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报成少数民族而非汉族。汉族的普通百姓，社会地位丝毫不高于少数民族，而在受迫害方面，却一点不因为其有主体民族的身份而有所减少。中共的迫害是针对人的，而不是针对民族。在这方面，它绝对一视同仁。所以，只能说是中共政权、而不能说是汉族人民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包括西藏民族实行了迫害。历史上，征服者往往对被征服民族实行同化政策，而中共在西藏推行的“同化”却非“汉化”，而是“共产主义化”。那种意识形态的根源不在中国，是被称为“超民族”的。虽然中共绝大部分成员和高层领导人都是汉族，但是在毛泽东时代，汉族的传统文化比少数民族文化摧毁得更彻底。举例说，那时少数民族的服饰还可以在节日或电影画面上频繁亮相，受到赞美，汉人却只能身着清一色的“解放帽”和“中山服”。谁要敢穿传统汉人的长袍马褂等服装，马上就会惹来祸害。达赖喇嘛在谴责中共压抑西藏文化时，举例说“中共准唱的都是中国调子，歌颂政治的歌曲” 。这谴责的后一半是对的，但是凡从“文革”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那时全体中国人被允许传唱的有数几支歌曲中，藏族曲调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正是在那个年代，认识到了藏族歌曲的美妙。宗教方面也是一样，汉人和藏人一样，都不允许信仰宗教，虽说汉文化的宗教意识比较淡薄，但是汉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家族关系和祖先崇拜，则是被当作首先打击、彻底清除的对象。因此，中共对于汉族，同样以“共产主义化”进行了文化上的种族清洗。所谓的“文化大革命”，革的就是传统文化的命。所谓的“破四旧”，矛头所指就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汉族文物遭受有史以来最大的劫难，“焚书坑儒”蔓延全国，寺庙、祠堂尽成废墟，千年的风俗习惯被一扫而空。在毛泽东执政的年代，汉人遭迫害而死的数目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几千万。因此，中国少数民族所受的压迫，不应该由汉族人民承担罪责，也不应该定性为民族压迫，而应将其看作是专制政权对全体人民（包括西藏等各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的政治压迫。藏族人民在中共统治下受的苦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灾难的一部分。在反抗专制暴政的立场上，藏人和汉人是一致的。如果把问题变成种族问题，实际上是混淆了根本矛盾。不要说那绝大多数从未去过西藏的汉人不应为中共对藏人的迫害负责，就是那些在西藏工作过的汉人也不能一概而论。我认识许多在西藏工作了多年的汉人，他们放弃中国内地比较舒适的生活环境，自愿到西藏工作，真心地认为自己是去帮助西藏人民。一般来讲，长期坚持在西藏工作的汉人，在人品方面相对比较高尚，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成分也相对多一些（后面我将谈到，正是因为理想主义的衰落，今天愿意去西藏工作的汉人越来越少）。我在阿里霍尔区与之交谈的那位藏族妇女说：“这么多年接触多少干部，说真话是汉族干部好。”这是她的原话，我是从当时的笔记上一字不动地抄在这里的。阿里在西藏的最西边，而我在西藏高原最东部的四川藏区，也听到另外一位挖虫草的藏人说过类似的话。汉族干部进藏，可以追逐的个人利益很少，在当地也没有什么裙带关系，因此相对比较公平和尽职。多数基层藏人对此都有同感。所以在西藏，离开拉萨那样的城市，越深入农村和牧区，针对汉人的仇视也就越少。当然，进藏汉人干部是中共政权的组成者，他们不可能不执行中共政策。从这一点，他们对西藏人民所受的迫害脱不了干系。他们那时是以什么心情执行他们的使命呢？一位在藏北草原工作了15年的汉人这样回忆他在文化革命期间初上草原时的情景。那时他和同伴奉命去一个叫强马的公社办师训班（教师培训班），住在公社书记老才多家。
