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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苏联让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各国政府马上承认。二战时，斯大林吞并这三国，各国不是也马上承认了吗？类似的例子在历史上，在现实中比比皆是。政客永远是以投机为本能，政治永远是以本身的利益为出发点，世界各国政府决定一切事情，首先考虑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正义，彭先生将正义维护者的桂冠根据需要奉献给世界各国政府未免有点轻率。如果说政府理性是指避重就轻，避害趋利，则说得过重；如果说是坚持道义原则，则差之千里也。
而作为中国民主事业象征的异议人士魏京生，在谈到应该把达赖喇嘛请回拉萨时，理由之一也是避免“让一帮玩火的冒险家包围”身在印度的达赖喇嘛。他认为达赖喇嘛“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脱离了与汉族人的联盟，野心勃勃的印度人也不会比汉族人更好，锡金、不丹、尼泊尔就是将来独立的西藏国极好的榜样” 。魏京生这种思路中的国家主义色彩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也是对未来民主中国会以道义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之愿望的一种警醒。问题不在于魏京生本人，其根源应该追溯到当今世界的主权体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地放弃那个体系的原则，哪怕那国家是由圣人所领导的。Ⅱ 革命──确立主权的手段
“革命”是共产党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把“革命”概念供奉得如同宗教箴言，神圣无比，并要求所有中国人都把革命当作终极目标，为之奉献毕生。如果在那时有人说革命不过是一种工具，是用以达到某种实用目的的手段，肯定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甚至受到严厉惩罚。然而，发誓要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在最初解决西藏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企图，他们愿意放弃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容忍西藏保留被他们指称的“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甘愿让西藏的“百万农奴”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要求的只是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很明显，中共当时解决西藏问题，主权是第一位的，革命是可以让步的。西藏是中共最早进行的“一国两制”尝试（比香港的“一国两制”早将近半个世纪）。在与西藏统治者谈判的时候，凡属社会制度方面的分歧中共全部妥协，甚至主动做出保证不变的承诺，中共关注的焦点在主权，所以他们在事关主权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强硬，寸步不让。假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能够得到确实保证，中共可能并不在意让西藏的“一国两制”继续维持下去。尽管中共领袖从来都蛊惑人民视革命为终极目标，他们自己则是经常很灵活地把革命当作手段。一旦那手段与其想达到的实用目的发生冲突，革命就可以被撇在一边。流亡西藏人认为，中共对“一国两制”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骗局，共产党是不可能不对西藏进行革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就是如此。这种看法当然不错。等到中共能够完全控制西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的一套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西藏的传统制度。但是改变西藏的制度不是中共政权的迫切目的，它可以等，也确实做出了等下去的决定。中共之所以提前在西藏展开社会革命，是因为五十年代末西藏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那种局面使中共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可能在“一国两制”的状态下得到保证，真正在西藏建立牢靠的主权，只能把西藏纳入与中国一体的“一国一制”。这时革命仍然是作为手段，作用是摧毁西藏的旧政权和滋生反叛的社会基础，建立完全服从中国的权力体系和社会结构，最终目的仍然是在确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就是在个意义上，我说中共在西藏的革命，尽管戴上了种种“解放”、“翻身”、“人民当家做主”的桂冠，其本质，不过是二十世纪以来中藏之间的主权之争的进一步延续而已。至于再往后，革命在西藏泛滥成灾难，完全在形而上的层面陷入疯狂而脱离了确立主权的意义，那已经不是专门针对西藏的革命，而是在中国的“一国一制”中，西藏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其他部分共同遭到的席卷。
第五章 “一国两制”的失败
