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村上边的古鲁贡巴村现在连废墟都快看不见了，就是解放前发生流感死光的。那时人们拜神求神，为什么照样死？神那时候在哪里呢？”他的身后，一张毛泽东身穿绿军装挥手的绣像挂在墙上。那是一张六七十年代的像，在他的墙上已经挂了几十年。说到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1989年指挥过拉萨戒严的一位解放军将军讲过他颇为自得的一件事。一天拉萨的示威队伍向自治区政府进发，他的部队驻扎在郊区，一时难以赶到，政府机关面临受冲击的危险。当他知道游行队伍喊的口号中有“打倒毛主席”时，虽然明知那“毛主席”指的是西藏自治区政府一个姓毛的副主席，但是他当即用对讲机指挥那些化装成普通市民的藏族警察与喊口号者进行辩论，强词夺理地指责喊口号者是要打倒毛泽东。他利用藏人对毛泽东的崇敬而混淆视听，以辩论阻滞游行队伍前进的速度，使他有时间把军队调上去保护政府机关。以毛泽东为由头，还可以保护便衣警察，否则不管用什么理由阻滞游行队伍，都可能受到示威者的攻击。我举这些实例，其中没有价值判断。我只是想指出一种客观事实，在藏民族重新一体化的表面之下，已然存在着一种不可弥补的深刻分裂。藏人不再是一个同质的概念，已经有不同的甚至彼此对立的藏人。他们是不能以“西藏人民”或“西藏民族”几个字就可以囊括和说明的。对达赖及其追随者重新统治西藏。除了底层的“翻身农奴”有疑虑，最不愿意的应该属今天正在西藏掌握权力的藏人新贵集团。他们中间，对毛泽东仍然保持愚忠的已经很少，死心塌地忠于北京当局的更是不多，但相比之下，他们最担心达赖返回。他们毕竟多数是当年的下层阶级，如果达赖喇嘛回来，大批过去的贵人和在西方受教育的流亡者后代也会随之而来，无论从阶级关系还是从政治派系上，他们的地位都不会不受威胁，除了既得利益的丧失，他们还会担心由于“历史污点”而受到清算。所以在必须做最终选择时，出于自身利益，他们很可能宁愿在北京与达赖之间选择“亲汉”。这个集团有多大？可以看这样几个数字：1993年，西藏自治区的少数民族中共党员总数为74347人（基本为藏族）；少数民族干部总数为42442人（98％为藏族）；县级以上的藏族干部为2439人 。虽然这些人当中的中共党员大部分只是有名无实，干部中有相当比例的专业技术人员，不能被算进新贵集团，但哪怕只有一二万人铁了心地拒绝达赖喇嘛，凭他们在西藏广泛掌握的权力和资源，还有大批担心旧西藏复辟的“翻身农奴”充当他们的群众基层，形成的力量也是无论如何不能小看的。其实，达赖喇嘛不但不会在西藏复辟旧制度，还将在西藏实行远比现在的共产极权制度更有利于人民的民主制度。然而对于西藏普通百姓，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一个以宗教为本的社会，其内在精神如何与民主的理念相协调，也的确存在逻辑上的障碍，不容易让直线思维的普通百姓想得通。与百姓亲身利益关系最为紧密的是社会经济制度，但是恰恰在这方面，达赖喇嘛的主张是什么，是否能保障底层人民的利益，多数西藏百姓对此十分模糊，甚至毫不了解，他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旧西藏模式，并认为那既是达赖喇嘛带走的，当然也将是他带回的。他当初之所以和共产党开战而且逃走，不就是因为他不愿意改变那些制度吗？达赖方面如何解决中共制度下形成的利益格局，中国海外民运杂志《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就这个问题与《西藏通讯》的主编达瓦才仁有过对话：
亚：如果从一九五九年达赖喇嘛离开西藏算起，近四十年来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藏族同胞在共产党官僚体制内担任了各种级别的职务，这些人由於既得利益的限制，是否会采取与西藏流亡政府不同的政治态度？达：现在在西藏担任各级干部的藏人，尤其是其中的高学历者支持西藏独立。因为西藏如果独立，并不意味着他们权力的消失。他们相信，到那个时侯，不过是在另一个旗帜下面再宣誓一遍而已。而且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也历来强调，未来的西藏管理应该是现在的官员来管理，流亡政府的官员不会回去与现有的官员争权，流亡政府也没有什么官员，全部公务员总共才四百名，将来回西藏也形成不了自己的势力。所以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一再强调，不管愿意不愿意，未来西藏只能是现在的干部主导。对於流亡政府的这个政策，里面的干部也明白。亚：这是您的一种经验判断，还是有统计根据的说法？达：是经验判断，同时也有现实的调查。我在国内有许多朋友，有担任乡长、村长还有其他什么长的各部门官员，他们对此并不抱有怀疑。
