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徒步横穿南极而被视为民族英雄的汉人秦大河，在西藏却被高原反应打垮，陷入昏迷状态；而我的一位藏族朋友说他母亲试了三次去瑞士探亲，都因为不适应低地气候病在半路，一回到西藏就恢复健康。这种对比不能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我们后面的讨论中，需要时刻记住已经存在于基因中的这种汉人与藏人之间的差别。它一般不会显现出来，但是追根溯源，却往往能够成为理解某些问题的关键。归根结底，西藏最重要的特征在于高。地球上高耸起这么一块大地，以它的高构成了与周围低地相区别的生活环境，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文明。别的民族之所以容易被纳入主流，失去自身传统，道理在其传统的形成和保存主要是靠人文环境的隔绝，一旦隔绝被打破，就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而对西藏，不管怎么打破它的隔绝，有一点却怎么也改变不了──那就是高，因而西藏的传统就是在很多方面，也一样是不可改变的。藏文明是藏人在西藏高原的高海拔上建立的“高”文明，唯有藏民族在那“高”的严酷中，与缺氧、低温、狂风、冰雪、强辐射为伴坚守了几千年。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藏人，西藏高原就没有人类生活，也就不归属于人类。因此，达赖喇嘛及其追随者认为西藏属于西藏民族，是有其根本上的合理性的。
2、无人进藏（上）前面曾提到在从东方式关系向近代主权体系转换中，只能接受既成事实，而对历史是非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由于既成事实往往是实力较量的结果，因此肯定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公平的。以中国之十几亿人，对西藏之几百万人，以实力较量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如果仅以人口数量和军队大小为实力的标准，西藏确实与中国相差悬殊。然而我们在前面也谈了“天助西藏”，西藏的地理、气候、生存条件与交通的封闭，一直都在有效地帮助西藏人阻挡侵略者。“人活半口气”的状态，也使得低地人难以产生进藏的兴趣，哪怕逼着他们，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地逃避。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国与西藏的实力又不那么悬殊了。在中共接管中国以前，西藏为什么能够始终保持实质上的独立？如果仅仅是人与人的较量，那时的中国与西藏之间实力相差的程度并不比现在小，为什么没有控制西藏？原因之一就在那时的中国人战胜不了西藏的“天”——即没有解决无人进藏的问题。事实上，中国控制西藏，最终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军事胜利，而在于能否把只适应低地文明的汉人送进西藏，并使他们留在那里。尽管中国人多，对其控制西藏有意义的，却是能够进藏的人有多少，如果都不进藏的话，它有再大的人口优势不也等于没有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什么时候中国能够把足够的汉人人送进西藏，在西藏长期坚持下去，什么时候也就等于中国战胜并征服了西藏。如果中国在历史上早就做到这一点，中国也就早征服了西藏，近代也就没有了西藏问题。然而，中国与西藏作为紧邻，关系持续了上千年，到中共进藏以前，在西藏生活的汉人到底有多少呢？