另有一个数字是从中共进入西藏的1951年算起，到1995年的44年之中，北京给西藏的钱物总值共计350亿元人民币。对此，有的汉人愤愤不平地计算，这44年平均下来，西藏全部人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