吹捧邓小平的人，把“一国两制”说成是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所做的天才构想，是开天辟地的历史首创。但是“一国两制”的发明权并不属于邓小平。香港与中国的“一国两制”目前刚刚开始，西藏与中国的“一国两制”却是从1951年就已经实行，在维持了八年之后，最后以战争和流血告终。中共推出西藏的“一国两制”和香港的“一国两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主权问题。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否能成功，还需要时间观察，而西藏的“一国两制”，历史已经证明是一个失败。
1、“和平解放”
1950年秋天，中共解放军在藏东昌都一战消灭了藏军主力，显示了对西藏的绝对优势之后，随之又作出和平姿态。他们对藏军俘虏友好款待，将连排军官85人、士兵2562人遣散释放，发给俘虏回家路费银元二万多，马匹510匹 。这种大刚大柔兼而有之的形象对藏人同时产生了慑服和笼络的效果，使其失去继续抵抗的信心和意志。被遣返的俘虏把中共的好名声带到西藏各地，同时中共又避免了管理关押数千战俘的负担。昌都战役后中共停止了军事行动，一方面等待西藏高原不宜作战和行军的冬天过去，一方面看昌都战役的教训是否会说服西藏当局进行谈判，接受中共提出的“祖国统一”之要求。这期间，面对国际社会指责解放军“侵略”西藏，中共在其对外公告中表现出的态度极为轻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明确宣布：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藏，其使命是解放西藏人民，捍卫中国的边疆。这是中央人民政府坚定不移的政策。
这种使国际社会震惊的傲慢口气；清晰地表明新中国渴望洗刷百年卑躬屈膝的耻辱。西藏所指望的国际社会干涉，对以这种口气说话的政权显然不会收到效果。何况西藏历史上的法律地位，不能给国际干涉提供足够的根据，因而美国和英国在当时都拒绝对西藏提供实质性援助；联合国不愿意讨论关于西藏遭到中国侵略的议案；与西藏唇齿相依的印度也只作口头文章；西藏只剩几千残军守卫昌都通向拉萨的要道，强大的解放军随时可能向拉萨进军，抵抗几乎全无希望。孤立和不堪一击的绝望之感笼罩着旧西藏统治者的心灵。拉萨房价猛跌，甚至以几千大洋就可以买下一栋贵族的私宅。噶厦政府决定把刚刚亲政的达赖喇嘛转移到西藏与锡金的边境，以防中国军队再次重演昌都战役的故伎，以迂回包抄的方式切断他们逃往印度的后路。亚东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处海拔较低、山清水秀的地方。达赖喇嘛一行住在亚东的东噶寺。那是一个很小的寺庙，几年前我去拜访时，里面只有几个年长僧人领着一群出家的儿童。寺庙院里有一只拴在铁链上的猴子，见人就龇牙咧嘴地翻跟头。达赖住过的房间仍然保留当年原样。里面有两张床，那时达赖晚上睡觉还需要他的老师陪同，可想不会有太多的决策能力。噶厦政府也从拉萨转移到亚东办公。亚东的地理位置适于同时进行两手准备：一方面与中共开展议和谈判，观看局势发展；另一方面随时可以跨出边境，流亡印度。现在回头看历史，西藏无论如何不能避免被中国占领，不管是国际社会还是西藏自身，都没有力量阻挡中共军队进藏。虽然如此，西藏被占领的方式却可能不同，而中国以哪一种方式占领西藏，对西藏后来的走向也会有不同影响。中共当时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和平解放”，一是武力攻打。中共高层更希望前者，那意味着“西藏自愿回归祖国大家庭”，既有利于对外的形象，又符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能减轻战争负担，所以它极力向“和平解放”的方向引导。现在，事过境迁，有人却开始对当时的和平结局感到后悔。那时身为中共进藏十八军高级指挥官的李觉将军，四十年后就这样重新设想历史：
如果噶厦不死守金沙江，而是采用游击战来截断我供应线，分割、分散我兵力，拉长我战线，在运动战中集中优势兵力将我各个击破，有可能彻底拖垮入藏部队。如此一来，我们只能……采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蚕食战术，每前进一步，公路交通跟进一步，后勤保障跟进一步，巩固一步。多路进军相配合，最后迫使它的全部力量集结于拉萨，将它一举歼灭。彻底摧毁这个统治集团之后，我们再返回来对平民、对下层僧俗官员讲民族、宗教政策，建立以藏族翻身农奴和共产党领导骨干相结合的政权。这样，虽然时间长一些，或许一年两年，或许三年五年才能真正解放全西藏受压迫的农奴，但是所成立的政权就相当稳固，也许就不存在1959年的叛乱，就不存在1987年以后的骚乱。
如果没打昌都战役，当年的西藏势态也许会向李觉将军期望的方向发展。然而昌都惨败使噶厦完全失去了继续抵抗的信心。同时，急于促成“和平解放”的中共又把话说得非常动听：
人民解放军入藏之后，保护西藏全体僧侣、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西藏全体人民之宗教信仰自由，保护一切喇嘛寺庙，帮助西藏人民开展教育和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对于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各级僧侣、官员、头人等照常供职。一切有关西藏各项改革之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过去亲帝国主义与国民党之官吏，如经事实证明，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脱离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者，仍可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忠诚执行中央人民政府上述各项政策。尊重西藏人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妄取民间一针一线，借用家俱均经物主同意，如有损毁，决按市价赔偿。雇用人、畜差役，均付相当代价。不拉夫，不捉牲畜。