国民党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著书记载，根据1943年实地调查，在西藏长期安家的汉人，共约五百余户，二千余人，其中五分之三居住在拉萨。他们大多是清代随中国官员或军队进藏当差役或开饭馆、种蔬菜者，在官员和军队撤出西藏后，或因原籍无亲族可依，或因没有回内地的盘缠，无奈而流落西藏。其中大多数成为赤贫无依之人，仅赖苦工小技或零星小贩以谋生计，其语言习惯，多趋藏化，娶亲也多为藏人，他们的后代已不能称为汉人 。上千年的紧邻关系，真正“移民”西藏的汉人只有二千多（包括家属及其汉藏混血的后代），平均每年二人，而且大都是不得已才留在西藏。除了低地人对高海拔的先天不适，汉人还难以接受西藏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藏文明是高海拔地区“天人合一”的最佳方式（后面对此有讨论）。由于西藏海拔高度的不可改变，汉文明实际上不可能进入西藏的广大地区，更不要说去同化藏文明。反而以往的汉人移民大多数都已“藏化”，尤其是在农村牧区生活，不接受“藏化”，就不能生存。不要说汉人移民不进西藏，就连中国官员也逃避进藏。清末有人提出过西藏建省的设想，以“改土归流”的思路将西藏的“异质”政权转变为“同质”政权。但是连被治史者指责为“颟顸武断，漠视藏情” 的驻藏大臣联豫对此都不同意。并非联豫不想，建省最有利于他独揽大权，而在于他知道不可能。原因就在于他反复强调的“无人”。当年偌大西藏，“不过驻藏大臣及各粮员武员数人而已” 。遍览联豫在藏期间给朝廷的121篇奏稿，有关请求调人、设法留人的计25篇，占总数的将近21％，足见需求多么强烈。他的要求并不高，仅仅是“……联豫自调任以来，先后奏调咨调不下四十余员，使皆应调到藏，又何至有乏才之叹”。而直到最后，他也无法实现这种最低要求──“现在奴才等署中借差者，仅各有三四员及投效数员……” 。而类似“在藏人员，实苦不敷差遣……惟藏中人材缺乏，诸事维艰……”的抱怨，在他的奏稿里仍是处处可见。一个堂堂二品驻藏大臣，身边只有数员当差者，他究竟能干多少事，发挥多大作用，凭此一点即可估价大概。即使他请调的四十余员尽皆到位——靠那点人又如何够建省呢？为何中国派赴西藏的官员少到如此地步，又为何驻藏大臣一再要求增加进藏官员而不成？也许当时的中国政府有各种摆在桌面上的考虑，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能分析出各种原因，但是我宁愿相信历史的很多结果，其实是当事者的个人意志所导致的──官员们不愿进藏。照理说官员不同于移民，去哪里上任并不取决于本人是否愿意，而是上级的任命和调遣。然而被调遣的官员不必采取抗命方式，他们可以用其他方面的理由（他们可以找出无穷无尽的理由），再配以持久的软磨硬泡，往往就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情况直到今天也是一样。例如联豫赴藏上任之时，带了一班随员从成都起程，行至打箭炉（今甘孜州首府康定），随员即要么告病，要么托故，纷纷后退，仅剩一二人。弄得他只好在康定盘桓多日，勉强补上几个随员才能继续进藏。他奏请调用的官员，也是“以道途险远，辞不赴调者，殆居多数，余或中途辞差，或因病去藏，或差满假归。” 。有的大臣不得不带自己儿子、侄子做为随员去上任 。其实康定虽为入藏门户，气候和风俗开始变化，但尚有四川“天府之国”的面貌，远较藏区纵深处繁华。我曾从那开车进藏。一出康定就是一座名为“哲多”的大山。山顶积雪数尺，西眺荒凉无际，大风与阳光搅成一团，西藏的气息扑面而来。我能体会那些只能骑马进去而且将一住数年的古代官员，逃避的愿望会有多么强烈。连我都有。三十年代黄慕松进藏，一路受到最高规格接待，在他的进藏日记里，依然通篇可见路途艰辛。举一段他在路途过夜的感觉：
易珠雄处于高山之阴，空气稀薄，呼吸迫切，气候严寒，冰须裂肤。夜寝重被之上，覆以毛毡，内则体温外发，外则冷气内侵，暖不敌寒，化成水气，毛毡尽湿，触受即濡，瑟缩无眠，头痛又发，直至天明……