对达瓦才仁说的西藏官员“不抱有怀疑”，我倒是怀疑的。我在阿里狮泉河镇的甜茶馆碰到几个二十出头藏人，他们是刚从学校分配来的政府工作人员，对我问达赖回来后他们会怎么样的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得让位给“寺庙的人”。何况那些在共产党政治文化中耳濡目染多少年的藏人官员，他们对这类“统战”手段早已了如指掌，对说一套做一套的背信弃义更是屡见不鲜，他们不会轻信任何许诺。何况他们又怎么能相信？共产党的天下还没垮，当年的“积极分子”就已处处遭人侧目，将来即使达赖喇嘛不主张清算，别人又是否听呢？何况还有那么多藏人官员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党务官员，难道西藏没有共产党了，达赖政府还会给他们专门安排别的职务吗？我有一个在拉萨公安部门工作的朋友，他的一位藏族同僚曾经对他说：“即使你们汉人全撤了，我们也不会让那些国外的人回来。我们会和他们血战到底！”他说的“国外的人”就是流亡藏人。我相信他十分清楚，即使他想“洗刷”自己，也是洗不干净的了。西方和达赖方面谈到中共镇压拉萨示威时，总是笼统地说中国警察或武警如何向西藏示威者开枪，让不明白情况的人听了，就以为那是汉人对藏人的屠杀。其实中共在西藏的警察和武警中，藏人占有相当比例，在镇压过程中藏族警察开枪的勇气和决心比他们的汉族同事要大得多，因为他们没有民族包袱。武警某支队的藏族参谋长表示对他不存在民族镇压的问题，所以每次开枪命令都是由他下，而且他还亲自带头开枪。藏族便衣警察把手枪放在衣袋里对示威者开枪，是那时在拉萨广为人知的常见之事。我的公安朋友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几个藏族警察在八廓街值班，围坐一起打牌，一伙喇嘛突然打起雪山狮子旗喊口号游行。一个藏族警察一手拿牌，抬起眼睛，想都没想，另一手掏枪就开，当场打死一个喇嘛。这违反了只有制止无效并受到暴力攻击时才允许开枪的原则，当局要给予处分，那个藏族警察还表示委屈，辩解他是为了“平暴”。藏人再也不会回到以往那种一体的状态，他们分裂为不可弥合的不同集团。但是，藏人的分裂主要还不在于以人群划分的分裂，更多并且更难解决的是在他们每人自身内部的分裂──他们既信奉达赖，又尊敬毛泽东；他们膜拜传统的神明，却不想要传统的社会；他们重新像过去那样畏惧来世，却已经无法不贪恋今生；他们需要从控制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共政权获得世俗好处，又必须从主宰他们精神世界的达赖那里获得人生指点，两边相反，他们却对两边都不敢反抗；他们无所适从，脑所想的和心所愿的可能相反，所作所为可能正是毁坏自己；他们因为“叛教”的罪疚不敢面对过去，展望未来又必须回首当年；他们往往被撕扯得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和到底要什么……这种精神分裂才是藏人最大的悲剧。
4、无人进藏（下）
以往中共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靠得是“精神原子弹”，那既有效、成本又低廉。而随中共宗教破产，“精神原子弹”消失，个人利益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主体，自我成为人生核心，那种被誉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也就再没有存身之地。这时，历史上一直难以解决的“无人进藏”，重新成为中国治藏所面对的问题。暂且先不说今天是否有人进藏，就是那些已经在过去进了藏并且工作多年的汉人，现在也几乎人人思走。“哀莫大于心死”，一位八十年代的进藏大学生在离开西藏时，回忆了身边两件事，从文章的题目──“枯海沧桑向谁诉”，就已能感受到其中的哀怨。
那年初冬，我认识了本单位一个工人刘建国，他二十多岁，清秀的相貌看上去老实本分，家人都在内地。我常去找他同屋的张雷聊天，刘建国很少插话，大多是听，有时给我倒杯水，土屋虽破，却被小伙子的朝气所辉映，是我唯一串的门户。那天下午，沉闷的爆炸声从刘建国住的小屋里传来，人们跑去一看，屋顶被炸飞，四壁被他的血肉涂得斑斑点点，屋梁挂着肚肠，头颅飞落于隔壁屋顶，只有他的两条完整的腿，在废墟中仿佛依然抽搐着。张雷惊呆了在水池边，几分钟前，刘建国镇静地对他说：“张雷，没水了，你去提一桶。”张雷提着水桶刚到水池边，就听到沉闷的轰响，刘建国怕伤及无辜，是用胸膛捂住炸药引爆的。远在内地的亲人没有来——幸亏没来，旁人尚且不忍，千里迢迢的家人赶来看到如此惨景将何以堪──一个三合板木匣盛起他残存的肢骸，被拉出大门，不知去向。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刘建国死了，为什么会死？那年冬天单位分配牛羊肉的时候，大家买去的大多是整羊，很少有人去摸牛腿。人们说：那太像刘建国留下的……另一个冬天，就在我住的单身宿舍楼楼下，兰州大学毕业的援藏大学生郭宾被锁在小屋，恶骂了两天一夜，精神失常，被一条麻绳捆送回内地。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场合向职工说明：郭宾疯了，为什么会疯？……
