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平叛”
对西藏实行了八年的“一国两制”以达赖喇嘛的流亡而告最终失败。中共发现自己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既然最终免不了还是与西藏上层彻底决裂，以枪炮解决问题，当初费了那么多心血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成了多余，如果一开始就以武力“解放”西藏，直接建立共产党政权，仗不一定比后来“平叛”打得多，后来的很多事情也可能不同。当然，不能因此就说“平叛”前中共在西藏的八年是白呆了。仅以它修筑的两条公路——川藏路和青藏路——来说，就使从中国内地进藏所需的时间由过去的几个月缩短为十几天。交通的改善对于镇压西藏的武装反抗发挥了巨大作用。另外，在西藏的八年时间使中共以其穷人翻身的主张，吸引和培养了一批藏人追随者。那种断言中共在西藏没有任何群众基础、所有西藏人都忠于达赖喇嘛的观点是偏颇的。一个专门在藏人中间搞实录访谈的记者曾经在西藏《雪域文化》杂志上开了一个“高原人物”专栏，其中一篇是一个藏人在“平叛”中的亲历，可以对当时的情况获得一些比较直观的认识。
那天，大概是（1959年）元月3日。我陪着翻译蔡嘎到索县绒布乡的冈达去，那儿的绒布本（官职）冈青是我们工区的区长，蔡嘎从筑路队牵出4匹马，我们就上路了。骑到仁岗，早已埋伏好的叛匪朝我们打冷枪。我的左肩中了一枪，左脚还挨了一弹。蔡嘎也被打伤了。他们窜出来，截住蔡嘎的马。对方有八个人，我一看，差不多都认识，都是绒布的人，其中四个是喇嘛，他们也知道我们是工程队的。蔡嘎当时带着长枪、短枪，还有4颗手榴弹，来不及上手，几个叛匪一拥而上，把他抓起来。我自己有一支英式步枪，没有带，没有料到会遇上伏击。有个叫彭措旺加的叛匪在我背上捅了一刀，我一看他们人多，掉头就跑，也顾不得身上的伤痛。后来听说蔡嘎被他们杀害了。正跑着的时候，迎面遇上个少年，我赶紧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不说话。我当时带着砍柴的斧头，就吓唬他，你不告诉我，就劈了你。他赶紧说，别杀别杀，现在叛乱了，领头的是索县热登寺的丹增囊珠活佛，现在正在召集呢，18岁以上60岁以下的人都得参加。后来我知道，领头的还有康定人安珠·贡保扎西。那天是个星期天，工人们都休息．工程队有84个人，还有35个昌都的解放军，人倒是不少，但如果没有防备准会吃大亏。得赶紧告诉他们。这么想着，便加快了速度。那一年。我25岁。赶到工程队，我找到翻译白嘎，让人给我翻话，因为我不会汉话。可他不给我翻。我直接找到管理员邓克金，告诉他，叛匪来了。他不相信。我想可能是他没明白我的意思，又去找翻译洛罗，我告诉他刚才遇到的和听到的事情，洛罗又翻译给邓克金。邓克金马上宣布，吃完饭撤退。当时，大部分工人都到山上砍柴去了，在家只有18个人。撤退转移的路上遇到叛匪，准备对打，一接火，就被打死两个打伤两个，只好掉头又返回部队里。太阳已经落山了。工区的几个领导把大家叫到一块，开会商量怎么办。我没去开会，还在为刚才他们不相信叛乱的事生气。我走到院子里。为大家放哨。有人来劝我：你是大家的救命恩人，现在决定派4个熟悉情况的人到雅安多送信，你、安措、诺尔嘎和嘎瓦·庸仲去。你们化装成要饭的，不要带枪。夜已经很深了，我提出走夜路要带枪，大伙说要饭的带枪会暴露身份。就这么上路了。如今，4个人里，只有我和嘎瓦·庸仲还活着。头一天，我们走到娘隆住下了。第二天睁眼一看，山上都是叛匪，已经包围了工程队。白天走路不方便了，第二天呆了一天，夜里出发的。走到巴达松多住下了，第三天，又是白天呆着夜里出发。走到恰夏松多，天已经快亮了，可以看见叛匪满山的走动。我们在山里呆了一天，已经几天几夜没吃东西了，嘎瓦·庸仲说，他又渴又饿，对面山沟里有他的亲戚，弄点饭吃。