走过进藏之路的历代文人所写诗句──“人渐西来天渐冷，密云细雨马头生”、“马后桃花马前雪，出关那得不回头”……无不透露悲凉的气息。国民政府派驻康区的一位县长给黄慕松说了个谜语──“关外县知事”，打一“四书”里的人名，谜底是“司马牛”。意指在藏区的县长，仅经办乌拉，管理牛马之事而已。黄慕松对炉霍县的描述，整个县城“居民不过百余，有一条小街，长五丈” 。五丈是十五米，还不够一个三级跳远的距离，可想谁会愿意被派到那样的地方去当官？有人可能怀疑我的结论。不愿进藏只是个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怎么能决定中国上百年的治藏方式？一个国家的统治机器难道可以被其下属官吏所左右？事实往往是这样，官僚体系的官吏们如果取得一致，连皇帝也无可奈何。他们的力量不在于对抗，而在于制造惰性。那惰性不是公开的，却会使统治机器的运行成本急剧增高，最终因为无法承担而不了了之。不愿进藏不是谋反，是人之常情，大家都能理解，也都会给予同情、帮助说话或提供方便。虽然进藏者的数量在官吏队伍中所占比例并不多，但是每个面临进藏的官吏都有自己走后门、托人情的庇护网络，网络串网络，从小到大，就有了整体性，个人的小动机也就会影响到国家典章制度的内容，以至治理西藏的大政方针。且不说被派赴藏的下级属员，即使是驻藏大臣那样的最高驻藏官员，历代清政府所委任的总计135人中，因为各种原因未到任的也有23人之多，占到17％ ，其中不乏寻找理由推脱进藏者。联豫奏折虽似客观报告──“西藏地处极边，道路险阻，水土恶劣，天气苦寒，各省人员，或惮险而畏葸不前，或应调而半途即返”，其实何尝不是他自己的内心同感。在他的奏稿中，向朝廷表白体弱多病，希望内调，或是请求回京述职（实为休假）的文字一样屡屡可见。设身处地去想，此种心态完全可以理解。举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明问题，112个实际到任的驻藏大臣，加上9个已经上路但未到达的驻藏大臣，一共123人，竟有32人死在西藏或进藏途中，死亡比例高达26％──四分之一还多。那些死者大部分是病死，还有3人是被叛乱藏人所杀 。但是无论中国官员如何不愿意进藏，西藏也不能完全不派人去，于是就得考虑“重赏之下出勇夫”。雍正皇帝派首任驻藏大臣僧格和玛拉进西藏时，别的事都没想起叮咛，却也没忘了赏一千两银子。联豫给朝廷出主意，按照当时的出国人员标准，把进藏随员的工资从每月六十两银子提高到一百六十两，并发置装费，任期结束，再根据劳绩给予升迁。以“重赏”鼓励进藏，使进藏成本高昂，加上原本进藏就遥远险阻，花费巨大，财政压力也就从另一个角度促使国家尽量减少驻藏人员。中国官员普遍不愿进藏还导致另外一个结果，使西藏变成了 “被议降革之员”“发边效力赎罪”之地。因为只有这种人容易差遣，不敢抗命，或是愿意有一个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新环境。还有一些官员则是因为得罪了朝廷权贵，被遣赴藏是权贵的惩罚或报复手段。那些不得已进藏的官员，即使到了西藏，也都想方设法留在相对比较繁华的拉萨，而不去西藏其他地方。这使得中国对广阔的西藏社会基本不能发生影响。藏人“只知有达赖，不知有朝廷”，一点也不奇怪。中国如果要在西藏建立主权，前提之一是需要让中国官员掌握（至少可以约束）西藏的基层政权，可是中国官员连去拉萨都千方百计地逃避，又如何肯去更为偏远艰苦的其他地区呢？1792年，清朝出兵西藏反击廓尔喀入侵之后，鉴于导致那场战争的问题出在班禅治下的后藏，乾隆下谕：“驻藏大臣二员，向俱驻扎前藏，于后藏事务鞭长莫及，嗣后应分驻一员，以资弹压，遇有事务就近办理” 。照理说乾隆这主意出得不错，但是带军进藏的大将军福康安等却筹议否决了乾隆这项动议，理由是两位大臣分驻前后藏，不便商办事件。其实真正的理由在哪呢？