对那一死一疯两个人，没有人出来说明情况，也许正是因为找不到可以解释的原因。那个年代被认为是原因的，必须是直接有关的什么事情──失恋、反错误等等。放在今天，人们大都明白了那更可能是心理问题，跟事没关。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的心理问题，都是与西藏有关的。就象西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天远地中生活必定需要宗教一样，汉人在西藏坚持下去，也离不开精神的支持──那精神必须能够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完全不同的世界来生存，给他们在艰苦和孤寂中坚持下去的力量和勇气，还有人生意义的满足。一旦没有了那种可以做为生活意义与价值支点的精神，进藏汉人的心理就会变得相当脆弱，发生心理问题的可能也就会大大增高。在驻守西藏边防的中共军队中，军官得精神病的比例相当高。这中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今日西藏驻军的各方面条件，比毛泽东时代已有极大改善，无论生活条件、工资待遇，还是文化生活（基本都能看到电视）、休假时间都有大幅提高。一位驻藏老军人告诉我，六十年代他在边防连队当兵，住的是半地下的窝棚，没有电，更别说电视，每天晚上只能在油灯下学“毛选”。唯一的娱乐是半年来一次电影放映队。他最长一次连续看了十四个小时电影，每部片子至少看两遍。然而在那比现在艰苦和枯燥得多的年代，却很少有人得精神病。为什么？原因就在那时的人有信仰支持。尽管那种信仰带有相当多的荒谬成分，但是并不妨碍它对精神的平衡功能。在这方面，它和西藏宗教的价值是一样的。如果能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失去信仰支持的进藏汉人也不会苦闷和失衡到这种程度。但是问题谈到这，就变成了人种方面的原因。低地人对高原环境的天然不适，使进藏汉人普遍认为孩子不能生养在西藏。不管在西藏出生和长大的汉人孩子是否真会受到肌体损害，此种观念的流行的确导致了大部分进藏汉人把妻子和孩子留在中国内地，自己一个人进藏工作。前面提到过的孙小梅后来自愿要求进藏工作。在进藏路上与她同房间的一个女人有一段难忘经历。那女人曾经实在忍受不了分居生活，毅然带着尚在襁褓的孩子到西藏找丈夫。原以为无论多苦也要生活在一起，没想到孩子的高山反应特别强烈，在西藏没呆几天她就只好带着孩子往回返。赶到机场等飞机的时候，孩子已经一口气不如一口气，最后完全没有了气息。周围的人都同情她，有人劝她赶快把孩子埋掉。她那时精神陷入恍惚，抱着孩子就是不松手。登机时也没人敢拦她，她抱着孩子上了飞机。没想到飞机关门以后，空气环境立刻调节到低地状态，氧气增加，气压增高，孩子又开始有了气息，很快就活了过来。那时她才悲情大作，嚎啕大哭。飞机上的众人纷纷陪她掉泪。可想而知，类似这样的经历会对女人心理造成怎样的伤害。即使没遇到这种极端情况，女人们对独守空房、一个人操持家庭也是难以长期忍受的。尤其在今天这个务实的时代，进藏汉人的家庭问题多、离婚率高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我在一本中共军官写的小册子里见过一封实录信件，是一个下级军官的妻子写给军队上级的。那位妻子不但要与丈夫离婚，而且不要孩子，做丈夫的只好把一岁四个月的孩子带回部队。部队上级为此写信给那位妻子进行劝说。妻子回信如下：
部队领导：或许你们已经知道我和万明的关系吧！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要我来队把孩子带回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我单身一人，路途遥远，再说需要那么多钱，我能去吗？现在你们出面叫我单位领导做工作，有什么工作可做，谁理解你们前方军人，又有谁能理解我呢？现在金钱第一，金钱万能，难道你们不知道？不会吧！领导，说实话，我和万明的感情还没完全破裂，还没到不能挽回的地步，然而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我想一想，我单身一人在这里，又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应付与这个家庭有关的各种事情，不怕你们笑话，上厕所都要把孩子带上，这些你们感受过吗？因此，我只能忍受感情上的痛苦与他离婚，各走各的路，不然叫我怎么办呢？一副又一副的重担我担不起，为什么要我全部付出？我付出的还不够吗？我又得到了什么？婚前，我把未来的生活想象得像电影、电视、小说里面一样美好、浪漫，谁知，婚后的实际生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还不是因为嫁给了一个当兵的。领导，如果你们真正关心我，关心这个家，就让他转业吧！或者调来离我近一点也行，如果你们什么也不答应，那么请把离婚证给我寄回，我好重新走我的路，我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最后，请你们转告万明，把孩子给我带好！
此致
敬礼汪丽蓉1989．2．15
过四川与西藏分界的金沙江桥，西藏境内的第一个县城──芒康，座落在一个三叉路口。一条路进西藏，一条路下云南。1994年我开车进藏，在那个路口碰上一个解放军军官拦车，他向我打听有没有见到一个士兵。虽然他没说，看他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八九，那个兵开了小差。军官指挥他的士兵分头向云南和四川的方向追。我继续往西藏境内开了几公里，在无人也无草木的西藏大山之中，远远看见一个孤独的身影。像那军官形容的一样，没戴帽子，只穿一身迷彩服，剃光的头在中午垂直的太阳下发亮。是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