他走以后，我看见对面山坡上有个女的，好像是甩了俄尔多（放牧甩石头的工具），不久，就有200多个叛匪，骑着马一群群地跑过来，朝我们这边开枪。这时已无法跑了。我们3个不幸被叛匪抓住。从山上赶到一户人家门口，庸仲还没有回来。有人喊：派八个人看住他们仨！让他们跪在地上不许动！有几个人看着我们，其他人一窝蜂进屋开会。有封信还在我身上，趁他们没注意，我赶紧塞进嘴里，拼命往肚里吞。有个芒康人，是贡嘎喇嘛强措的助手，叫土登，他吓唬我：吃的什么？我说吃的虱子。一会儿，他们把我悬空吊在梁上，每个腿上绑着一口袋盐，把衣服也扒下来，然后用鞭子抽。那个叛匪头子喇嘛强措过去知道我。他们抽我的时候，他就翘起二郎腿冷笑：有人说你带了枪和信？我说我听不懂，我是个要饭的人。他们继续抽我，抽到51下的时候我昏过去了。在梁上吊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放下来。我醒过来的时候是在帐篷里，康定人安珠·贡保扎西弄了点糌粑糊叫我吃，他跺着脚嘲骂我是相信魔鬼的人，是魔鬼的狗腿子，说他是从美国回来的，衣服是美国人发的。是坐飞机回来。还说飞机是什么什么，想飞哪就飞哪，说我是糊涂了，他们要我清醒过来。最后。还是让我交代信、枪哪儿去了，让我动员工程队投降。我还是那句话：我是要饭的，只是路过此地，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索县领头的就是热登寺的绒布·丹增囊珠，他问：“信呢？枪呢？你们单位多少人？有多少枪支？不交代就罚你。”有个人在石头上磨“堪贝”，是个吃糌粑的小铜勺。他走过来说：你不交代？我不吭气。他用磨利的勺子割开我的眼皮，问道：说不说你们单位多少人？我说不知道，是要饭的。他又用勺子割开另一个眼皮：再不说就挖你的双眼，剥你的皮。我当时横下一条心，反正也活不了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人抠出我的眼珠，一拉一放揪了三次，疼的钻心，眼球原来是有弹性的，它们垂落在脸上，还有些微弱的视力。人已经看不清了，只能看到自己的鲜血流得到处都是。我激动起来：你们说共产党是魔鬼，你们才是魔鬼，只有魔鬼才这么折磨我，共产党给我们饭吃给我们衣服穿……，没等我说完他们便气急败坏地挖掉了我的双眼。这以后，我失去了知觉。醒过来以后。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架子上了，手脚绑得还很紧。我用下巴在地上拱了一个小坑，鲜血很快流满了小坑，我喝了自己的血，感觉清醒了一些。旁边看守我的人发现我在喝血，大叫起来：这个家伙实在太顽固了！过了几分钟，随着耳边“嘶”的一声，眼眶一阵刺疼，我又昏了过去了。是他们用烧开的酥油浇到我眼眶里。不知过了多久，我慢慢醒过来。有一个叫罗丹的叛乱者，过去我们认识，他妹妹才仲我也认识，醒来时发现才仲在我身边。她说：“你这个人呐，上次叫你投降你不投降，弄成这个下场，太可怜了。她帮我解开绳子，我想站起来，脚却是软的，我一步一瘸地走到乌坚的家门口，乌坚拿出些糌粑给我，还给了我一块肉，他让我藏在他家附近的青棵草垛里。当天晚上，有几个叛匪路过那儿。发现了我，又把我吊起来。他们议论要剁掉我的手和下巴，在手上和下巴上捅了几刀，现在还有疤痕。有个人说：你是个死不了的人，还想跑？看来腿还没有给你卸下来，我们来帮你卸一下，说完就在我腿上捅了一刀。这一次，吊了7天7夜。才仲给我送了一次用元根做的土巴。每天都要折磨我一次，用带刺的“杂马洛”抽我的背，用火烧烤我的脚。现在，背上的伤疤还在。……再次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身边坐着很多人，有的扶着我，我依然是迷迷糊糊，旁边有人在走动，有人在弄水。我以为自己快要死了。有个声音很粗，说“金珠玛米”，还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胸章上，放在他的军帽上，我不敢相信真的是解放军……