透过历史的书页，我们看到当年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围坐在酒桌旁，酒至半酣，感情渐浓，有可能被派往后藏的副大臣开始诉说，连在拉萨都是非人日子，再去更偏僻的日喀则该怎么活？正大臣也许仅为打麻将别缺人手，也会帮着副大臣说情。福康安受了招待（也许还受了礼），何不送一份人情？于是大家就共同商量怎么对付皇帝，用什么理由，怎样表述，最后让高高在上的皇帝无奈地听凭他们的意愿。当然这仅是想象，不过也有类似的实例。民国期间国民党特务首脑戴笠曾派一特工小组进藏，指定他们的任务是去西藏与印度之交通要道所在的江孜搜集情报。那小组的一个成员后来亲口所述：“拉萨是西藏政、教、文化中心，市面繁荣，生活条件较好，汉人较藏区其他地方多。于是大家都留恋在拉萨。上级一再来电催促，我等均搪塞、支吾，一直拖延到1946年。” 那小组进藏时间是1942年，在拉萨一泡就是四年，最终也没有一人去江孜。到西藏的中国官员皆盼望早回中国内地。黄慕松赴藏留下一位名叫蒋致余的工作人员担任民国驻藏代表。蒋驻藏三年后以健康原因要求返回内地，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命令他留在拉萨等待接任者，然而蒋竟不顾指示自行弃职离藏 。这种以断送仕途前程换取离开西藏的举动，充分表现了中国官员不喜欢留在西藏的强烈程度。我一直不能忘记我在果洛玛多县遇见的一个汉族女孩。她的名字叫金花，未满二十岁，一条腿跛于小儿麻痹症。那时我在玛多住院。她是我的病房护士，少言寡语，工作特别细心。在我将要离开玛多的前夜，她问我她该怎么办？她没说出是什么怎么办，但是我明白。牛粪火在天花板上闪动，窗外北风嘶吼，荒原长夜漫漫。她的脸充满了让我心酸的悲哀。那脸上花蕾一般的鲜嫩终会在高原日晒下褪色。哪个少女不是充满了人生向往，但是这片无边的西藏高原，托付不起任何内地文明培养的向往，连打发时光都成了日复一日的折磨。我倾听大风从远方送来的狼叫，想了很久，对她说：“信教吧。”她也想了很久，回答说：“我是团员，不能信教。”她现在还坐在牛粪炉旁编织她的毛衣吗？风声和狼叫仍然千年如故，只是她的脸该被风吹出许多皱纹了。
3、毛泽东的精神原子弹
天是伟大的，人是渺小的。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一天集体性地具有了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才可能与西藏的“天”站在同一水平。产生这样一批可以与西藏之“天”相抗衡的中国人并非易事，直到毛泽东时代，这个奇迹才终于出现。正像前面所说的，西藏就垂在中国的手边，何时中国产生了可以战胜西藏之天的人，解决了无人进藏的问题，西藏何时就会瓜熟蒂落被中国所摘取。解释毛泽东时代为何会产生一代狂热的献身者，那是另外一本书的话题。在这里，无论认为那是宗教苦行、集体“洗脑”，甚至纯粹的历史误会，无论怎样，那样一批人确实在毛泽东时代产生了，并且成千上万的汉人在那时走进了西藏。毛泽东的精神威力在中共军队与藏军在昌都进行的战役中就已充分展现。战役之前，为了适应高原，中共军队有房子不住，却宿营帐篷。每天进行负重行军训练，士兵们在背包里装上重达三四十公斤的石头 。战役打响后，中共军队的作战意图是全歼藏军主力，实现那个目标的关键在于必须及时切断藏军退路，完成包围。藏军回撤走直线，中共军队却必须绕行一个长达千里的迂回。十八军52师154团是担负迂回任务的部队之一，部队最长连续奔跑36小时，很多士兵累得口吐白沫倒地不起。团长郄晋武肩抗一挺机关枪始终跑在队伍最前面，到达最后目的地恩达时，身边只剩32个士兵。从另一个方向合围的青海骑兵支队赶到恩达时，一千几百匹战马跑垮了五百多匹，除掉队的以外，只剩骑兵百余人和弃马徒步奔跑的百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