用老才多的话说他参加革命是1959年。他为平叛的解放军做向导、牵马那天开始，就把后半生交给了共产党。十几年来，他忠贞不渝地跟党走，从没说过半个不字。当我问及生活时，他总是说：“不错不错，和解放前相比好多了。”就在我们到强马的那天晚上，他一家人只喝了一顿清茶。然而，第三天中午，他给我和李尧天一人送了一碗雪白鲜嫩的酸奶。通过支委会反复讨论研究，为我们5人杀一只羊，羊肉煮到半生不熟时，我们喊来这个有13顶帐篷的牧村的孩子，同他们消灭了这只羊乃至一大锅汤。看着孩子们连血带肉地大块撕嚼，我和李尧天什么也没说。什么也不敢说。但有一点必须承认，我们来草原时的那种革命激情荡然无存。师训班在极困难的情况下开学了。校址设在我和李尧天住的帐篷——强马公社的领导专门为我俩搭的帐篷——前的草地上。前来学习的是附近5个生产队和7个作业组（又叫放牧点）的教师、干部……除了教文化课外，还读报纸。大多是“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基本路线再教育。时间定为45天。中途我们搞了个小活动，即把牧民请来听我们5个工作队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国际歌”。那几年禁止跳圈舞，牧人的文娱生活一贫如洗。我们的“清唱”博得阵阵掌声。那夜强马异常热闹。15堆羊粪火把强马的13顶帐篷照得透亮。老才多称我们是“革命宣传队”。看到那些面色饥黄，平日呆板的脸庞露出的欢笑，我便感到阵阵心酸。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而摧枯拉朽的政治运动使得他们无法张口歌唱。对于我们的革命歌曲，他们根本听不懂歌词，他们只知道一点，这是歌。……待我们回到县城时已是8月初。我们简单地汇报了办班情况，刘逸民、才仁多吉等县委成员都挺满意。效果如何只有我们知道，对于当时的牧人来说，他们更多的需要是吃饱。县委成员也许知道，但乌纱帽就那么一顶，谁也不敢把这个事实说明或向上汇报。当我们说到那里的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时，刘逸民不禁痛苦地抽搐了一下嘴角，才江多吉低头大口吸烟。他们有难处，他们的难处是不敢直面他们领导的贫困的草原。或许他们比我们更了解牧人的生活，可是“红彤彤”的草原能让他们说什么呢，包括他们自己的生活。刘逸民是50年代进藏的，在他那间20米的斗室里，他的全部家当是一口木箱和3个飞马牌（一种香烟的牌子）的纸箱。而才仁多吉唯一的奢侈品是一张小藏桌。他们同自己的人民一道熬度岁月，忍受草原风寒和政治风寒。80年代初，内调回河北的刘逸民在双目失明和卧床不起的痛苦中，结束了50多年的生命。才仁多吉在心脏病和肝病中离开了人世。我想作为那个年代的他们，我，甚至我的同代人无权指责他们的人生。这位汉人同时表达了他对西藏和西藏人民深深的眷恋之情：藏北、西部、无人区，在我刚刚启蒙的思想中扎下了深根。从1973年到1978年，我有近5年的时间在荒原上度过。即使我在大学期间，每年也必去一至二次藏北。毕业后我又要求回藏北，直到1988年春天才离开，我热爱那块土地，是因为那里有雄浑的天和地，有纯朴、犷悍、善良的人们，有冲不毁，刷不掉的宗教文化，有我的青春和心血。正因此，我把她称为我的草原、我的牧人，我不想用高腔高调炫耀我的15年草原生活。我尊重命运的安排。草原接收了我，我也爱上了草原，事情就这么简单。具有这样经历和情感的进藏汉人是很多的。如果把这一类汉人全都划在被藏人一概痛恨的范畴，是否有失公平呢？包括中共经营西藏的元老张经武，曾经是中共统治西藏的最高人物，如果从对藏民族进行征服的角度，他应该是中共的功臣，然而他也一样成为专制暴政的牺牲者。