当然，比起当时参加叛乱的人，布德这样的人那时肯定是少数，但他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藏下层人民可能的趋向。一旦他们真地相信了共产党的主张，认识到共产党的力量，并敢于重新审视西藏的传统生活和把旧西藏的社会结构判为不合理，他们是不难被共产党动员起来，并且陷入革命的狂热之中的。借助先进的武器和作战技术，中共军队可以在几十小时之内打垮集中在拉萨的藏人武装，但是肃清游击于雪山草原之间反抗者却远为困难得多。中共兰州军区一个主力团在藏北草原迷失方向，电台摔坏，断了联系，失踪45天才被飞机找到，其间只能以野兽野草充饥，却没有找到一个“叛匪” 。没有及时截断通往国外的道路，还使得相当一部分反抗者携带武器逃过边境，以印度、尼泊尔等国为基地，不时返回西藏进行作战。反抗战士熟悉地理气候，多为骑兵，善于游击，有群众基础，可以就地筹措给养，这些都是中共军队无法企及的，所以最终彻底平息他们所称的“西藏叛乱”，时间长达几年。面对西藏特殊情况给军事行动带来的不利条件，为了尽快稳定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西藏和藏区，中共除了加紧军事围剿，还必须同时切断西藏老百姓对叛乱的支持，使叛乱者无法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难以藏身。不切断这种支持，“平叛”将是无止境的。中共当时从两个方面着手做这件事，一是发动它所称的“民主改革”──即穷人翻身，通过废除劳役、均田分地、斗争“三大领主”争取西藏底层百姓转移立场，分化他们与西藏上层的传统效忠关系，摧毁庄园经济和寺庙政治等传统社会结构，从而使西藏上层领导的武装反抗失去群众基础；二是实行恐怖政策，对一切与叛乱有关联的人给以严厉镇压，通过剥夺生命（处决）或剥夺自由（关押）消灭叛乱方面的人力资源，并在西藏人中间造成人人自危的气氛，使老百姓不敢给叛乱者以任何形式的同情和支持。当时中国内地正处于“大跃进”之后的严重困难时期，饿死了上千万人，问题成堆，危机重重，中共急于摆脱西藏“平叛”在背后的牵制，使其不惜使用“快刀斩乱麻”的极端方式，加上中共体制决定的“宁左勿右”、“层层加码”之倾向，最终导致中共的“平叛”成为对藏人一次波及广泛的大迫害。受株连的藏人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十世班禅喇嘛虽然在西藏叛乱时期站到了中共一边，并在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后取其地位而代之，但是他最终也无法忍受中共对藏人的残暴行为，于1962年写了一份著名的“七万言书”，向中共最高层发出抗议和指责。在“七万言书”中，他这样指控“平叛”对藏人的迫害：
有些人在叛乱时住在叛乱地方或者去过叛区，或者只因路过叛区住了一下，就被戴上叛乱份子的帽子。关于同叛乱份子的联系方面，不分黑白地把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同康人和安多人有过新旧往来关系，甚至给路过的康人安多人借过宿的也都算作与叛乱份子有勾结的人；对于出于害怕而给过叛乱份子财务的，和被股匪抢劫过的，以及奉原西藏地方政府或宗奚本，地方上的叛乱领主之命，不得己而支援过叛伍的，也都戴上和自愿支援叛乱者相同的帽子。还有严重的是对一些人毫无原因的也被干部或积极份子随意捏造罪恶，加上了叛乱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的罪名。例如对我和与我一样的知名爱国进步人士，也竟被无中生有的称为反动派，那么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总之，对于大部份可戴可不戴叛乱帽子的，和不少不应戴帽子的好人，都被冤屈地扣上大帽子，逮捕关狱，没收其占有的财物等，同叛乱罪魁一样处理……