比起1904年时面对荣赫鹏使团的状况，西藏统治者总算聪明了一些，虽然照例有多次变卦反复，最终还是同意与中共进行谈判。当时阿沛·阿旺晋美作为昌都战役的战俘，已经在共产党控制的昌都住了将近半年，被噶厦任命为与中共当局谈判的首席代表，从昌都直接去北京进行谈判。这个任命似乎有点奇怪，阿沛人在昌都期间，每天受共产党的影响。去北京一路走了近一个月，各处皆予最高规格接待。当时在中共西南局任书记的邓小平亲自到重庆机场迎接；到北京时，周恩来和朱德到火车站迎接。共产党那时的“统战”很能笼络人心，比起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共产党也确实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一番新气象，使人受到吸引和鼓舞。让阿沛去谈判，在感情上难免自觉不自觉地受中共影响。后来达赖喇嘛称谈判最终达成的《十七条协议》（全称为《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是在逼迫下签署的：
协议是作为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不让我们的代表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或建议。对他们进行了侮辱、谩骂，并威胁要对他们使用暴力，对西藏人民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也不让他们向我和我的政府进一步请示。
这看起来不是中共的做事方式，中共也也没有必要那样。谈判从1949年4月29日开始，到5月23日正式签署协议，简单粗暴的最后通牒用不了25天的时间，肯定经过了多次反复和讨价还价。无疑，谈判肯定是由中共方面主导的，这丝毫不奇怪，胜者在谈判中占有优势，对谁都是这样。为了一目了然，这里把《十七条协议》中的每一条用一句话概括如下：
一、西藏属于中国；二、西藏同意解放军进藏；三、西藏自治；四、西藏现行制度、达赖和各级官员的地位不变；五、六、恢复班禅地位；七、维护西藏宗教；八、藏军改编为解放军；九、发展西藏教育；十、改善西藏人民生活；十一、中国不强迫西藏改革；十二、对西藏官员不究既往；十三、进藏解放军遵守军纪；十四、中国掌管西藏外交；十五、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十六、中国担负其在西藏所需的经费；十七、协议于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
中共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坚持由于过去受到帝国主义控制，所以西藏才对祖国有了“非爱国主义的态度”。西藏代表最初否认西藏存在任何帝国主义势力的活动，但是中共代表提醒说那是因为西藏人还没有识破他们。最后西藏代表不得不说“如果他们在那里，那你们就把他们赶走。”对条款的具体内容，虽然西藏代表不喜欢中国在西藏驻军和由中国掌管西藏外交的条款，但是他们理智地认识到没有别的选择，对此必须同意。他们曾拒绝在谈判中加进有关班禅的条款，那是历史遗留的问题，与这个谈判没有必然联系，但是中共方面认定西藏解放与班禅回归是不可分割的，必须一揽子解决。中共方面把班禅作为牵制达赖的一张牌，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予以安排。这与历史上清朝政府和民国政府采取的政策一脉相承。双方冲突最大的是有关中国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的条款。梅·戈德斯坦在他书里这样描写：
当西藏代表问军政委员会的目的是什么时，中共代表答复说，这要视在履行《协议》时西藏的需要而定。西藏代表不赞成中共代表所作的解释，他们说这与《协议》中所规定的中央人民政府不会改变现存的制度的内容相矛盾。这种分析激怒了中共代表，他们气愤地回答说：“你们是在说你们打算同中央人民政府作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们就回去好了，没有必要再呆在这里。我们将派人民解放军进藏。”于是西藏代表力图让中共代表平静下来，便建议休会。在这段时间，西藏代表进行了内部交谈并决定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尽管在《协议》的其他各点都曾产生过份歧，但是这是唯一的一次中共代表表示，如果西藏代表不同意这一点，将派军队进藏进行武力威慑。在中共代表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就允许他们建立自己永久性行政管理机构。
既然中共去西藏是为了确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主权是由政权直接体现的，它就不可能不打算建立自己的政权体系。中共不愿意明确解释的军政委员会，实际上的目的是一旦形势需要，它就随时可以把西藏政府置于一旁，自行接管西藏政权。协议的最后一条也很重要，因为它意味着不需要西藏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批准，这项协议就已经可以开始实行。尽管在谈判开始时阿沛表示他不具有签署一项协议的权力，后来他又矛盾地同意在协议上写上他是“全权代表” 。而且不知什么理由，西藏谈判代表没有要求先把谈判结果通报西藏政府，待获得批准后再对外公布。结果，达赖喇嘛本人以及西藏地方政府是通过北京的