在西藏工作多年的记者赵慎应后来记述了张经武在文化大革命的下场：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就将他（张经武）逮捕起来，成立了专案组，进行严刑审讯，他被关押在北京卫戍警卫二师的一所交通干校里……张经武在牢狱中受到严重摧残，右肱骨被打断骨折，左肘骨节被打得脱臼。打断张经武右胳膊的具体经过，至今仍是一个谜。送到卫戍区的“犯人”，均用代号，不用真实姓名。张经武被打断右臂膀，曾送卫戍区二师医院、北京军区医院、积水潭医院治疗，张经武的代号叫“张武六”或“张56”，看病均无病历。卫戍区二师医院刘副院长后来回忆说：“当时听说这老头在西藏工作多年，解放西藏后是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一说56号都知道是张经武。”张经武不幸去世了，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因是什么？几个医院的院长、医生事后都说不清楚。唯一可靠的都说是，张经武骨折后，绝食六、七天，身体极为虚弱，是饥饿引起心力衰竭死去的。张经武去世后，专案组的一个成员电话通知张经武的女儿张华岗说：“张经武因心脏病复发，抢救无效，于1971年10月27日去世。”这一通知根本不提骨折事，隐瞒了死亡真相。张经武的湖南老家，土改时定为中农，为了打倒张经武，专案组不知根据什么把张经武的家庭出身写成地主，并报中央。他们还编造说，张经武已死父亲的骨灰盒里藏有手枪和金条，并派人从北京到湖南酃县张经武老家会同当地有关人员将其父的坟墓挖开，结果，骨灰盒里除骨灰外，什么也没有。在张经武被拘押一年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张经武的爱人杨岗也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关进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当时诬陷她为反革命分子，在监狱中关了七年，直到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六日才释放出来。监狱中，杨岗根本不知道张经武的任何消息，出狱后，一声晴天霹雳，张经武已惨死三年多了！在监狱里，杨岗是位英勇顽强的人，但现在怎么能承受住这一沉重打击，她的精神受到严重摧残……现在她的精神已经错乱，经常住在医院中。我相信有些西藏人或同情西藏的人不会认同中国人与西藏人都是专制暴政的受害者的观点。他们会说，中国人怎么对待自己，在中国人自己的事，你们尽可以自己迫害自己，为什么要扯上西藏人？西藏人和你们中国人本无关系，不能因为你们受了苦，你们施加给西藏的苦也就可以一笔勾销了。我不能说这种看法没有道义上的力量，但是事实上西藏和中国是没有办法分得那样清楚的。自己迫害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概念。如果说中国人曾经集体发作过革命高烧，进行过疯狂的自我毁灭，西藏人也不是完全置之度外的。在对西藏传统文化进行扫荡的过程中，千千万万的西藏人都曾以极大热情投身其中。我将在后面的章节谈到这一点，今天被视为西藏灾难的，并非都是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包括文化革命中砸寺庙和逼迫僧人还俗，藏人“红卫兵”和农牧民是主要的力量。在我采访西藏文革情况时，藏人谈到文革期间的恐怖气氛，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积极分子”的监视、密告和整人。当时“积极分子”数量很多，无孔不入，而且非常活跃。那些“积极分子”是什么人呢？他们恰恰都是藏人。当我问道为什么西藏宗教能被禁绝得那么彻底，如果绝大多数藏人都向往宗教的话，难道不是可以私下里进行宗教活动吗？在广阔的农村和牧场，在黑夜和黎明，汉人的眼睛是根本看不到的，他们的手也伸不了那么长。