我曾经在青海藏区的下日乎寺遇见过一个云游喇嘛，名字叫洛珠。洛珠的汉话说得异乎寻常地好，在藏人尤其在喇嘛中是少见的。当我夸他的汉话好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他不仅会说普通话，还会说上海话和广东话，走遍中国没问题。问起他怎么学的，才知道那完全归功于“平叛”。当时十几岁的他被当作“叛匪”抓起来。关了十多年，在柴达木的荒滩戈壁上“劳动改造”。他在的劳改小队里只有他一个藏人，另外十三个劳改犯是来自中国十三个不同省份的汉人。为了一块劳动和生活，他不得不学汉话。那时普通话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他得同上海人讲上海话，同广东人讲广东话，同北方人讲普通话，就这么学了好几种方言。后来同队的汉人之间彼此讲不明白话时，还需要他给翻译。洛珠自己不承认他参加过“叛乱”。即使是他真跟所谓的“叛乱”有些瓜葛，十多年的关押也重得过份了。他当时毕竟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顶多是跟着起哄的角色。我在与洛珠分手的当天晚上，住在黄河边一位木匠的帐房里。他姓杨，是羌族人。羌人的传统文化与藏人有很多接近之处，两个民族常常混居在一起，所以西藏叛乱时不少羌人也卷了进去。老杨的爸爸和舅舅从国民党的黄浦军校毕业，是羌族早年的军事首领，那时也一块投身于反对共产党的叛乱。叛乱失败后，两人都逃往印度。老杨那时大学刚毕业，虽然他跟叛乱一点关系也没有，倒霉却全落到了他身上，先是挨整，然后开除公职。在得知即将抓他的消息时他逃跑了，从此常年在藏区到处流浪，白天装成个只会干活的文盲，夜里偷偷听美国之音的英语广播。后来他娶了一个藏族牧女为妻，生了一堆孩子。他说他的一生都被共产党给毁了。虽然后来邓小平的改革政策解除了政治迫害，他的生活方式却已经无法改变。他曾带着妻子孩子试图回四川定居，但妻儿只习惯高原生活，无法忍受内地的炎热潮湿，只好全家又搬回来，重新在黄河边支起牛毛帐房。我在一天之内打交道的两个人都在“平叛”时受牵连，由此能对“平叛”涉及的范围略见一斑。“平叛”对藏人就像“文化大革命”对汉人一样，凡是稍微有点地位或文化的人，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牵连。与我那些藏人朋友谈起来，差不多人人都有亲友在那时被杀或被关。我有一个朋友是位藏族县长，名字叫昂强，她爸爸是当年果洛一个小部落的头人。她告诉我她爸爸一直比较喜欢汉人，也拥护共产党，所以在整个果洛全部参加叛乱时，只有她爸爸管辖的部落没有参加。但是厄运照样落到他头上，他被抓走并且死在了监狱。昂强说：“那时共产党威信最差，见人就抓，过路的人抓，放牧的人抓，到监狱送吃的人也抓，连给他们押送犯人的人也抓，只要是藏民，抓起来就凑数，可能是有指标的吧。当官的都是汉民，藏民怕汉民，敢怒不敢言。”青海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塔尔寺有十个活佛，平叛时被抓起来八个，最小的当时才十多岁。按班禅喇嘛的说法，当时“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 他在“七万言书”里指责道：
在关押犯中，除去在西藏军区关押的一部份上层和一般监狱内有少数管理人员能按照党和国家的法律执行外，其余大部份监狱中对关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其主管这类问题的负责人或管理人员不关心，加之看守员和干部对那些残酷无情地恶言恫吓、恣意毒打；并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