回答我的藏人说：“那怎么能行，家家都有年轻人，都是红卫兵，他们看着呢，搞不成。”那些监视着他们父辈的年轻红卫兵是什么人呢？他们不是汉人。一个藏人回答我的“为什么藏人会砸寺庙”的问题时激愤地说：“不砸还不被整成反革命！”且不说当时藏人砸寺庙是否都是出于被迫，即使承认这一点，那些整人的人又是什么人呢？不错，有汉人，但是也有很多（甚至在数量上更多）是藏人。我说这些的目的不是为推脱汉人的责任而恶意地揭过去的疮疤。藏人在文化革命中的表现目前被压在一种默契的沉默之下，那无疑会令人尴尬，令中共尴尬，令达赖尴尬，令无数经过那时代的藏人尴尬，也令那些藏人的后代尴尬，然而那却是历史，需要直面。更重要的是那里包藏着一个“为什么？”。弄明白那个“为什么？”事关重大，比故意回避或强制遗忘更有益于西藏的未来。对那个“为什么？”的进一步讨论是后话，这里主要想强调藏人遭受的灾难不应该记帐于全体汉人。汉人和藏人在同一个专制制度笼罩下，两族人民的遭遇、经历、感情状态、被蛊惑的疯狂以及惨痛结局基本相同，彼此间并没有鸿沟，这应该成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如果抹杀这个事实，非要以渲染民族压迫把两族人民推到相互为敌的状态，那只能为将来制造更多的仇恨和痛苦，而西藏问题的解决，也将因此更无出路。藏人白玛是北京“中央民族大学”的教师和研究员，讲一口纯正的汉语，英语也很流利。他曾被邀请到意大利和美国去讲学，现在正在联系到美国去读博士。白玛出生在黄河边的拉嘉乡，在他该上学的年龄正值文化大革命，因为他出身不好，没有被批准上学，每天只能为生产队去放羊。拉嘉乡附近有一个劳改农场，关着中国各地送来的劳改犯。其中一个上海老教授，每天为劳改农场放牛。七岁的白玛和上海教授成了朋友。他们每天在草原上相见。牛羊吃草的时候，教授就教白玛读书识字。牛跑远了，腿快善跑的白玛就帮助教授赶回来。白玛的奶奶知道有人教白玛读书，非常感激，不时让白玛带些酸奶、酥油一类食品，使教授在苛刻的劳改营伙食之外得到一些补充。就这样冬去春来，白玛跟教授学了四年。直到邓小平上台，中共不再死守阶级教条，白玛在十一岁时终于上了学。令学校吃惊的是，从未上过学的白玛，汉话说得比所有藏族教师都好，其他学科的成绩也都远远超过别的同学。从此白玛在学业上一帆风顺，进重点中学，考大学，读研究生，当大学教师……在听白玛给我讲他的故事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草原上相依而坐的图画，那形象让我感动。他们都是落难之人，他们相互有恩，他们难道该是、会是、能是敌人吗？白玛至今再没见过那位教授。
Ⅲ宗教之战
站在传统西藏一边的人把中共视为彻底反对宗教的无神论者，出于消灭一切宗教的目的，因此而不遗余力地对西藏宗教进行摧毁。那只是按照中共的口头理论去解释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中共摧毁其他宗教，虽然举的是反宗教的旗帜，却恰恰是为了让它自己的新宗教一统天下。从宗教的要素看，中共的意识形态至上（信仰）、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天堂）、对导师和领袖（上帝）无条件服从和崇拜、政治学习和洗脑（讲经布道）、主张改造世界观（觉悟）、鼓励反省和自我批评（忏悔），严格的纪律（戒条）和残酷的惩罚（宗教裁判），强调奉献与甘愿吃苦（苦行）……全都能一一对应地找到相应位置。也许真正的宗教家会对这种对应嗤之以鼻，表面形式的相似顶多是邪教所为。的确，共产主义宗教远比不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博大精深，然而却不能否认，作为一种简易明了的宗教，它在迅速征服和动员底层群众方面，有着特殊的力量。正是借助这种宗教机制，中共自身曾焕发出巨大的能量，并且蛊惑和操纵亿万中国人着魔般地跟随它，疯狂而欣喜地进行集体自我残害。也正是以这种宗教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